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梅兰芳，无人不知，他是20世纪享誉中外的一代京剧艺术大家。他的完美表演记录了中国京剧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他的卓越成就让世界认识了京剧，并为京剧的独特之美而啧啧称奇。1919年、1924年、1956年梅兰芳三次东渡日本演出京剧，1930年、1935年梅兰芳先后去往美国和前苏联多个城市演出京剧，他以精湛的技艺向外国观众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他是京剧海外传播的伟大先行者。

在梅兰芳的5次海外演出中，美国之行意义非凡。因为日本毕竟在亚洲，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对京剧的接受相对容易；苏联之行是在赴美之后，交流的方式、传播的手段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再加之当时的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友好开放的态度。而美国之行，距离的遥远，文化的陌生，对梅兰芳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因此访美演出是梅兰芳准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次。在梅兰芳的友人中，两位具有国际视野和海外经历的文人和学者齐如山（1877~1962）、张彭春（1892~1957）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身于北平同文馆、游历过欧洲的齐如山主要侧重国内的联络和宣传的准备，毕业于美国、谙熟西方戏剧的张彭春主要是做疏通美国方面的各种关系、演出的安排和译介工作。

一、加强相关信息的渗透

齐如山从时任民国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玉虎）那里得知美国公使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大加赞扬的消息，颇为兴奋。他认为：“中国剧可以博得美（国）人的欢迎，并且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之位。”[1]便着手策划梅兰芳的访美演出计划。经与梅兰芳反复商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有意识地创造机会，在来华有影响力的欧美人士中展示梅兰芳演出的京剧。随着梅兰芳知名度的增加，法国、瑞典、美国、印度、越南等国的一些王储、政要、社会名流等，都通过中国外交部的渠道要求观看梅剧，造访梅宅。对于来访的各国人士，梅兰芳都做了热情的招待，在自己家中或举办茶会，或举办宴会，几年间多达八十余次，被招待的人数竟有六、七千人，招待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极具中国文化的色彩：

蔬菜茶点，都用中国极精美的食物；杯盘盏箸，以及屋中的点缀品，更无一处不用中国式的，尤其要选择最可表现中国精神古雅高贵的样式。因为这样可以使西宾眼光一新，比较容易留点深刻的印象。壁上书画，总要悬挂墨笔山水、写意花卉，因为借此可讲解中国戏剧……中国戏一切举止动作，言谈表示，都是由像真演进为美术化。又因欧美人士数十年来，颇注意中国书画，所以借此来解说中剧，更易了解。除此以外，又将十余年来，搜罗到关于戏剧的图画陈列出，请他们看，并为之解释说明。大家听了，大致都首肯，且颇感兴趣。所以他们回国后，都常来信联络感情，对梅君赴美一层，尤其热心：有代为筹划的，有代为布置的，都极愿尽这义务。[2]

第二个步骤是通过在美国的部分官员、商人及留学生，联系美国的新闻媒体，向他们提供有关梅兰芳和中国京剧的资料。齐如山雇用了两名美国通讯员，“每月酬以微资，让他们时常与美国各报馆通信。在每封信里，更附上梅君一两张相片，这种宣传法也颇生效力。以后就常常接到美国通信员的来函，大概都是说，以后有材料可以直接给他们寄去，他们愿意极诚恳及热心的代为宣传。也有说自己手中有多少报馆，宣传力比别人大一类的话。”[3]通过他们寄给美国各大报社有关梅兰芳的演出材料，其中仅梅兰芳照片的洗印费就达四、五千元，由美国寄到梅家刊有梅兰芳消息的杂志约有30余种。

二、赴美宣传品的准备

在齐如山的主持下，各种宣传品的编撰、翻译和制做有序展开。

1、编撰宣传册《梅兰芳》

这份宣传册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中国剧之组织》，从唱白、动作、衣服、盔帽、胡须、脸谱、切末、音乐八个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中国戏曲独特的舞台呈现。其一大特色是，在谈到中国戏剧的时往往同西洋戏剧进行比较，试图通过西方人对西方戏剧已有的经验来唤起他们对中国戏剧的联想与理解。例如：在介绍中国戏剧特有的“打背供”时，此书释义：“系背人自道心事之意，两人或数人说话之时，其中一人心内偶有感触，便用神色表现，以便台下知晓……打背供时须用袖遮隔，或往台旁走几步，都是表示不使台上他人知道的意思。但有时一人上场歌唱或说白亦是自述心事之意，与背供意义大致相同”[4]。同时也将西方戏剧中近似的情形加以联系：“西洋剧亦有一人在场上自言一二语之时，而真人亦恒有自言自语之时，其背供之来源大致由于此。况西洋歌剧，往往一人在台上自歌自唱，试问此系对何人说话？亦不过背供之义耳。”[5]如此阐释则有助于西方观众对中国戏剧的理解。

