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日13点45分，好友自俄发来的邮件，惊瘫了正在准备行装的我，“刚刚接到消息，李福清已去世。详情查后相告，一些事情如何处理尚不得而知”。我顿时呆坐下去，漠然地望向窗外：仿佛看到明亮的天空上，一束更耀眼的流光，由高处倏忽滑过。我暗问自己，这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这颗巨星，正在走向天堂吗？李儒身后，俄罗斯和中国学者缅怀逝者一生为中俄文化架桥搭阁之功。本刊特选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于10月15日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的李福清追思会上的发言，轸念对本刊多有匡助、一生探赜索隐于中国文学的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院士。
六十年竭尽心力 功与名永垂史册
——缅怀李福清院士
李明滨
刚度过八十华诞不久的老友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10月3日离别了人世，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今天，我们只能强忍悲痛来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追思会以缅怀他，纪念他一生的丰功伟绩。
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之一
李福清院士的贡献巨大，他是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之一。
中国文学传入俄罗斯的时间，当从18世纪上半叶算起，有案可查的是作家诺维科夫（1744-1794）主办的两家杂志（《雄蜂》和《爱说闲话的人》）和科泽尔斯基（1728-1794）主持的一本杂志，时常发表中国文章的译文。尤其刊载作家冯维辛从法文转译的《大学》，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自中文的《易经》、《大学》（1780）、《中庸》（1784）等书的选段和童蒙读物《三字经》（1779）。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832年出现了章回小说《好逑传》的首次俄译本。同年出了两种版本，一为译自中文，登载于普希金创始的文艺集刊《北国之花》（1832）。一为转译自法文的单行本。1835年，汉学家列昂季耶夫在其中篇小说《旅行者》中转述了《西厢记》的剧情。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仅“偶尔为之”，与比丘林所完成大批典籍的俄译相比，实在不明显。
比丘林（1777-1853）完成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哲学、政治体制、社会律法，以及部分语言文学，后来编成12卷文集。他做的工作属于中国国情的综合调研，从而完成了俄国汉学奠基人的使命。因而可以说，从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营造的是俄罗斯汉学的总体学科。
作为俄国汉学的分支学科——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迟至19世纪下半叶才凸显出来。其标志是这门课程在19世纪末进入高校（先是喀山大学，后为圣彼得堡大学），并出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瓦西里耶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为俄国开创了两项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第一”。
此后，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程，出现了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西里、阿翰林和李福清。他们分别代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俄苏研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中名王西里，在喀山大学首开中国文学课，著成《中国文学史纲要》，编译多卷中国文学作品读本，成为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他本人也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第一位中国文学学科的院士（1886）。
20世纪上半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尊称阿翰林）从翻译古诗起步，译成《诗品》、《文赋》、《聊斋志异》，研究古典诗学，并且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最早写出论《诗品》的专著。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专著在1916年出版。它可能是世界（包括中国）首部论《诗品》的著作（王元化语）。阿氏本人于1926年被北京图书馆聘为仅英、德、法、俄、日五国各一名的“通讯馆员”。在其推动下，形成了俄罗斯汉学学派。他为文学研究的全面开拓和均衡发展准备了条件。
20世纪下半叶迎来了汉学总体学科和文学分支的全面发展，走向辉煌。俄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人才辈出，灿若星辰，李福清便是其中的皎皎者。
在文学研究内又细分出神话、民间文学、古诗和现代诗、小说、戏剧和文学理论诸门类，且已产生各自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成果遍布中国文学各领域。其中有足够水平的专著，计数在100部以上。
此时俄罗斯已造就一支强大的汉学队伍，仅计副博士以上有612人，其中文学研究者145人，占总数的1/4。文学研究和评论出现过两波热潮。
第一波在50年代，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主要作品，编成俄译本《中国文学丛书》40种。第二波在80年代，主要翻译当代文学，包括小说和诗歌。
广受中国学界的认可和赞誉的汉学家
李福清院士的学术成就广受中国学界的认可和赞誉。2008年5月29日晋升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李福清，是俄国史上专以研究中国文学荣膺院士的第三人。
