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科的诞生：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普世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文所王炎
内容摘要：比较文学的起源、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核心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论文透过学科谱系的演变，把比较文学追溯到19世纪晚期的欧洲语文学（philology）转向，从语文学早期的跨语言和跨学科的冲动，一步步梳理这个学科的嬗变。发现超越民族文化的普世理想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相互冲突，一直推动着这门以比较为根本方法的人文学科不断更新，并产生着新兴子学科。分析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和理论前提，可以廓清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规律，以及发展的远景。
关键词：比较文学 普世性 世界文学 文化研究
Abstract:It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over the orig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genuine academic discipline. This paper trac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end of the 19thcentury and examines the tectonic shift from national philology to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largely European-oriented discipline in its formative early years. The early comparatists sought to transcend national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19thcentury. As a strategy,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 were advocated to counter nationalism. But cosmopolitanism itself was often a projected form of nationalism. The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shap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field of study marksthe perpetual venture to a supranational cultural neutrality in the humanist studies.
Key Words: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smopolitanism, the World Literature, the Culture Studies.
如果探究学科发展史的话，会发现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并不年轻。它的建立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语文学（philology）转向。当语文学转向跨语种文学研究时，便出现了比较文学。后来比较文学不断分化、裂变，产生出许多方兴未艾的子学科。这些子学科也仍然在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史，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很不稳定，前景很难枉加揣测。但我们分析比较文学的产生、蜕变过程，却可以观察到贯穿该学科始末的核心问题——民族身份与普世价值的冲突，它既是比较文学滥觞的起因，也是其嬗变的根据。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廓清这个学科的基本特征，并且梳理出历史语境变迁对它的塑造。虽然在比较文学的名义下涌现出如此多的变种子学科，并都尝试说明比较文学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又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梳理比较文学的学科史，也许会帮助我们把握文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启示人文学科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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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超越民族的冲动
19世纪后期，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深入到文学研究领域，欧洲学者开始面临欧洲多民族文学的挑战。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民族语文学者（philologist），比较早地意识到了扩展研究领域的需要。他们把本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作为基本参照，尝试着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结果扩大了语文学的视野，也彰显了本民族文学的优越。就在此时，一种在不同民族文学间比较的独立研究初露端倪。但当时，大学里尚未开设相关课程，比较文学学科也没有体制化，尚不能从语文学内部完全独立出来。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真正系统的独立学科，产生于1893年。一个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中部）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学者梅尔茨尔（他的名字有不同的形式：Meltzl de Lomnitz，Hugo Meltzl，或Hugo Von Meltzl），首先在当时的克罗森堡（Klausenburg，罗马尼亚，后名Cluj）开始了系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随后，路易斯－保罗·贝茨（Louis-Paul Betz）和约瑟夫·特克斯特（Joseph Texte）相继在苏黎世和里昂建立起独立的比较文学。[1]学科建立之初，主要方向集中在三个语种文学的相互比较上：法语、德语和英语。既有某个语种内部的作家比较，也有三语种间文学相互关系和彼此影响的平行比较（Parallelism）。
