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Chinese Studies
＃汉学研究
＃|阎纯德
＃|第十二集
＃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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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前絮语
＃这一集《汉学研究》本应出版在2009年10月金秋之际，但是为了等待严绍璗教授宣布在香港注册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的成立和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n Sinology）及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三项汉学研究领域的盛举之信息，便不得不延迟到瑞雪降临之后。前者的宗旨是为推动汉学研究在中国能够得以更大的发展，后二者一致的特点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此次世界汉学大会的副题为“汉学与跨文化交流”（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天津盛会的副题是“互读 共赏 知同 明异”，两个会的主旨相同。我参加了这两个学术会议，聆听了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精彩演讲。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文化的灵魂正以一种温馨的方式鲜活地延续着。天津师范大学假东亚学者聚会之东风，水到渠成地创立了“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这所大学早有一支兵强马壮的学术队伍，成为立足亚洲，兼及欧美汉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加之国家图书馆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汉学研讨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榆林“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和广州“十三航商与对外贸易史学术研讨会”，以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的学术活动，使得2009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汉学研究年”。汉学研究渐呈阳光灿烂景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多了些世界视野，重视吸纳他者的学术资源，认可汉学之于中国文化具有借鉴的裨益。在这个离不开资讯和交流的地球村时代，“会通”成为文化“超圣”的前提之一。文化有了“会通”，才可能真正互补，然后才有真正的跨越，不同民族与国家才可能在多元文化及不同的价值观念上沟通心灵而达至“同归而殊途”。而汉学和汉学研究，是使我们沿着文化走进这个美丽境界的一座桥梁、航船和路标。这一集《汉学研究》将“亚洲汉学研究”置于前列，其用意在于对于亚洲汉学研究的真诚关注。亚洲汉学之研究尽管成绩很大，但不少国人的观念，一说及汉学，便会以为其正宗者只有欧美。其实亚洲汉学，论其历史渊源，要比欧美深远，而且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欧美的汉学研究还得借助于日本的汉学和中国学的成就。日本和朝鲜半岛、越南等周边国家，历史和文化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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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文化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欧美没有，因此这也便造就了亚洲汉学与欧美汉学之别。
＃从本集起第一次设有“特稿”栏目，旨在客观介绍和研究中国学者在汉学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意在总结经验、成绩及教训，梳理其历史，建立中国的理论体系，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这一集介绍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虽然徐启光、王国维、莫达寅等先驱者曾经关注过“汉学”，但是，在中国，作为一种学问或学科、准学科，其起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日本汉学（中国学）作为毕生研究事业且最有成就者当属严绍璗教授。他的贡献在于：其一，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化的历史联系和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构成各种联系的文化的内在的机制，建立了理解东亚文化本质的“变异体”理论，把对东亚文化的“双边关系研究”提升为以“文化语境”为生存环境的“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以《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两部著作为代表）；其二，他建立并推进了“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建设，使日本的中国学成为世界汉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表现在以《日本的中国学家》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料编纂”和他的《日本中国学史》以及《日本中国学史稿》，其中《日本中国学史》是中国首部对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代表性学术史研究）。此外，他还编撰了《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追寻、整理和编纂，形成了理论上的原创性见解和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等等。严绍璗的研究和理论，对中国的汉学研究界，影响深远。这一集，还有“美国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研究”、“唐诗研究在国外”等栏目，无论是文献性，还是理论阐释，都值得读者予以关注。
＃阎纯德
＃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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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本刊特稿
＃严绍璗的东亚文学关系与日本中国学研究
＃——为纪念严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周阅（001）
＃寻求表述“东亚文学”生成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 /严绍璗（023）
＃汉学研究论坛
＃中国的发展与汉学的未来 /阎纯德（027）
＃撞击与回应：汉学与汉学研究之我见 /宋绍香（036）
＃序跋之页
＃20世纪比较文学与汉学牵手的先驱之作
＃——写于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中译再版之际 /钱林森（042）
＃在五洲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跨越中西文化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前言 /李雪涛（047）
＃亚洲汉学研究
＃《心经附注》对朝鲜半岛汉学研究的意义
＃——16世纪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哲学对话 /周月琴（055）
＃日本汉文学《诗经》元素举证 /王晓平（082）
＃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述略 /钱婉约（101）
＃汉学视野下的中国历史研究
＃——以狩野直喜为中心的考察 /刘正（113）
＃书证：《日本书纪》祥瑞灾异记述形式的变异性 /马骏（121）
＃佛教意识与日本古代戏剧审美观——以幽玄和无常为中心 /勾艳军（133）
＃东亚同文书院刊物考略 /王广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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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研究
＃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早期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
＃/【法国】白吉尔 安必诺 伊莎贝尔·拉比 著 耿昇译（155）
＃中国诗歌悲秋主题的诗学对话 /【法国】郁白 钱林森（190）
＃几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欧洲传教士 /安必诺 何碧玉 著 孔潜 译（206）
＃美国汉学研究
＃试论美国早期汉学 /熊文华（217）
＃略论美国中国研究的两条路向
＃——兼论汉学与中国学之勾连/崔玉军（243）
＃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 /顾钧（280）
＃美国汉学家夏德安和他的古代中医世界 /杨立（289）
＃译释并举，文史互征
＃——论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方法及其意义 /高超（293）
＃俄国汉学研究
＃世纪末俄罗斯汉学进展与当代四杰 /李明滨（304）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汉籍收藏 /阎国栋（312）
＃郭沫若与阿列克谢耶夫 /李聃（323）
＃戈雷金娜对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的研究 /李逸津（327）
＃清朝初期中俄两国官方媒介语言的确立 /张雪峰（336）
＃汉学家研究
＃波希米亚汉学家严嘉乐对历史与文化的贡献 /任大援（343）
＃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李雪涛（360）
＃唐诗研究在国外
＃翟理斯的汉学研究与英译唐诗 /江岚 卢榕峰（368）
＃威廉·琼斯对《诗经》的译介 /于俊青（385）
＃朝鲜诗家对唐诗风格的批评 /孙德彪（395）
＃民国时期唐诗在法国的传播 /蒋向艳（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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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译文：中国文化的新视野