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1932-2012）系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莫斯科人文大学教授。迄今已用俄、中、英、德、日、韩、越等种文字发表文著255篇（部）以上。学术成就杰出。他在2003年12月22日接受了中国政府教育部授予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他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李福清1952年开始发表汉学论文，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入科学院工作。他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文著，其中主要著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Историческаяэпопея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从神话到章回小说》（Отмифак роману. 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业已全译或部分译成中文。还有直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增订本改题为《神话与鬼话》）。
在专著以外，还有数量巨大的文章。近期出版的中文本《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则是从他的文章和著作选编出来的篇目并经作者亲自审定，可说是他的著作代表。
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都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
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为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他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我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在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
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大陆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这是李福清氏近期在研究工作上更为辛苦，因而在成绩方面也更上了一层楼。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是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
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其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本、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天津的中国年画博物馆盛情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基隆的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发现多种流失古籍的“西行者”
李福清院士曾经对我说，他的学术生涯可以写成一部《一个俄国汉学家的西游记》。记两件事：一是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一是考察西方还保存着多少中国已失传了的中国古籍。
李氏陆续发表多篇文章披露考察的成绩。比如《前所未有的〈红楼梦〉抄本》（与孟列夫合写，1964）、《中文抄本、刻本寻访记》（1965）、《苏联汉学图书馆藏的中国章回小说》（1983）、《红楼梦年画在苏联》（1986）、《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目录》（1992）、《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1993）、《小说〈姑妄言〉抄本之发现》（1997）。
其中《红楼梦》抄本经多位我国红学家确认，曾做过该书11种古抄本的汇校勘本（《石头记会真》）的红学家周汝昌前往列宁格勒作实地签定，认为是我国国内迄今未见的新本。《姑妄言》也经北京刘世德、台北陈庆浩、王秋桂等专家认定是国内早已散失的孤本。
李福清有多项可贵的发现，功莫大焉。
李福清院士长期不断考察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足迹遍及欧亚各国，对于古籍珍本和孤本时有发现，举其大者有：
一、罕见的抄本《石头记》在列宁格勒发现
1964年俄国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以《〈红楼梦〉前所未闻的抄本》（载莫斯科《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一文公布了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石头记》清代抄本的信息。
1984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派出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位专家前往考察。据专家所见：
此《石头记》抄本共35册，线装，有包角。抄本用的纸张是清代常见的竹纸。纸色浅米黄，纸质似不够薄净光洁，比起“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等乾隆抄本的纸质和黄脆程度来，似都显得“新”一点，纸质也较粗糙。
这个抄本的底本是属于脂砚斋评本，这是无可怀疑的。
专家认定：
此抄本抄定年代……为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或者在嘉庆年间最为可能（公元1796-1820年）。
《石头记》抄本，20年代始，我国续有发现，至今屈指已得11种如今又添一种，实为红学界之盛事！
当年中华书局曾影印出版过，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决定作为精品图书重新影印出版。
二、《姑妄言》抄本在莫斯科发现
1964年，李福清在列宁图书馆（苏联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抄本部，意外发现了康·安·斯卡奇科夫（1821-1883）收藏的《姑妄言》小说抄本。
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籍，大部分是他1848-1859年在北京搜集的。回俄国后，外交部又派他到新疆当驻塔尔巴哈台的领事。到新疆时，他特别注意当地的历史资料，购买了不少旧书与抄本，他收藏有34种新疆历史抄本（其中多半从未刊行），和11种未刊行的新疆地图。
斯卡奇科夫大量搜集各种文学作品，小说方面除了著名的四大奇书之外，还有一些较罕见的作品，有的版本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如三槐堂本《绣像飞龙全传》、孔耕书屋本《增订精忠演义》等，或海外较少见的《三分梦全传》（道光十五年版）、《莲子瓶全传》（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红袍全传》（道光十三年版）、《娱乐醒目编》（咸丰二年刊）等等，1848年到北京的斯卡奇科夫买的大多是道光时期小说版本，他也许是打算较全面的搜集各种小说，所以得到《姑妄言》抄本不是偶然的（其他小说都是刻本）。
