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经学研究时有不该有的硬伤”

《 中华读书报》（2012年09月19日 07版）

台湾经学没有中断，像我的老师屈万里先生经学的底子就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的经学基本知识不太容易出现错误。大陆有很多人都会犯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大陆所说的“硬伤”。

至少应该将经学和经学史列入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如果经学成为一级学科，那《周易》、《尚书》、《诗经》、经学史就是二级学科，要确立这个学科的地位才能培养人才。……在古代经学是光明正大地研究的，现在研究经学要偷偷摸摸地藏在其他学科里面，要培养人才就困难了。

读书报：经学是中国传统中的显学，但从清末以来逐渐式微，您认为经学研究出现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经学研究目前面临哪些困境？

林庆彰：经学面临的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不太一样。大陆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中没有经学，主要原因是科举取消，经学失去了依托。经学是一个很老的学科，它以前有活力是靠科举的关系，现在要把它恢复过来有很大的阻力。我对大陆经学复兴还比较乐观，但像姜广辉等一些大陆学者都不是很乐观。

台湾面临的问题是，因为台湾意识越来越强，教学中加进了很多关于台湾本土的课程，削减了传统文化课程的数目和教学时间，像近几年文言文所占的比率逐渐减少。这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马英九上台以后做了一些调整，譬如，民进党执政时代基本上取消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课），现在马英九执政又将它们重新恢复过来。当然，马英九这样做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台湾内部的意见非常多，这也是台湾很棘手的问题。

读书报：能不能谈谈您对大陆经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和评价？

林庆彰：我对大陆经学界有一个担忧，就是大家互相批评、攻击，不合作，好像各个研究经学的人之间都没有什么诚意来往，这对经学的成长力量是一种内耗，就像民国初年今古文经学的内斗导致经学的衰亡一样，我不希望见到经学还没有复兴就出现那样的局面。

读书报：您觉得大陆和台湾在经学研究方面各有哪些优劣之处？

林庆彰：从研究的方法讲，台湾学者利用的学科资源有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利用新的典范（大陆叫范式）来解释中国经学的发展，大陆经学研究还没有进入这个状况。

读书报：也就是说台湾在研究方法上比大陆先进一点？

林庆彰：对。台湾当时出国留学的比较多、比较早。虽然出国留学的人并不一定都研究经学，但是他可以把他的方法用到经学的研究上面，这是台湾经学界的一个优点。台湾经学没有中断，像我的老师屈万里先生经学的底子就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的经学基本知识不太容易出现错误。大陆有很多人都会犯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大陆所说的“硬伤”。我举两个例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本是隋末唐初完成的一本书，隔了七八十年，孔颖达做《五经正义》的时候并没有把《经典释文》）拆散抄到他的书里面。后来到了宋代，有人认为将《经典释文》一个字一个字拆散放进去读比较方便，因为有音有义。但是有大陆的学者说孔颖达很聪明，他编《五经正义》的时候就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拆散抄入《五经正义》里面。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台湾的学者不太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有师承，老师会告诉他不能这样讲。

还有一个例子是，《毛诗郑笺》在“毛诗序”的下面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其实是郑玄的《笺》，但是因为他没有标“笺曰”，所以有大陆学者认为那一段文字是毛亨的话，其实毛亨并没有注“毛亨诗序”。为什么没有写“笺曰”？因为毛没有注，就不用笺曰来分别毛亨和郑玄的注。把郑玄的误以为是毛亨的，当然会出问题。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大陆在基本知识方面有待加强。

读书报：台湾在经学研究方法上受西学的影响比较多，师承也没有中断，这是它的两个优势所在。台湾的短处在哪里？

林庆彰：跟大陆比起来，台湾的年轻人没有大陆年轻人那么用功。我接触过的研究生中，千百个中才有一个对经学有兴趣。在台湾，硕士生能够把《十三经》读完的十个当中找不到一个，都是被逼的，随随便便读一下。将来20年后，大陆学者成学了以后，底子就比台湾的要好，因为他很用功，这一点台湾确实比不上大陆。大陆的经学研究还有一点台湾没办法比的，就是大陆外文系的博、硕士生研究欧美汉学的很多。尽管他们经典的知识可能不足，但是他们研究欧美汉学家，慢慢地也会建立一种传统。但台湾的学生实在没有能力研究欧美汉学。台湾的中文系、外文系都不很理想，没有能力研究欧美汉学。研究欧美汉学比较好的是香港和大陆，像张西平先生当年的做法，台湾不能比。

读书报：大陆经学研究方面还有哪些长处？

林庆彰：大陆有很多工具书、著作可以补台湾的不足，譬如《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考古学论文索引》，收集的材料非常完备。至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于台湾学界来说，其作用难以用言语形容。台湾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现在，台湾的期刊论文检索系统几乎停摆了，因为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读书报：这几年来国学的热度很高，您也曾指出国学热首先必须为经学正名，然后确立经学的学术地位。如何确立？您认为应该具体怎么来实施？

林庆彰：至少应该将经学和经学史列入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如果经学成为一级学科，那《周易》、《尚书》、《诗经》、经学史就是二级学科，要确立这个学科的地位才能培养人才。现在经学根本不是一个学科，培养人才只不过是学者个人的兴趣。如果有人做经学研究，他可能在古代史专业或者专门史专业里面去研究经学，那叫做“古籍整理”，不是真正地研究经学。在古代经学是光明正大地研究的，现在研究经学要偷偷摸摸地藏在其他学科里面，要培养人才就困难了。

读书报：您在台湾的经学界做了大量开山性工作，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民国经学丛书”，也是两岸目前关于民国时期经学最齐备的，可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林庆彰：这套丛书目前已出一至四辑共240册，马上要出五六辑。一辑60册，一次出两辑。2005年我们开始着手民国经学研究。如果说准备工作要更早一点，2003年2004年就开始了。目前大陆所了解的民国时期的经学丛书大概只有220种，我们搜集到1300种，能够编入经学丛书的大概有1000种，另外300种无法找到。

读书报：您为推动经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涉及到经学史重新诠释、经学数据编辑整理和日本经学著作翻译整理。如果做自我评定的话，这三块中哪一块在您个人学术中分量最重？

林庆彰：我花时间最多的是编辑经学目录，最满意的是对经学史的重新诠释，我提出“回归原典运动”，这在之前没有人提出过。我对魏晋时代经学史的地位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都觉得魏晋时代经学以玄学化为特点，我认为魏晋时代应该是古学发达的时代，不能说经学玄学化。另外，我对唐朝经学的观点也跟传统不一样。（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