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村上春树的翻译[1]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杨炳菁
摘要：今天村上春树的名字已为大家所熟悉。不过，作家春树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翻译家。在日本，村上的译作与小说一样受到读者的青睐。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村上的创作深受他所翻译的美国当代小说影响，但对村上的翻译、以及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却鲜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概述了村上春树所选择的作家和作品，并对其译作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雷蒙德·钱德勒对村上文学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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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众多的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恐怕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自1979年登上日本文坛，村上先后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集10部，随笔、游记更是数量众多。不过，作家春树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翻译家。从数量来看，村上的译作绝不亚于他所创作的小说[2]；而从接受来看，村上的翻译与他的小说一样受到日本读者的青睐。一名作家在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同时进行翻译活动，“译什么、怎样译”无疑是与其创作密切相关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多数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到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上，鲜有对其翻译活动展开系统性研究。[3]笔者认为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村上文学就不能忽视其翻译活动。而本文就是以村上春树的翻译为考察对象，尝试对其翻译以及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1.村上春树的翻译概述
村上春树对翻译的兴趣源于高中时代。他曾在与柴田元幸的对谈中讲：高中时的参考书里有杜鲁门・卡波特[4]（Truman Garcia Capote 1924-1984）《无头之鹰》（The Headless Hawk1946）中开头的片段。虽说当时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将其译成了日语，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篇文章实在太精彩了，以至于自己感觉“在将其转化成日语的过程中，似乎主动参与到了那种精彩里”[5]。也许正是最初的这种参与感，使村上春树在创作的同时开始了翻译实践。
村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的《失却的三小时》（The Hours Between Planes），刊登在1980年3月号的《Happy End通讯》上。这篇短文后来与其他菲茨杰拉德作品一起收录到1981年5月出版的《菲茨杰拉德作品集》（『マイ・ロスト・シティー』讲谈社，英文原名为My Lost City）中，而《菲茨杰拉德作品集》则是村上出版的第一本译作集。截至2009年12月，如果仅就成书的译作进行统计，村上已经翻译了58种各类作品。[6]这其中既包括了重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白水社2003）、《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Gatsby中央公论新社2006）、《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早川书房2007）和《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新潮社2008），也包括首次被译成日语的作品，如《西风号遭难》（The Wreek of the Zephyr河出书房新社1985）、《牧熊》（Setting Free The Bears中央公论社1986）、《大教堂》（Cathedral中央公论社1990）、《利穿心脏》（Shot in the Heart文艺春秋1996）等。村上翻译的作家以美国当代作家为主。主要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1959）、塞林格（J.D.Salinger 1919-）、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ver 1939-1988）、约翰・欧文（John Winslow Irving 1942-）、杜鲁门・卡波蒂、比尔・克劳(Bill Crow 1927-)、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1946-）、格雷斯・佩利（Grace Paley 1922-2007）、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 1934-）等。
就整体而言，村上翻译的作品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语言风格也各不相同。例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以上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和长岛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尼克的叙述而展开的故事，并被称为美国“爵士时代”的挽歌。而创作了《漫长的告别》的雷蒙德·钱德勒则主要活跃于侦探小说这一领域。他的一系列侦探故事不但情节引人入胜，小说主人公——菲利普·马洛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硬汉代表。再如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佛，其作品常被评论家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尽管卡佛对此颇有微词，但在他的小说中的确很难找到修饰性词句。而与卡佛的“简约”不同，在约翰·欧文的小说中，高超的叙事技巧与优美的词藻常是吸引读者的主要因素。不过，尽管村上的译作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如果深入考察，还是可以从这些译作中发现某些共通之处。