1966年，李福清发表一篇长文《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谴》，补充孙揩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各种俗文学目录，第一次著录了在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手抄本。文中介绍：
《姑妄言》是章回小说，作者为三韩曹去晶，有1730年（雍正八年）自序，林纯翁总评，分二十四卷。李氏当时查孙揩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均未见著录。曾与孙揩第通信时，提到这本书，孙回答说从未见过，并疑为韩国人用中文写的作品。其实“三韩”是中国的一个县名，清代属热河省，《姑妄言》作者是三韩县的汉族人。李氏云他可惜多年都查不到关于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
此后，李福清多年追踪抄本的其他线索，对比各种资料目录：
1984年大冢秀高教授编印《中国通俗小说改订稿》，记录《姑妄言》只写？卷？回，周越然旧藏。1987年增补时，著录的仍是周越然旧藏的“素纸精抄本，存第四十至四十二回”。这个残抄本不知去向。1990年北京吴晓铃教授、法国陈庆浩教授都告诉李福清，云上海学会有它的铅印本。陈庆浩则早已从李氏1966年发表的文章，得知李氏莫斯科发现了《姑妄言》较完整的旧抄本。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据周越然《孤本小说十种》著录了上海优生学会铅印残本，但未见该书；1993年北京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全书》才首度介绍该残本的内容和居士山人写的大意，疑是明末清初作品，并说：“清代禁书诸录及诸家藏书目均未著录，故无法确考其成书时代及作者。”他们也听说“前苏联藏此书之全帙，抄本二十四册”，但因未1966年李文，不知莫斯科所藏抄本有作者曹去晶的名字，也有1730年的作者自序，它肯定不是明末清初之作，而是雍正时期的小说。
1993年李福清会同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商讨决定在台湾出版的《思无邪汇宝》丛书中收入《姑妄言》，作为排印本出版（1997）。
从俄国斯卡奇科夫在北京开始大量搜购中国古书及旧抄本，迄今已150年。现在《姑妄言》小说抄本才第一次在中国问世，这也是台湾与俄罗斯第一次合作出版的一本书。
中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同李福清交往数十年，读过不少他惠赠的著作，深感其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到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是他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也是他超越前辈的创新之点，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当然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
在我国学者中，首先指出李福清的创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昌仪先生。她于1984年写的评李氏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李氏把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引进了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中，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子。这一发现非同凡响，不但引起了前辈学者钟敬文对李氏的惊奇和赞赏，而且也得到了李氏本人的认同。不然，为什么他在2008年当选院士之前提供的学术界评论他的资料中，外国学者中仅有马昌仪的一篇文章入选。况且在中国人写的这么多评介李氏学术的论文中，唯有马文被选出？足见李福清对此文之重视。
实际上，李福清反映了俄国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既不同于法国学派、也不同于美国学派的一种新观点。他们认为，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文学的关系时，唯有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才是行得通的、正确的理论。李福清正是运用了日尔蒙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和他的导师契切罗夫的系统研究方法，才使他的中国文学研究别开生面。李福清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汉学研究俄国学派的一个代表。
李福清院士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和中俄文化交流，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博得了中国同行的尊敬，不但得到前辈学者、权威专家郑振铎、何其芳、顾颉刚、钟敬文、季羡林的认可和表扬，而且得到许多同辈学人的赞誉，包括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民间文艺学和文艺理论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有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全国文联研究院刘锡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毓罴、马昌仪、民族文学所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田大畏、商务印书馆编审潘安荣、中华书局副总编柴剑虹、作家王蒙、冯骥才，还有我国台湾学者台大教授陈庆浩、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秋桂、胡万川先生等。
他的经历正如苏联汉学家阿翰林曾经说的：研究外国文化的人，如若能得到对象国的认可，那就是莫大的荣幸。
李福清院士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为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心力。无论作为个人几十年的老友，还是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都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
附记：本文中部分资料史实曾见于拙著《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和《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中的现当代部分，和《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学苑出版社，2010年）书内，恕不一一注明。
（作者：李明滨，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
2012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