二是《梅兰芳的历史》，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梅兰芳之家族及历史

第二章 旦角之由来及其地位

第三章 梅兰芳之创造品

第四章 梅剧在中国剧之地位

第五章 梅兰芳之国际酬酢

第六章 梅兰芳之国内欢迎与批评

第七章 外人眼光中之梅兰芳[6]

书中附有大量梅兰芳的照片，以直观的方式让美国观众了解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京剧明星。

2、编写剧目说明书

为了便于美国人领会剧中情节，欣赏梅兰芳的表演艺术，齐如山在编写说明书时，采用了介绍兼赏析的做法：“先将一出戏的大略历史写出，然后再说这一出是全戏的哪一段，在全事迹上占怎样一个位置——因为中国现在的戏，差不多都是在整本中选那最精彩的一节演唱。然后再把这出戏每场的情节说清，并说明在某处，这一段唱、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各脚一切动作是什么用意。把这个都详细地写出来后，再把梅君的唱工、做工是哪一段最精彩动人，以至于哪一场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也都清楚地写出。”[7]这些说明书约三、四万字，合成一个集子印刷。

3、编写讲演稿、新闻稿，绘制戏曲图片

齐如山为梅兰芳预先准备了在美各地的讲演稿几十篇和送发当地媒体的新闻稿一百余篇。出于宣传上的考虑，图片较文字更为直观和形象，就挑选了十五类、二百余幅有关中国戏曲的图片以备在美国各地的剧场内悬挂、陈列。

戏曲图案的绘制工作相当繁琐，比如舞谱一类，齐如山回忆说：“当初安置这些舞式的时候，都是照着词句的意思，并仿着古人诗赋中的形容词造成的。所以现在要把每种舞式画出来，还需注上名字，这事于画工却非常困难，因为某种舞式应该怎么样，画工是丝毫也不晓得。所以这件事情，先须梅君和我共同工作。我们的办法是：我先把一出戏的唱词写出来，他就按着这句词，照原戏舞出，我看了他舞的姿势应该画哪一点，就把这舞式名称注上。注完后，就再舞再注。……这样记完后，梅君又把每个舞式照出相片。虽然那时正是炎夏，而梅君常常在烈日下一气照两三个钟头的工夫，……相片照好以后，交与画工去画，画工先画一个稿子来我审查，有不对的地方，就叫他拿回去改，有时一直改到十几次才算妥当，然后再正式的画到纸上。”[8]由于工序复杂，仅这些图画中的26张舞谱就绘制了长达数月之久。

所有宣传品均被译成英文，在译制的过程中，作为组织者的齐如山深感这项工作的艰巨，“因为英文深造的人，对于中国名词的意思，往往有不很了解的地方，还得我详细解说。所以有许多时候须我们几个人凑在一处，才能工作。然而最难的是有许多词句，只能意会，不可以言传，常常解释半天还不能表达确当。”[9]当时参与翻译工作的人员有梁社乾、周景福、陈福田、孙子明、贺渭南和美国人毕莲等近二十位英文水平很高的人士。

4、制做中国特色礼品

一、瓷器 烧了几十件瓷器，上面都画着梅君的相片，并有一枝梅花，一枝兰花，做为梅兰芳的标帜。

二、笔墨 笔墨各是十盒。因为笔墨颇能代表中国特有的艺术。也都刻着梅君的名字及相片。

三、绣货 手绣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而且为大多数外国人所迷醉，所以这次聘人绣了不少，花样也取纯粹中国式的，尤其要可代表中国高贵古雅的花样。每幅上也有梅君的姓名。

四、图画 聘人画了二百来张中国戏剧图画，梅君亲自画了二百多张写意花卉。这二种都裱成镜心。

五、扇子 梅君画了一百多把扇面，配上雕漆刻竹的股子。

六、相片 印了五、六千张梅君的戏装相片。此外如象牙品等琐小少数的东西，约有几十种。[10]

