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18年一位名叫伊凡·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的托姆斯克的哥萨克来到中国，写下关于中国的介绍到今天，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史有了将近四百年。从那时起，中国——这个被俄罗斯人称为“亲近且又遥远的世界”[1]便深深地印在了历代俄罗斯文化精英，特别是作家的记忆中,中国不仅成为他们了解、认知、探究东方的重要的对象，也成为他们认知世界、自我的重要路径。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的确，在这近四百年的交往中，两国的关系中有过坎坷、曲折，贸易冲突，甚至军事对抗。比如，19世纪70-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宫廷曾经有过对华作战的构想，俄军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普尔日瓦利斯基甚至制定过准备与中国作战的具体方案。20世纪初，俄国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1929年，因为在远东边界发生的中俄军事冲突，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 ЦИК )和人民委员会（СНК）曾作出《关于苏联终止与中国交往》的决议，同年秋天，红军元帅布柳赫尔直接指挥了远东的军事行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俄发生过众所周知的珍宝岛军事冲突。

然而，在中俄关系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友好的交往，是俄罗斯文化精英,特别是俄国作家对古老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和持久的，深深的关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俄国与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必须手携手地并肩前进”[2]。

一

俄罗斯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认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百年：“介绍中国”（18世纪）的第一个百年；“经院汉学”确立的第二个百年（19世纪）；“汉学繁荣”的第三个百年（20世纪—21世纪）。

在17世纪，就有最早的俄国友好使团来到被称为“天下帝国”（Поднебеснаяимперия）的中国的记载与报道[3]。到了18世纪的1715年，俄国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传教士使团。1770年，俄国的启蒙作家诺维科夫（Н.Новиков1744-1818）在他创办的《雄蜂》（Трутень）和《闲话人》（Пустомеля）两本杂志中首次刊登了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1716-1786）从中文和满文翻译的关于中国的译作。列昂季耶夫是俄国第一个懂汉语的翻译家，他一生中共翻译了20多本中国的书籍。18世纪末，俄国第一个革命作家拉吉谢夫（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49-1802）就在他的创作中表达了对东方中国的关注。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于1792年写下了《关于同中国贸易的信》。

俄国“经院汉学”的确立是在19世纪。其背景是中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两国人员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在增多和深化。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京设立了俄罗斯使馆，在上海等城市设立了领事馆。1896年签订了中俄联合防御条约以及建设后贝加尔到满洲里铁路的协议。

“经院汉学”确立的标志是：首先，俄国汉学奠基人亚金夫（Иакинф即比丘林БичуринНикинаЯковлевич1777-1853）的出现。他作为俄国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大司祭在中国逗留了11年之久（1840-1940），通晓汉语、蒙语、满语，与此后的帕拉季（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ПетрИванович1817-1878，第一本汉俄辞典的编撰者）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论著、文章，他们第一次为俄罗斯人揭开了中国——这个“亲近而又遥远的世界”之谜。其二，185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的建立，汉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由此开始。第三，以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иев1818-1900)为代表的彼得堡汉学家群体和学派的形成。他们是皇家科学院东方学院士罗森（РозенВ.Р.）,巴托尔德（БартольдВ.В.），图拉耶夫（ТураевБ.А.）,奥尔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С.Ф.）,科科夫采夫（КоковцевП.К.）,克拉齐克夫斯基 （КрачковскийИ.Ю.）,符拉基米尔佐夫（ВладимирцовБ.Я.）, 斯特卢威（СтрувеВ.В.）, 康拉德（Конрад Н.И.）等。

瓦西里耶夫时任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两所大学的教授，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著有大量关于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著作。《汉语语法》（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三卷集《汉语文粹》( 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中国历史》（Кита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对北京的回忆》（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екине1861）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像季姆科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Е.Ф. 1824),科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Е.П.1853),韦纽科夫(ВенюковМ.И. 1874),斯卡奇科夫(СкачковК.А. 1875),皮亚谢茨基(ПясецкийП.Я. 1880)等俄国汉学家也在19世纪发表、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章、论著。

在这百年间，从作家普希金到哲学家恰达耶夫，从批评家别林斯基到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从作家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12-1891）到大文豪托尔斯泰，一大批俄国作家和思想家都对在东方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表示了深深的关切。在他们文学的，道德的，哲学的探索中，在他们文学和哲学创作的思想体系里中国的精神文化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普希金对中国有着深深的向往：1830年他曾提出随使团来中国的请求，他的藏书中有中国的“三字经”，“赵氏孤儿”，“中庸”等。他也成为中国读者最先结识的俄国诗人。据戈宝权先生考证，光绪26年，即1900年,上海的《俄国政俗通考》就介绍了诗人普希金。他是第一个翻译到中国的俄罗斯诗人。1907年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位诗人。五四以后普希金又是在中国介绍得最多的诗人。普希金与别林斯基始终关注着亚金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第一个到过中国香港和上海的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12-1891）还写下了介绍中国沿海城市的《帕拉斯号巡洋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1858）。