早在1877年，梅尔茨尔创刊了一本学术杂志《国际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rum Universarum），这本杂志成为当时比较文学的宣言，在今天也仍然是欧洲比较文学界的经典刊物。它宣称的办刊宗旨是对文学史进行改革，并通过“广泛的比较原则”（an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principle）来具体实施这种改革。[2]梅尔茨尔曾在刊物上撰写了系列文章，主要针对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做全面梳理和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许多人误解了歌德，把“世界文学”理解为狭隘的民族意识，也就是只强调本民族文学怎样化解外国文学的影响，或者如何冲击和塑造了外语文学。最极端的例子当属雅克布·格林（Jacob Grimm）在《德意志语言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中的观点。在格林的论述中，歌德的“世界文学”被解释为德国民族身份的体现：“没有歌德，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作为德国人的骄傲；也不会知道我们的语言和诗歌竟有如此大的自然力量。”[3]梅尔茨尔犀利地指出，文学一直是政治史和民族史的仆从，要解救文学于被奴役的境地，就须实施两套策略：一是以比较文学来抵御欧洲大国的文学民族主义；另一是把欧洲文学的范围，扩展到小国文学和弱势文学，中国文学也曾被列入到梅尔茨尔的比较日程。[4]
梅尔茨尔在比较实践中，想尽办法让他的刊物海纳百川，不断刊登不同语种、特别是小语种的文章，以便形成马赛克式的多元风格。更有远见的是，他尽量避免让强势文化（如当时的德国文化）在文学比较中占尽主导地位，消解强国视角对比较实践的统摄，希望各民族平等地相互汲取文化营养。在一篇《比较文学当前的任务》（Present Tas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文章里，梅尔茨尔感慨道：每个民族都想建立自己的“世界文学”，却根本不知其涵义。各民族都以为自己的语言、文学优于其他民族，自己的文化必将主导世界。但遗憾的是，这种不健康的民族本位原则，恰恰形成了现代欧洲精神生活的基本前提。[5]
但我们不尽要问：如何实现一种所谓“超民族视角”（superanational point of view），而抵达“彻底中立”（downright neutral）的目标？这仅仅是理想呢，还是可操作的实践过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最重要课题。在法国，从事比较学科的学者们尝试在不同民族文学史中，寻找那些同时代发生、并彼此互动的文学思潮和文化运动，这种“共时比较”（synchronic comparison），后来被成为“总体文学”（或译“普通文学”，法语littérature générale,英语general literature）[6]。也有国别文学相互关系的比较，即分析一个民族的文学如何影响了另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或者相反，聚焦某个民族文学，研究它如何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这种研究后来渐渐发展为所谓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即专注于“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可是在“二战”之后，这种专注于文学外部环境的所谓“外在研究”（extrinsic study），为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RenéWellek）所诟病。他的言词颇为激烈，说该比较不过是公共舆论炒作，只对“美国之音”的播音员有益，而够不上研究文学的学科。[7]作为俄国形式主义（the Russian Formalism）和美国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卫道士，韦勒克鼓吹“文学的内在研究”（intrinsic study of literature），即文学有永恒不变的本质，比较文学的任务就是挖掘本质的“文学性”（literariness）。[8]
二、 文学普世性的想象
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比较文学界，逐渐占据了主导话语地位。他们对文学普世价值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强势文化霸权的意味。因为在判断何为普世价值时，人们往往会使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暗度陈仓。其实，比较文学的概念从提出那一刻起，就已宣称文学是“一个普世现象”（a universal phenomenon）。梅尔茨尔对它深藏的霸权色彩，却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一方面反对民族语文学的狭隘封闭，另一方面又批评普世文学观的霸气。他申明道：比较文学的超民族理念，既不同于意义含混的普世主义，也不愿与大同博爱观为伍。它决不会以损坏一个民族的特殊性为代价去实现普遍，而是要挖掘纯粹的民族性，因为民族无论大小在这里都是平等的。[9]然而，既保留民族特质又具备全球视野谈何容易，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滑到一个极端上去。因此，梅尔茨尔对比较文学未来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的。英国理论家波斯内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文学普世性问题，让人耳目一新。他发现，当人们对民族文学转向世界文学苦心孤诣时，却忽略了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也就是民族文学尚未出现之前，罗马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它的文学早已具有普世性。但这种无根基的普世性却毫无活力，因为它不根本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发生有机的关联。因此，提倡世界文学也许并不是文学进步的灵丹妙药。文学想象依赖人类共同体的真切经验，它小到家族，大到世界，而“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或者“文学的普遍化”（the universalizing of literature）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割裂了与社会特定群体的联系。[10]帝国主义的普世性原则一直蕴涵着巨大的危机。
正因为对文学普世性和话语霸权的不断批判，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才在国际学术界发生着戏剧性变化，日暮途穷。从1960年代开始，学科内部出现了分化，首先是对象从文学转向了其他艺术门类，继而又出现了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新兴子学科。由于学科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比较文学”已名存实亡。然而，国际间跨文化比较这一方法，却被广泛引入到各传统学科，相继出现了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等，比较之风空前盛行，整个学术景观从此改变了。可是，传统比较文学产生时代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却没有因范式转换而得到解决。例如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如何交融？文学的普世性与某共同体的特殊经验如何对话？强势民族话语与弱势文学如何共存等。学科转向只是暂时回避了这些尖锐的冲突，它们仅仅以新的面貌依然隐蔽在新学科炫目的外衣下，挑战着我们的认识力。
三、 身份政治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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