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希望

——泰戈尔访华与新时代预言

张西平《中华读书报》（2012年03月07日 17版）

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中，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带上西方所开辟的现代化轨道，在灾难中并非没有进步。历史在恶中进步，精神也得到释放。或许像王船山所说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须看到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上的内在矛盾，一直内存于我们的精神之中。

一

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今天当我们重温上个世纪泰戈尔来中国时文化界对泰戈尔的研究和评价的文字，感触良多。泰戈尔是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是东方国家的文人中较早批评西方文化、并对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的人。当年泰戈尔来到中国时，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西方思想与文化仍是中国知识界的希望之星，而泰戈尔却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这样的看法必然在中国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说：“‘好了！抨击西方文化，表扬东方文化的大师到了！他一定会替我们指出迷途；中华民族有了出路了！’这是玄学家和东方文化者底欢迎词。……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唯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这便是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之泰戈尔的理由。”（茅盾《对于泰戈尔的希望》）

赞同者则认为，“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太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见者一样，为这些人类发见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里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的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咒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给世界带来了灾难。“西方乃至全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干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太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郑振铎《欢迎太戈尔》）

二

从这些话语和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界对泰戈尔的东方观看法是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还相当大。对他思想的理解南辕北辙。

或许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我们尚看不清这场由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所引起的文化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但今天当中国走出了它的苦难与黑暗，迎来了自己新的世纪的时候，当全球化的风暴席卷全球、西方的金融危机将世界带入动荡之时，一切问题开始渐渐明朗起来。

2011年是辛亥百年，百年来的中国是在向西方学习中发展与变迁的，百年欧风美雨给了我们哪些东西呢？当代经济学家温铁军先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百年辛亥以来的基本经验，他认为，“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治体制上采取西制。……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清王朝。”而民国之亡，很少人注意从整个世界经济和西方的危机的角度加以考察，温铁军则认为，1929年—1933年西方大危机所导致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已经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种子：“所以说，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民国。”对今天来说，温铁军认为，“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国家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毁之宿命。” 他的结论是：“告别百年西制崇拜。”（温铁军《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尽管对温铁军的观点也有争论，但一些人没有看到，他并不是否认百年来向西方的学习，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长时段的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仍在西制之中。在这样的体制中的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个400年来已经统治全球的西方制度，如何超越这个制度的不足，中国的发展的真正困局在此。这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个结：我们以西为师，但老师总是在欺负学生。正是这样的结，使新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想超越老师的道路。中国超大的国土、超长的历史文化、超多的人口，使我们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梦想屡屡受挫，只好耐下心来向这个“总是欺负学生的老师”学习，但心中不爽。而今天，当我们在奋斗中走到了中心时，这样的念头自然在心中涌动。

三

其实，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亦是如此。现代化源于西方，对欧美来说，现代化与文化意识的解放、自我的实现是同步的，但当欧美的现代化向全球扩展时，西方在全球的发展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中，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带上西方所开辟的现代化轨道，在灾难中并非没有进步。历史在恶中进步，精神也得到释放。或许像王船山所说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须看到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上的内在矛盾，一直内存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已经受制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或许对那些历史短暂的小国来说，西方文化这些洋玩意儿还能完全被接受。但对于历史文化比西方文化还要久远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环看今日中国的文化，本土的文化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在，它仍在我们的生活中，隐隐地在我们精神世界的深处。而在表层的生活中，我们的确已经完全西化了，甚至在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上都已经有了困难，因为言语已经完全辞不达意。崛起的中国在自身文化和已经进入自己骨髓的西方文化之间痛苦地徘徊和挣扎。

或许像中国古代文化吸收佛教文化的历史那样，我们当下的混乱和苦恼只是因为“张载”未出，“二程”显世还有待时日。总有一天中国会像消化佛教那样把一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彻底消化，让新的“宋明理学”再生，新的“朱熹”横空出世，把中国文化提升到新的世界的高度。但西方文化和东汉后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或许只是白日做梦。目前的现实是，走向世界强国，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走向文化强国，结束百年来的中西混杂，重建一个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而又有强烈时代感、将西方文化化解于其中的新的中国文化形态尚未出现。