笔者认为，村上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时，叙事手法的独特性是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村上翻译的作品尽管内容、语言风格各异，但在叙事上都存在着某种独特之处。在村上春树撰写的译者后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是“文体”。例如，他认为：“钱德勒独特、阔达的文体在《漫长的告别》中无疑到达了顶点。”[7]说到杜鲁门·卡波特则讲：“在《蒂凡尼的早餐》中，其文体绝不逊色于小说的内容，也是一大魅力。”[8]事实上，不仅是译者后记，村上本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多次提及“文体”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里所强调的“文体”并非单指“语体”。换言之，“文体”这一稍显模糊的概念在村上春树的话语系统中既指代语言形式，又有着叙述学意义上叙事形式的含义。而在某种意义上，村上所谓之“文体的魅力”更多地具有叙述学上的意义，即代表某种独特的叙事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还可以从村上翻译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蒂姆·奥布莱恩的作品中得到佐证。蒂姆·奥布莱恩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越战作家。他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的战争场面描写，但却揭示了战争中人性的迷茫。而奥布莱恩在表现“存在的意义、死亡、爱情、道德、现实”等这些重要主题时，无不充分体现了热拉尔·热奈特关于叙事作品中时间理论的技巧。可以说奥布莱恩正是运用了独特的时序与时频完成了对主题的构建。
在笔者此前对村上文学的研究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村上春树的作品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比，在叙事形式上有所突破。村上小说明显在“话语”和“故事”两方面实现了对日本传统叙事的变革。[9]事实上这种叙事上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村上春树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因此，尽管村上春树的译作异彩纷呈，但突出的叙事特点应是他选择其作为翻译对象的关键。
2．村上春树的翻译特点
作为一名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村上春树的翻译观是什么？如何协调翻译与创作？其译作又有哪些特点？这些都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1996年11月和1999年11月，村上曾两次受邀参加东京大学文学部柴田元幸教授组织的翻译研究会。在与年轻译者及翻译专业的同学进行交流时，村上提到了他对翻译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讲：自己在进行翻译时秉承的是逐字译的原则，即“每个词、每句话都尊重原作”[10]。不过，与此同时，村上也承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直译”和“意译”，应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将原作转换为日语。[11]而对创作与翻译的关系，村上讲：翻译基本上是作为创作后的疗养。“休息的时候，多数情况是吭哧吭哧地搞翻译。”[12]因为“写小说，简单地说是一个驱动自我这一装置编故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踏入相当危险领域的一件事”。[13]而翻译则不然，“翻译文本一定是在外部，只要距离把握得当，就不会迷失自己，不会丧失自身的平衡。”[14]
对村上春树来讲，翻译的确可以说是他创作之后的一种调整。2009年出版的《1Q84》是村上自《海边的卡夫卡》后，“蛰伏”7年推出的一部长篇。而在这期间，村上的译作不但异常丰富，而且包括了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漫长的告别》、《蒂凡尼的早餐》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不过，应该看到翻译所面对的文本对村上来说并非只是一个完全处于外部的“他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后记中，村上这样写道：《了不起的盖茨比》对他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是影响自已人生以及创作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但遗憾的是，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看了几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本，尽管有的译本质量很高，但总觉得那些翻译与自己想的这个故事有一点（或相当多的）距离。这次重新翻译就是要将自己对这个小说的印象明晰化。将那种轮廓、色调、质感，尽可能具体地、以令人可以感知的文笔呈现在读者面前。[15]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翻译的过程与创作相比不存在自己解体的危险性，但对村上来讲，翻译无疑是一个越境和介入“他者”的过程，是一种对作品的深层解读和重构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在村上春树那里成了一种特殊的文本研究，那么翻译的结果也必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本阐释。这既是村上翻译的本质，同时对分析村上译作的特点也至为关键。日本研究者三浦雅士曾指出：村上春树的翻译是日本翻译文体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所谓“翻译文学”是蹩脚文章的代名词，而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16]在三浦看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化是由于日美文化的趋同，文化的均质化使村上的翻译很好地体现出美国文化的特点。不能否认，文化间差异的减小的确带来译本成功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作为翻译家的村上不同于一般的专业译者。因此，村上译作的最大特点并非大家所普遍关注的语体风格，而在于通过细节处理重构文本。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个不同版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来说明这一问题。
原文：So I started getting worried about my hormones. Then I read this other article about how you can tell if you have cancer or not. It said if you had any sores in your mouth that didn’t heal pretty quickly, it was a sign that you probably had canc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 J.D.Salinger 1951 p.176)
