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眼中的中国文化

——读罗素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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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是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其近百年的漫长人生中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间来中国讲学九个月，回国半年后以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了《中国问题》[①](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罗素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虽然此书的十五章内容中多数都是围绕当时的时政问题，但是除了这一部分内容之外[②]，书中有关中国的文化问题和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述，在这本书出版九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能足以让我们中国人反思中国文化这么多年来发生的变革，尤其是中国在1949年真正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的文化变革。

罗素在《中国问题》的开篇第一章就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③]。针对中国的文化问题，罗素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中国人的这些美德能流传下去吗？抑或，中国为了生存下来反而不得不去选择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德。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它正在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模式，这个世界又将会变得怎样呢”[④]？带着这些疑问，罗素开始向读者介绍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罗素首先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他认为，中国文化从佛教传入以后就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地理上的优势，如幅员辽阔，周边国家要么天性不好战要么处于沙漠地带人口不多，二是中国人口众多且同属于一种文化。接着罗素指出中国文化有三个特征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即（1）文字由表意符号构成，而不是字母；（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3）政府掌握在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而非世袭贵族手中[⑤]。

在谈到第一个特征时，罗素指出汉字作为表意符号比表音文字更能存在长久且可以沟通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同时他也指出了汉字的几个不方便的地方：一、不易学习；二、在字典、目录等里面无法排序，无法铸造排字机；三、无法准确地表音。他认为西方人没有看到汉字的优越性是还没有习惯一种看法，即西方人自己的“字母文化”仅仅是文化中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者们或许是把“字母文化”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而在内心里拒绝认可其他文化。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欧美人士，其中不乏颂扬西方字母文字而贬低中国汉字的人，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的另外一处就说：“人们会碰到一些白人，他们往往不把中国视为文明国家，并受此种错觉之苦”[⑥]。不仅如此，在罗素看来，这种偏见脱胎于当时的整个西方文化，并将会对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罗素自己不是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跟这些人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然而，尽管罗素看到了汉字的好处，他也还是认为，“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拼音文字改革应该得到支持”[⑦]。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孔子的儒家学说在罗素的眼里除了孝道之外就大都是些道德规范。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儒家学说和西方的爱国主义一样都是教人对某一部分人尽特别的义务而置他人于不顾，而且孔子宣扬的孝道和族权观念会阻碍公共精神的发展，导致旧势力的肆虐，但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却要好过西方人的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罗素甚至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战争和革命往往不激烈就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的作用，因为孔子礼教的缘故，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与西方宗教的排他性相比，罗素更赞赏中国儒学在道德上的恪守以及对宗教的怀疑。

与前两个文化特征相比，中国文化的第三个特征——科举制度似乎更容易被看作是给中国文化带来消极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罗素在论及科举制度时也同样从利与弊两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方面，科举制度，特别是在发展成为八股文考试后，很显然会阻碍人们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比起贵族世袭制度的任人唯亲却要好很多，所以罗素说科举制度无论好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极其深远，但是并不适合现代体制，“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形势”[⑧]。

罗素在讨论中国文化这三大特征时，力图保持客观中立，谈论每一个特征时都涵盖了其中的优缺点。其实，他一开始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这一话题时就说了：“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⑨]。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罗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理性的，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优缺点。尽管如此，有不少读者甚至是某些研究者在看待罗素的中国文化观时，都只是选择性地看到他赞美中国文化的语句，而忽视他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很多缺点。罗素并没有想要一味地赞美中国文化，但是因为他是带着对一战后欧洲文明的失望来到中国，“寻找新的希望”[⑩]的，所以或许他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且因此很多我们中国人看来是缺点的东西在他的眼里可能也成了优点。带着寻找希望的心情看待中国文化，他当然希望中国文化中那些他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然而，在他眼里这三个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似乎都是弊大于利，因为除了孔子的礼教外，其他两个他都是明确地提出要变革的。他支持汉字的拼音化，提倡淘汰科举制。而针对为受教育阶层所掌握的儒家学说，他是这样说的：“意图染指中国的人都赞美旧习惯而嘲笑‘少年中国’为适合现代需求而作的种种努力”[⑪]，这里的“旧习惯”是指孝道和儒家的族权观念。显然，罗素觉得自己并不属于意图染指中国的人之列，也没有赞美旧习惯。从这番较为隐晦说辞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赞同“少年中国”为抛弃“旧习惯”所作的努力的。那么，连这三大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都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都不用保存下来，到底中国文化中的什么方面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又怎样才能给罗素带来希望呢？

除了讨论中国文化的三个独特特征之外，罗素在《中国问题》的第十一章专门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他从历史渊源、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在罗素这里，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希腊文化也可以找到，但我们文明中另外两个元素：犹太教和利学[⑫]，中国文明中没有。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仅上层社会没有宗教，全体人民也同样没有。虽然有相当明确的伦理制度，但不过激、没有迫害性、而且没有“原罪”观念。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⑬]。

中西两种文化长时间独自发展而没有相互影响，直到近代两种文化才开始有所接触并互相了解。罗素认为，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再取得进步和发展，西方文化正好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素材，刺激其发展。但中西两种文化接触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也正是罗素在考察和审视中国文化时所思考的问题。他始终带着这样的疑问——中国文化会受到西方文化的何种影响，给全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上面引用的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罗素的观点：西方文化长于科学，科学是中国文化可以向西方学习的新东西，而西方文化可以学习中国文化的长处，也就是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罗素希望看到中西两种文化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学习对方的优点，逐渐结合在一起。罗素认为中国文化缺少科学，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别就在于科学精神，道德方面中西方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要想在道德方面找到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孔子所说的话，西方所长不是道德也不是什么治国箴言，而是科学和技术。而且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时不要染上西方的机械人生观，把人看成是一堆原材料，然后用科学方法进行任意塑造，因为这种机械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和破坏[⑭]。西方要向中国文化里学习的正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虽然罗素在中西文化在不同的方面各有长短十分肯定，但是在两种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认为不应该妄加断言。他认为必须确立了明确和理智的价值标准，不然很难比较中西两种文化所取得的成果，也容易让人彼此低估对方文化。罗素在比较中西两种文化时，有很清楚的价值标准：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⑮]。相比于西方的繁盛和很多东西都是侵略弱国得来，中国则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力量也不至于加害其他国家，因此罗素非产赞赏中国文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比西方做得好。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他还提醒中国人尤其是他眼里的那些“少年中国”们在学习西方文明时要扬其善弃其恶，要结合中国文明自身的传统文化，这样必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走入两个危险的极端情况，一个是抛弃与别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全盘西化，另一个是由于要抵制外国的侵略，变得像日本那样只吸收军事方面的成就而拒绝西方文化里任何其他方面，形成强烈的排外主义。同时，罗素认为从西方来讲，不能一味相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胜于其他民族，抱着强硬的态度强迫世界采纳西方文化，而让中国这样的民族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是极其错误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罗素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对彼此都有好处。他所看到的最大的希望所在便是中国人不照搬西方的全部，而注入了西方文化新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将来能产生的新文明将会好过以往的各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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