1852年，沙皇政府派遣三桅巡洋舰“帕拉斯号”考察远东。他们从彼得堡出发，经大西洋，绕好望角，过印度洋、太平洋，历时两年抵达俄国远东。作家冈察洛夫随行前往。曾先后在1853年6月到达香港、广州，11月抵达上海。他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俄罗斯作家。两卷本游记《巡洋舰“帕拉斯号”》记录了在中国的见闻，对中国人民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独特的中苏关系，使得俄苏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探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俄罗斯的“经院汉学”在新的百年有了更为深入的成果。作家对中国的记忆也大大丰富和多样了。

世纪之初，托尔斯泰揭开了俄国作家对中国探究的新的一页。作家在1905年12月4日写下了《致张庆桐》的信。他在给中国留学生张庆桐的信中说，“我对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的著作的注疏。”[4]他在信中，不仅对日俄两国的狂妄、残暴的掠夺进行了批判，还对清政府的忍让表达了赞美。一年后，托尔斯泰又回复了当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中国学者辜鸿铭的来信，对遥远东方的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相当准确的判断——世界的未来在东方，而东方的未来在中国。 “世界公民”托尔斯泰曾通过英、法、德文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1909年他还与一位日本学生合作，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他还写下了像《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中国的贤哲》，《老子的学说》等文章，对中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有着深深的共鸣。越接近生命的末年，其创作中中国的话题出现得也越益频繁，对孔子、老子的哲学思想，佛教思想尤为关注。契诃夫尽管没有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与探究，却有着他自己的认知。短篇小说《胖子与瘦子》中的瘦子的笑被他称作为“中国人式的” 谄媚的笑。这位渴望个性自由、美、和谐和全面发展的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心存芥蒂的。

以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为代表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位世界著名的汉学家，现代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曾四次到过中国（1907年4月到8月，1909年1月，1912年5月到7月，1926年7月到8月），不仅翻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写下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与经典著作，仅生前就出版过280种。比如《在旧中国 1907年旅游日记》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生前未能出版的文集《中国文学》(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东方学 文章与文献》（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1982）等。它们是俄罗斯中国文化研究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了解20世纪俄罗斯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珍贵史料。

在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阿克梅主义诗人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Гумилев），阿赫玛托娃等（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现实主义作家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等，这些作家、诗人、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终高昂。古米廖夫写过关于中国瓷器的文章，阿赫玛托娃翻译过杜甫的诗作，涅斯梅洛夫(Несмелов Арсений 1889-1945)，佩列列申（Перелешин Валерий 1913-1992）等哈尔滨俄罗斯侨民作家也翻译过中国的古代诗歌和经典名著。

20世纪初，出现了像小说家多罗舍维奇(В. Дорошевич)的长篇小说《穆祥》（Му Сян, 1901），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И. Горбунов-Посадов )的短篇小说《高官的女儿》（Дочь вельможи, 1903），米特洛波利斯基( И. Митропольский)的中篇小说《小满子》（Маленький Манза, 1913），马明—西比利亚克（И. Мамин-Сибирят）的短篇小说《中国人与美国人》（Китайцы и американцы, 1914）等专门描写中国社会和民间生活的小说。此后，又有皮利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的《中国的故事》(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Жень-шень1933)，法捷耶夫（Ас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Удэгэ 1940)等作品。这些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认知。此后，女作家里希特（Зинаид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Рихтер 1890-1967）在1925年作为《真理报》记者参加了从莫斯科—蒙古—北京的首次飞行，写下了纪实性特写《空中7000公里》（7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а воздухе, 1926），对京城的风土人情作了具体、详细的描叙。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俄国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纷纷来到中国，中俄作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如，作家奥维奇金（Валенти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ечкин，1904-1968），波列沃依（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евой,1908-1981）,诗人、小说家西蒙诺夫（Кониста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 1915-1979），作家艾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1967），小说家柯热甫尼科夫（Вадим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жевников，1909-1984），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1901-1956），扎雷金（Залыгин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1913-2000），诗人瓦赫金（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ич Вахтин, 1930-1981）等作家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大量报道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也在不断深入探究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化，创作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

20-21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文化影响力的增长，俄国的“经院汉学”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和巨大成就。1989年，英文版俄译《新中国百科》出版，1999年，特卡琴科与克拉夫佐娃分别发表了文化辞典《中国文化》（Ткаченко,КультураКитая,М.）和论著《中国文化史》（Кравцова,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ыКитая,СПб.），它们代表了20世纪后二十年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在新世纪，随着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的进行，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2010年，耗时15年（1995年开始编写）的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面世，它是俄罗斯三百年汉学成就的集大成者，展示了当代俄罗斯汉学系统建构的现代性意识，丰富而全面的研究成果，容含了俄罗斯汉学的叙述脉络与话语模式。

而在当代文学中，不同思潮流派，价值取向的作家在以各种不同方式，在理性层面建立起各自对中国历史与当代文化的话语立场，赞许抑或质疑，确认抑或审思。比如生活在伊尔库茨克的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拉斯普京，后现代主义作家索罗金，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邦达连科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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