应该清醒认识到，虽然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化渐成强势文化，但东方有着比西方文化还要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着自己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

吊诡的是，在全球化的初期，当西方在南北美洲烧杀抢掠，摧毁玛雅文明和印第安文明时，在东方却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无法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东西方之间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平等的文化交流，乃至催生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话是，“在北美西方发现了土地，在东亚西方发现了文明。”其实，西方文化的神话是他们的思想家编造出来的，西方有着向阿拉伯文化学习的长期历史，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从阿拉伯文化译经，美国历史学家拉克认为没有亚洲就没有今日之西方文化，只是在西方掌握了这个世界后，他们编造出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这样二元对峙的模式，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冷静的西方史学家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例如汤因比。

在中国影响了西方近一百年后，晚清的败局将一切都改变了！中国成了西方新的殖民地。国之破落，使19世纪的东方文化也随之走向了下坡路。正如没有当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哪有伦敦的繁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没有西方与日本联合对中国的压榨，哪有日本的崛起和西方的繁荣？文化变局之背后的这些财富的转移与掠夺才是文化兴衰的根本原因，没有什么离开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纯文化。胜者为王，败者寇，政治是如此，经济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必须从这里入手。

四

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一百年是一个太短的时段，三四百年也未必看出历史的真相。今天，当全球化进入深层之时，资本与生产快速在世界转移，西方遇到了他们从未想到的问题，遇到了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这些国家快速崛起，世界重心转向东方，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亚洲，已经成为定局。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绝非是西方的小病，而是西制长期积累下来的大病，或许这次危机西方仍可以渡过去，但并不可根治，而世界大势已经开始变化，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大国绝不是像一些小国那样可以让西方势力随意蹂躏的。中国和印度在文化上有着西方所不及的悠远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作为民族深层结构的文化基因不会因短时期的政治走向而发生根本变化。此时，在中国、印度重新回到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当代，政治和经济大格局变化的当代，世界文化格局必然会重新洗牌，这才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个大国在精神建设上之必须。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目前在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性主导文化，但伟大的变革已经慢慢开始，对中国来说，对西方的崇拜可以退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再不是“臣属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如何在吸取百年西学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恢复自己的文化肌理，是我们当下中国文化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

泰戈尔的价值正在这里！季羡林先生晚年对泰戈尔的肯定、对印度文化的肯定也多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他认为在全球环境恶化、全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东方的智慧是有价值的。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个‘天人合一’（Unification of the nature and mankind）的思想，印度叫Brahma Atma-ailryam（梵我一如）。……西方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作为对立面甚至敌人进行征服。征服的结果产生了上述我所说的那些弊病。……我们东方与西方不一样。西方的方式是：你不给我，我就征服你。我们东方的主张是，向自然索取的同时，把自然当作朋友、兄弟。”因此，季老晚年对东方文化寄予极大的希望，正如泰戈尔晚年所写的《文明的危机》中对东方充满希望一样，“在西方几百年文化的基础上，发扬东方文明，使整个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季羡林《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

季羡林先生说，泰戈尔“对整个东方的胜利，也有所期望，有所预见。在他晚年，他再三发出曙光将自东方升起，一个新时代就要来到的预言。”（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今天，中国和印度开始崛起，整个亚洲将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舞台。此时，我们再读上个世纪泰戈尔来到中国时，中国文化人受其影响而写下的文字，心灵会再受到一次冲击，或许对当时的争论会有新的认识。实际上，今天我们对泰戈尔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并未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进行着。

在这里，我用泰戈尔论中国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我有个信念，当你们的国家站立起来，能够表现自己的风貌时，你们，乃至整个亚洲都将会有一个远大的前景，一个会使我们共同欢欣鼓舞的前景。”