三、确定演出剧目和演出方式

在剧目的遴选和演出的安排上，梅兰芳主要是听从美国戏剧专家、总导演张彭春的意见。

张彭春考虑美国人的欣赏习惯，提出了在美演出的原则：“时间不要太久，每晚顶多不得过两个钟头，并且要演三出：头一出必要梅君，末一出也须梅君，中间加别人一出。这样办法，则梅君不至于太累，二来使观众眼光一新，更可以引起兴味来！”同时他还建议增加《刺虎》一剧，“因为它不但是演朝代的兴亡，并且贞娥脸上的神气变化极多，就是不懂话的人看了，也极容易明了。”[11]经过慎重考量，张彭春又将每晚的三出改为四出，“为的是变化观客的眼光，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最后他决定“把梅君的各种舞抽出来，单演一场”，“那样时间不过几分钟，观客的精神就觉得活动多了”[12]于是将梅兰芳的“古装新戏”压缩，保留剧中的舞蹈表演：

杯盘舞（《麻姑献寿》）、 拂舞（《上元夫人》）、 袖舞（《上元夫人》、《天女散花》） 、绶舞（《天女散花》）、 镰舞（《嫦娥奔月》） 、剑舞（《霸王别姬》、《樊江关》）、刺舞（《廉锦枫》）、羽舞（《西施》） 、戟舞（《木兰从军》、《虹霓关》）、 散花舞（《天女散花》）[13]

做过多年导演的张彭春对每晚演出的时间做了精确的计算，并严格按照时间的规定，调整演出内容，最终确定如下演出模式：

一、音乐 两分钟。

二、开前幕 将剧场原有的幕打开，便露出我们所备的红缎绣花幕来。

三、总说明 在红缎幕外说明：中国剧的组织和其中一切动作是什么意义。四分钟。

四、说明 说明随后所演的戏的情节。比如：若是《汾河湾》，就先说明《汾河湾》是什么情节，是历史上的哪一段，要点在什么地方，这出戏在场上一切举动是什么意义，并且将戏里所说的白、所唱的词的意思也大致讲演一遍，使观客先明白这戏的大概组织，看着好容易感到兴趣。占两分钟。

五、音乐 占一分钟。

六、第一段戏 占二十七分钟。比如：《汾河湾》改名《鞋的问题》，由梅君与王君少亭表演。

七、休息和叫帘（Curtain Call）共占四分钟。

八、音乐 占一分钟。

九、说明 比如《青石山》，说明法略如《汾河湾》。占三分钟。

十、第二段戏 占九分钟。比如《青石山》由朱君桂芳、刘君连荣、王君少亭合演，只打两场，末由朱君耍下场。

十一、休息和叫帘 共占四分钟。

十二、音乐 占一分钟。

十三、说明 占三分钟。比如舞剑，就说明舞剑的来源和道理。

十四、第三段戏 占五分钟。比如：《红线盗盒》里的舞剑，择一段精彩的，由梅君自舞。

十五、大休息和叫帘 共占十五分钟。

十六、音乐 占三分钟。

十七、说明 占五分钟。比如：《刺虎》，说明法略同《汾河湾》。

十八、第四段戏 占三十一分钟。比如：《刺虎》，由梅君与刘君连荣合演完。

每晚共用一百二十分钟。[14]

演出时，开幕后的“总说明”由张彭春用英语向美国观众演说；具体到各出戏的“说明”则由在美的华裔留学生杨素[15]女士用英语进行讲解。

在美国各地的实际演出中，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审美需求，梅兰芳剧团对剧目作了适当的改动，即每一场的安排兼顾剧情、身段、扮相、行头各个方面，错落有致，各尽其妙，因而在演出时引起了美国观众的极大兴趣。在旧金山，由于华人观众占很大比重，临时又增加了《天女散花》、《春香闹学》、《打城隍》、《空城记》等剧，这些都是针对演出的实际情况采取的临时应对措施。

四、尊重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为了消除美国观众的陌生感，齐如山从中国戏剧音乐、舞台演出习惯、演职人员的礼仪等方面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调整，同时以不菲的薪酬聘请美国经纪人负责演出的一切事宜。此外，张彭春有关剧目的精彩翻译和对美国文化的熟悉，为美国观众看懂中国戏剧、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改工尺谱为五线谱

