当前位置: 首页 >> 新闻和信息 >> 正文

“北外中国学讲堂”第六讲:“跨国电影的交流困境:以意中合作的《中国》与《末代皇帝》为中心的考察”成功举办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2-09-30 [来源]: [浏览次数]:

2022年9月23日下午3:30,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北外中国学讲堂”第六讲——“跨国电影的交流困境:以意中合作的《中国》与《末代皇帝》为中心的考察”于线上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道新教授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李道新教授以讲解穿插视频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生平以及他拍摄纪录片《中国》(1972)的经历。1972年,当安东尼奥尼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来到中国拍片的时候,他已经是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中国政府希望借助他的国际名望来宣传和展示中国的正面形象;而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具有左翼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以及第三世界和弱势群体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同情和热爱,对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有一种“狂热的好奇”,这也是他选择接受邀请,把镜头转向东方,对准中国的根本原因。

中、意两方的不同目的促成了这次电影合作,然而,李道新教授接着指出,从一开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想法与邀请一位大师来拍纪录片的行动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错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电影人本身的主体性被忽视。安东尼奥尼的想法与当时中国人对于电影的认识呈现出很大不同,他坚持“《中国》并不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的理念,常常去“抢拍一些我们当时感觉不太好的镜头”,对自己不想拍的东西就坚决不拍。

正是这种观念的错位导致了《中国》上映后,在中国与西方世界命运迥异。一方面,《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另一方面,《中国》在中国国内却无法上映,并遭到大量批判,被认为是“反华”的、诋毁中国形象的作品。虽然在1979年,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对于影片《中国》的误解也被“拨乱反正”,但一直到2004年,通过北京电影学院与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合作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部在中国尘封了三十余年的电影才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被放映。三年后,安东尼奥尼导演离世。

李道新教授认为,安东尼奥尼导演在一个最不可能来到中国的时候来到中国,在一个最不可能记录中国的地方记录中国,这是历史的缘分。同时,这也是一次由于不同社会体制、不同精神状态而造成的跨国电影交流困境,是以一代人的理想和生命为代价来完成的,其中产生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今,我们站在50年后再回忆当年,有情感上的唏嘘,也需要有对国际交流的反思。

李道新教授紧接着提到另一部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1987),这一次意、中合作,同样是以大师的名义,却跟十年前《中国》的遭遇产生巨大的反差。《末代皇帝》这部电影从开拍之初就有世界与中国各方的大力支持,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可以进入紫禁城内部拍摄,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待遇。当其斩获奥斯卡九项大奖后,更是在中国国内收获无数赞誉,迄今为止,在某瓣上的评分仍然高居前列。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面向世界的极大诚意和强烈渴望。就像洞开的紫禁城大门一样,此时的中国同样渴望着向世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的认可。

最后,李道新教授总结道,虽然《末代皇帝》饱受赞誉,但电影中也不全是表现对中国的同情和尊重,其中仍然有中国本身主体性没有得到应有彰显的地方,只是因其处于中国迫切渴望获得世界认同的语境之下,没有受到太多批评和反思。在此之后的中外合拍跨国电影也,并非一帆风顺,如《狼图腾》、《长城》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应有的成就。这也表明,跨国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变得更少,也没有变得更顺利。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也只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外电影与中外文化交流。

讲座结束后,梁燕教授对讲座作了概括性总结,梁燕教授指出,李道新教授用思辨的电影思维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生动的讲座,不止在电影领域,如今我们和世界的交流在方方面面上都存在着困境,但我们依然要努力拉近自己与世界的距离,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出自己真实、全面、立体的面貌,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在今后可以带着这样的思维去展开对电影的思考。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1级硕士生 陈虹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