1923年5月，《民铎》刊登的泰戈尔手迹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参观泰戈尔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中，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带上西方所开辟的现代化轨道，在灾难中并非没有进步。历史在恶中进步，精神也得到释放。或许像王船山所说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须看到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上的内在矛盾，一直内存于我们的精神之中。

一

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今天当我们重温上个世纪泰戈尔来中国时文化界对泰戈尔的研究和评价的文字，感触良多。泰戈尔是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是东方国家的文人中较早批评西方文化、并对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的人。当年泰戈尔来到中国时，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西方思想与文化仍是中国知识界的希望之星，而泰戈尔却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这样的看法必然在中国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说：“‘好了！抨击西方文化，表扬东方文化的大师到了！他一定会替我们指出迷途；中华民族有了出路了！’这是玄学家和东方文化者底欢迎词。……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唯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这便是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之泰戈尔的理由。”（茅盾《对于泰戈尔的希望》）

赞同者则认为，“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太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见者一样，为这些人类发见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里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的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咒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给世界带来了灾难。“西方乃至全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干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太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郑振铎《欢迎太戈尔》）

二

从这些话语和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界对泰戈尔的东方观看法是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还相当大。对他思想的理解南辕北辙。

或许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我们尚看不清这场由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所引起的文化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但今天当中国走出了它的苦难与黑暗，迎来了自己新的世纪的时候，当全球化的风暴席卷全球、西方的金融危机将世界带入动荡之时，一切问题开始渐渐明朗起来。

2011年是辛亥百年，百年来的中国是在向西方学习中发展与变迁的，百年欧风美雨给了我们哪些东西呢？当代经济学家温铁军先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百年辛亥以来的基本经验，他认为，“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治体制上采取西制。……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清王朝。”而民国之亡，很少人注意从整个世界经济和西方的危机的角度加以考察，温铁军则认为，1929年—1933年西方大危机所导致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已经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种子：“所以说，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民国。”对今天来说，温铁军认为，“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国家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毁之宿命。” 他的结论是：“告别百年西制崇拜。”（温铁军《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尽管对温铁军的观点也有争论，但一些人没有看到，他并不是否认百年来向西方的学习，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长时段的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仍在西制之中。在这样的体制中的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个400年来已经统治全球的西方制度，如何超越这个制度的不足，中国的发展的真正困局在此。这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个结：我们以西为师，但老师总是在欺负学生。正是这样的结，使新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想超越老师的道路。中国超大的国土、超长的历史文化、超多的人口，使我们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梦想屡屡受挫，只好耐下心来向这个“总是欺负学生的老师”学习，但心中不爽。而今天，当我们在奋斗中走到了中心时，这样的念头自然在心中涌动。

三

其实，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亦是如此。现代化源于西方，对欧美来说，现代化与文化意识的解放、自我的实现是同步的，但当欧美的现代化向全球扩展时，西方在全球的发展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中，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带上西方所开辟的现代化轨道，在灾难中并非没有进步。历史在恶中进步，精神也得到释放。或许像王船山所说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须看到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上的内在矛盾，一直内存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已经受制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或许对那些历史短暂的小国来说，西方文化这些洋玩意儿还能完全被接受。但对于历史文化比西方文化还要久远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环看今日中国的文化，本土的文化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在，它仍在我们的生活中，隐隐地在我们精神世界的深处。而在表层的生活中，我们的确已经完全西化了，甚至在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上都已经有了困难，因为言语已经完全辞不达意。崛起的中国在自身文化和已经进入自己骨髓的西方文化之间痛苦地徘徊和挣扎。

或许像中国古代文化吸收佛教文化的历史那样，我们当下的混乱和苦恼只是因为“张载”未出，“二程”显世还有待时日。总有一天中国会像消化佛教那样把一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彻底消化，让新的“宋明理学”再生，新的“朱熹”横空出世，把中国文化提升到新的世界的高度。但西方文化和东汉后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或许只是白日做梦。目前的现实是，走向世界强国，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走向文化强国，结束百年来的中西混杂，重建一个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而又有强烈时代感、将西方文化化解于其中的新的中国文化形态尚未出现。