西方人对中国戏曲的音乐极为陌生，为了便于接受，梅兰芳出国前编印了《梅兰芳歌曲谱》。齐如山先请琴师徐兰沅、马宝明二人把赴美演出的各戏唱腔谱成工尺普，再请民族声乐专家刘天华将其翻成五线谱，“谱成以后，让徐君（兰沅）拉着胡琴，马君（宝明）吹着笛子细听，再一点一点地改正；改得觉着妥当后，由刘君（天华）用胡琴按五线谱拉着，让徐、马二君听，有不对的地方，再改。改完后，又让梅（兰芳）君把各戏都当面唱了多少次，刘君再按唱腔斟酌改正。后来仍由刘君拉着给梅君听，不妥的地方又改了不少。”[16]《梅兰芳歌曲谱》由汪颐年、杨筱莲、曹安和周宜等几位通晓音乐的人士画谱、校对，历时七、八个月。

2、净化简化戏曲舞台

此次赴美的演出人员除梅兰芳外，还有王少亭、刘连荣、朱桂芳、姚玉芙、李斐叔、徐兰沅、孙惠亭、马宝明、霍文元、韩佩亭、马宝柱、何增福、唐锡光、罗文田、李德顺、雷俊等一行人。张彭春要求所有演出人员在演出时要注意整体配合，特别是要加强主演与配演的舞台交流，乐队与演员的配合，像词句、唱腔、过门、锣鼓、曲牌、身段都要严丝合缝；废除戏曲演出中原有的一些舞台“陋习”如：台上饮场、台上吐痰、跪拜扔垫子、检场人在台上过多停留等等，

3、培训演职人员外交礼仪

齐如山在出国前的三、四个月里，对演出人员进行外国社交礼仪的培训，单就“吃饭一项，就排练了几十次：有时候在撷英番菜馆，有时在德国饭店，差不多天天排完了戏，就去排吃饭，教给他们刀、叉、匙怎样用，面包怎样拿，各种菜怎样吃，汤怎样喝，水果怎样削……并留神吃饭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助的规则，或是旁边有女客，就应该怎样的帮助法。”[17]为了使大家尽快了解在外国的一切衣、食、住、行的种种规则，齐如山不但亲自传授、讲解，还时常请一些熟悉国外生活的人士同大家一起吃西餐，让大家观察其用餐的举止、姿势。又请来傅泾波等人教授大家英文，具体、详细地介绍外国礼节。

4、按照国际市场规律运作演出

梅兰芳剧团一到美国就在当地聘用了两位专业的经纪人——张禹九和喀普克司（F.C.Cappicus），喀普克司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得到了齐如山的肯定：“喀君平素专给大音乐家作介绍人和经理人，对戏剧本身虽稍外行，但为人却还诚恳；对我们真是衷心耿耿，毫没有欺诈强为的举动，所以商量各事也极顺适。”[18]所以在美国各地剧场的租赁、合同的签订、广告的制作和宣传、食宿交通的安排等都是由喀普克司经手，在征得梅兰芳等人的同意、签字后方可进行。梅剧团也将演出总收入的一成作为酬金付给喀普克司。实际上，梅兰芳剧团在美国各地的演出、食宿、交通等都是按照当时的国际市场规律来进行的，接待方的周密安排及其所显现的职业精神，令中方感到便捷、满意。

5、翻译打通文化隔膜

张彭春以意译为主的精彩翻译为演出增色不少，比如《汾河湾》、《春香闹学》二剧，张彭春分别将其翻译成《鞋的问题》和《淘气的女学生》，可谓相当贴切。《汾河湾》演的是唐初名将薛仁贵远走投军，留下妻子柳迎春苦守寒窑。柳迎春生下一子取名叫薛丁山，薛丁山渐渐长成一个懂事的少年，为减轻母亲的负担，他每日打雁养家。多年以后的一天，薛仁贵富贵还乡，行至汾河湾，正好遇到薛丁山打雁，薛仁贵十分赞叹少年的箭法，忽见猛虎来袭，急忙射发袖箭，不料误伤了薛丁山。薛仁贵见状不知所措，仓皇离去，来到寒窑与妻子相会。薛仁贵在床下发现一双男鞋，怀疑柳迎春不贞。柳迎春说此为17岁儿子薛丁山所穿，晨起打雁未归，薛仁贵意识到在汾河湾误伤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薛丁山，不胜悲伤。柳迎春闻听噩耗，更是心痛不已，夫妻二人哭喊着奔向汾河湾。张彭春选取了在剧中起枢纽作用的“一双男鞋”作为剧名进行翻译，既兼顾了剧情的贯穿，又带给观众一种好奇的期待，不愧是戏剧的行家里手。《春香闹学》出自昆曲《牡丹亭》的一出《闺塾》，演的是宋朝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带使女春香在私塾中上课的故事，私塾先生陈最良迂阔陈腐，杜丽娘不胜其烦，碍于礼教不敢冒犯。伴读的小丫环春香天真烂漫，深谙小姐心思，屡屡戏耍嬉闹，扰乱课堂，甚至夺走教鞭，搞得先生十分狼狈，以致恼羞成怒，几乎拂袖而去。最后杜丽娘连连赔礼，训诫春香，命她下跪认错，先生方才息怒。剧名中的“闹”字，有褒义、贬义之分，从剧情和作者的态度上看，对春香的“搅闹”学堂是持一种纵容态度，但是在字面上又采用了一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来体现。张彭春译为《淘气的女学生》，是基于对其中文化涵义的准确领会，“淘气”一词是对“闹”字的褒义阐释，不仅恰当，而且俏皮，还传达出一定的喜剧色彩。