野崎孝译文：そこで今度は僕のホルモンのことが心配になりだした。それから別の記事を読んでみたら、そこには、癌があるかないかを見わける方法が書いてあった。口の中に、簡単になおらないただれがあったら、それはおそらく癌ができてる徴候だというんだ。（『ライ麦畑でつかまえて』白水社1964p.274旁点系原文）
村上春树译文：そんなわけで僕は、自分のホルモンについてくよくよと悩み始めた、だから別の記事を読むことにした。自分に癌ができているかどうかを知る方法について書かれた記事だった。もし君の口の中になかなか治らない痛みがあったら、それはたぶん癌ができているしるしだと書いてあった。（『キャッチャ・イン・ザ・ライ』白水社2006p.332下线系笔者所加）
与野崎孝的译本相比，村上在翻译中对英语表示第二人称的“you（your）”做了非常独特的处理。在英语中，“you（your）”有虚指的用法，即并非特别指代某人。但在日语中，用来表示第二人称的代词“君（きみ）”是没有这种虚指用法的。村上春树的译文某种意义上是创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日语第二人称用法。但也正因为如此，村上通过人称处理重构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文本结构。他在《翻译夜话2塞林格战记》中讲：如果不对“you（your）”进行处理，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便与日本传统小说无异，是一个个人的回忆。反之，如果将小说中的“you（your）”突出出来，就使这个故事成为叙述者向假定的叙述对象进行讲述的过程。[17]应该说村上的翻译实际上颠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日本的传统接受方式。由于“you（your）”所起到的作用是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另一个自我，村上便将大家普遍认同的文本结构进行了转换。重译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已不再是主人公与社会、与他人发生冲突，社会、成年人不理解自己的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少年的自我纠结，变成了主人公如何面对内心困惑的故事。由此可见，通过细节处理构建文本结构，以达到“村上式阐释”才是其译作的最大特色。
3.翻译与创作
探讨村上春树的翻译最终必然会着眼于翻译是否对创作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上。这既是研究村上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深入解读村上文学的必然要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翻译”并非仅仅指代“译”这一行为本身。“翻译”更多地代表了村上春树所深入解读的美国文学。因此，所谓“翻译对创作的影响”，其实质在于村上文学中究竟包含了哪些美国文学的要素。
可以肯定地讲：村上春树的翻译对其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村上小说与其翻译的作品之间不但有着创作手法上的一致性，甚至有的小说被指为所译作品的模仿之作。[18]不过，就其译作的广度来讲，翻译究竟带给村上创作以何种影响远非一两篇论文所能概括。除菲茨杰拉德、卡佛等村上自己反复强调的作家外，其他作家的作品与村上文学之间的关系——例如奥布莱恩小说中越战描写与村上文学中战争叙述之间的关系；奥尔兹伯格（Chris Van Allsburg 1949-）连环画中隐喻性构图与村上文学意象的运用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课题。因此，笔者在此的讨论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村上文学的研究者能够更为重视对村上春树翻译的研究。
在村上春树翻译的作家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以及雷蒙德·卡佛无疑是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村上对菲茨杰拉德的推崇已无须赘述，而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也被村上列为影响其人生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另两部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9]至于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树更是翻译了其全部作品，并出版译作中唯一的一套全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三人对村上文学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和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村上文学的叙事形式；卡佛的“极简约主义”则令村上文学在语言上剔除了更多的修饰成分。鉴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将着重分析钱德勒作品与村上春树创作的关系。
在2006年出版的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里，有一篇长达3万字左右的“译者后记”。一般来讲，村上春树在自己创作的小说后面不喜欢再写什么，但在译作后却常附有耐心而周到的作品解说。但即便如此，附在《漫长的告别》后的译者后记还是显得相当引人瞩目。在这篇题为《准古典小说——< 漫长的告别>》的译者后记中，村上首先回顾了自己阅读《漫长的告别》的经历和感受，继而引用了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对钱德勒的评论——“钱德勒的文章到达了一种脱离自我意识的流畅之境（The prose rises to heights of unselfconscious eloquence.）”[20]，接着，便对钱德勒的创作展开了十分详细的分析。
村上认为：钱德勒的创作方法对纯文学是一种贡献——“通过确立小说主人公菲利普·马洛的存在，将自我的桎梏代之以有效的‘假说系统’。钱德勒在侦探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上，发现了走出近代文学死胡同的方法，并将这种普遍的可能性向全世界宣布。”[21]在村上看来，现代文学的基本方法在于描写自我。“很多作家都在有意无意地表现自我意识。或运用各种手法刻画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22]但钱德勒则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体现在他力图展现人物的个性，却拒绝使用纯文学方法而用了侦探故事的模式；另一方面则在于钱德勒的小说虽然在人物塑造上极具说服力，然而人们却绝找不到作家描写自我意识的企图。不过，村上春树同时也指出，钱德勒的创作纲领——“没必要一一证明行为受到自我的性质和用法的束缚”[23]与那些彻底消解自我的后现代作家不同。在主人公菲利普·马洛的身上，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性格特点，而这种一贯性无疑是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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