应该清醒认识到，虽然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化渐成强势文化，但东方有着比西方文化还要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着自己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

吊诡的是，在全球化的初期，当西方在南北美洲烧杀抢掠，摧毁玛雅文明和印第安文明时，在东方却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无法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东西方之间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平等的文化交流，乃至催生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话是，“在北美西方发现了土地，在东亚西方发现了文明。”其实，西方文化的神话是他们的思想家编造出来的，西方有着向阿拉伯文化学习的长期历史，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从阿拉伯文化译经，美国历史学家拉克认为没有亚洲就没有今日之西方文化，只是在西方掌握了这个世界后，他们编造出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这样二元对峙的模式，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冷静的西方史学家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例如汤因比。

在中国影响了西方近一百年后，晚清的败局将一切都改变了！中国成了西方新的殖民地。国之破落，使19世纪的东方文化也随之走向了下坡路。正如没有当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哪有伦敦的繁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没有西方与日本联合对中国的压榨，哪有日本的崛起和西方的繁荣？文化变局之背后的这些财富的转移与掠夺才是文化兴衰的根本原因，没有什么离开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纯文化。胜者为王，败者寇，政治是如此，经济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必须从这里入手。

四

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一百年是一个太短的时段，三四百年也未必看出历史的真相。今天，当全球化进入深层之时，资本与生产快速在世界转移，西方遇到了他们从未想到的问题，遇到了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这些国家快速崛起，世界重心转向东方，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亚洲，已经成为定局。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绝非是西方的小病，而是西制长期积累下来的大病，或许这次危机西方仍可以渡过去，但并不可根治，而世界大势已经开始变化，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大国绝不是像一些小国那样可以让西方势力随意蹂躏的。中国和印度在文化上有着西方所不及的悠远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作为民族深层结构的文化基因不会因短时期的政治走向而发生根本变化。此时，在中国、印度重新回到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当代，政治和经济大格局变化的当代，世界文化格局必然会重新洗牌，这才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个大国在精神建设上之必须。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目前在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性主导文化，但伟大的变革已经慢慢开始，对中国来说，对西方的崇拜可以退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再不是“臣属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如何在吸取百年西学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恢复自己的文化肌理，是我们当下中国文化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

泰戈尔的价值正在这里！季羡林先生晚年对泰戈尔的肯定、对印度文化的肯定也多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他认为在全球环境恶化、全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东方的智慧是有价值的。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个‘天人合一’（Unification of the nature and mankind）的思想，印度叫Brahma Atma-ailryam（梵我一如）。……西方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作为对立面甚至敌人进行征服。征服的结果产生了上述我所说的那些弊病。……我们东方与西方不一样。西方的方式是：你不给我，我就征服你。我们东方的主张是，向自然索取的同时，把自然当作朋友、兄弟。”因此，季老晚年对东方文化寄予极大的希望，正如泰戈尔晚年所写的《文明的危机》中对东方充满希望一样，“在西方几百年文化的基础上，发扬东方文明，使整个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季羡林《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

季羡林先生说，泰戈尔“对整个东方的胜利，也有所期望，有所预见。在他晚年，他再三发出曙光将自东方升起，一个新时代就要来到的预言。”（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今天，中国和印度开始崛起，整个亚洲将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舞台。此时，我们再读上个世纪泰戈尔来到中国时，中国文化人受其影响而写下的文字，心灵会再受到一次冲击，或许对当时的争论会有新的认识。实际上，今天我们对泰戈尔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并未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进行着。

在这里，我用泰戈尔论中国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我有个信念，当你们的国家站立起来，能够表现自己的风貌时，你们，乃至整个亚洲都将会有一个远大的前景，一个会使我们共同欢欣鼓舞的前景。”

1923年5月，《民铎》刊登的泰戈尔手迹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参观泰戈尔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