五、突出中国气派的整体设计

在服装、乐器的制做、舞台样式的设计和剧场的布置上，梅兰芳剧团都力求体现中国气派。演出服装的面料全部采用纯粹的丝绸、锦缎并饰以手工绣花，“花样也采取中国旧式的，一点也没有用现代世界化的时髦花样，像那玻璃棍、假钻石等等，更在摈弃之列了。这样，一则保持中国国粹，二则中国人虽然看着外国的化学制造装饰品新鲜，而外国人却深爱中国的绸缎绣货。”[19]乐器（如堂鼓、小鼓、唢呐、胡琴等）采用了仿古的形式，所有材料都要以象牙、牛角、黄杨、紫檀等构成，还专门请人特别制做了大、小忽雷、琵琶、阮、咸等古典乐器，演奏时不仅十分悦耳动听，而且外观非常精美典雅。乐器的盒子用楠木做成中国式的囊盒，配上红色锦缎里子；行头、盔头的箱子，用榆木板片和牛皮包裹，朱红描金，光彩夺目。

舞台样式仿照故宫戏台的规模，台前设立两根圆柱，上挂一副对联，联曰：

四方王会夙具威仪 五千年文物雍容 茂启元音辉此日

三世伶官早扬俊采 九万里舟轺历聘 全凭雅乐畅宗风[20]

舞台两边装饰龙头挂穗，富丽堂皇。由于美国剧场的舞台普遍宽大，所以台上的桌椅是特制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任意放大或者缩小。舞台的格局是：第一层保留原有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的红缎幕布，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檐、龙柱，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中国古典式的四对宫灯，第六层是中国传统的戏台，包括隔扇、门帘、台帐，两旁的隔扇镂刻窗眼，覆以薄纱。乐队位于隔扇之后，后台光线很暗，乐师对台上演员的一切举动都看得十分清楚，而台下观众却看不到乐队。剧场门口悬挂一百多个红色灯笼、几十幅图画、各种旗帜，一切都采取中国样式。乐队人员、剧场服务人员一律身着中式服装，体现中国气派。

六、依靠在美华人和学界的影响力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期间，在美华人成立了一个梅剧团“后援会”，他们联络各界，多方宣传，接洽各种事宜，为演出提供了极大便利。据说梅兰芳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罗森、檀香山等地演出时，曾有二百余名侨胞在那边倾力支持。海外华人的思乡情结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凝聚力，二簧、锣鼓、脸谱、水袖多多少少慰藉着他们心中深藏的一缕乡愁，所以故乡的“旋律”往往成为一种动力。

梅兰芳在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借助了学界的影响力。梅兰芳赴美之前曾为剧场问题所困扰，在张彭春的引荐下，梅兰芳得到“华美协进社”的帮助，经过多次协商，赴美演出的行程终于确定下来。“华美协进社”成立于1926年，由当时一些的德高望重的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其中有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等人，它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下发执照，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的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是一个非牟利性质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推荐，美国学术界对梅兰芳的到来高度重视，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波摩那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的校长、教授公会、知名的学者专家纷纷邀请梅兰芳座谈、演说。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特别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荣誉学位，表彰他在戏剧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由此，美国主流社会认定梅兰芳是一位东方的大艺术家，此次来美的目的是沟通中西文化，而非纯粹的商业演出。

八十多年过去了，梅兰芳在美国的足迹依然清晰。他的表演是一种艺术，他的传播手段是一种科学。他当年的一些作为带给后人一种启示：要对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向外传播时要讲究恰当的方式，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化的阐释，运作演出时要遵守国际规则……这些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它为我们探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