＃武侠小说中式爱情博弈艺术
＃/【美国】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 著 孙海月 译（413）
＃欧美的汉籍收藏 /【日本】石田干之助 著 甘慧杰 译 马军 校（420）
＃论徐光启多层面的皈依过程 /【比利时】钟鸣旦 著 肖清和 译（433）
＃毛泽东与鲁迅：为了一个新中国
＃/【法国】让·沙博尼耶 著 杭零 译（448）
＃澳门文化与汉学
＃庇山耶与他翻译的《中国挽歌》 /姚风（465）
＃华裔汉学研究
＃周策纵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徐志啸（473）
＃西方小说与中国晚清叙事模式的转变 /【法国】黄晓敏（480）
＃从黄晓敏的《玉山》看华裔法语文学 /【法国】丹尼尔-亨利·帕若（490）
＃稿约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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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的东亚文学关系与日本中国学研究
＃——为纪念严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周阅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体系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在大学建立起了系统化的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出版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体系性的学术研究论著；形成了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术期刊；出现了国内外学界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是国内外同行学界认可的一位杰出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形成独立体系的上述四个标志性方面，无一例外地都有严先生的积极参与和重大贡献。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是教育部于1985年直接发文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培养比较文学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实体性学术机构，创始所长乐黛云教授执掌十余年后传薪严先生担任该所所长至今。严先生是国内第一位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迄今为止培养了14名硕士生和15名博士生，①这些毕业生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的学术界都承担着重要的工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研究著述方面，严先生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与论集14种，编著教材、文库等12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有不少是用日文撰写的，其中有些极具学术分量和理论深度。由于严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已成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以及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早在1985年严先生还是北大副教授的时候，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聘请他出任日本学部客座教授，这是日本国立大学战后第一次正式聘任的在文部省注册的中国大陆第一位客座教授。②严先生在任期间参加了“教育研究经费预决算”投票，“副教授职称升迁”的考评和投票等，我国学界担此重任、获此经验者至今恐无数人。1994年，严先生又成为大陆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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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进入日本文部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人，同年11月7日受到日本明仁天皇接见，双方就《古事记》与《万叶集》的阅读交换了见解。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以日本国立大学教授最高工资（001俸）月薪92.7万日元邀请严先生在该研究所组织“日本文学中的非日本文化因素及其价值意义”研究班一年。同年开始，他受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邀请出任“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至2004年。自1993年起，国务院因“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向严先生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至今。1998年11月9日，因在“中华文明志”中从事《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的撰著，成为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的15位作者之一。江主席对他们说：“你们为人民写了好书，人民感谢你们！”严先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一届（1986）、第二届（1988）、第四届（1993）优秀成果奖；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著作一等奖（1990）；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sian Pacific Publishers Association）学术类图书金奖（1996）；国家图书奖名誉奖（1999）；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改革开放30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08），2009年1月又被北京大学表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③
＃总体来讲，严先生的学术研究包括两大体系——以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国际汉学④研究，二者密切相关、互相促进。
＃一、以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
＃1980年8月，《中国哲学》第3辑发表了严先生的《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这是严先生步入东亚文化关系研究的标志。⑤1982年，在两家全国性重要学术刊物上，严先生连续发表了两篇探讨中日文学关系的论文：《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这两篇论文，分别在日本古代文学的散文文学和韵文文学这两大类型中，探讨了其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因素，这标志着严先生的学术研究正式进入了比较文学领域。上述论文已经具备了严先生日后发展起来的学术方向和研究方法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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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即“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的发生学研究”。这一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在以往任何“比较文学原理”或“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经典教科书中都不曾论述过。因此，它是严先生的独创，这一独创性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绝非凭空幻想出来，而是严先生在自己的实际研究中经过长年的艰辛钻研和反复摸索而逐步获得的。
＃（一）文学的“发生学”理论
＃严先生着力倡导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具体来讲包含三个部分：第一，在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第二，深层把握文学与文化传递中的“不正确理解”的形态；第三，解析文学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中间媒体”并揭示“文学的变异体”本质。
＃第一部分中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指“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它“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严先生指出，从文学“发生学”的立场来看，文化语境至少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第二层面是‘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第三层面是‘显现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共性的文化语境’。每一层‘文化语境’都是有多元的组合。”⑥
＃严先生在对日本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发现，在传统的国别文学史的范畴内，往往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一旦将其纳入到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领域，便能够拥有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理念。这使他对以往所获得的文学史“知识”产生了怀疑和反省。例如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史著作，都把作为日本历史和文学肇始的“记纪神话”⑦阐述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日本文化民族性特征的最初始形态，代表着纯粹的民族传统。但是如何解释日本的创始神太阳神是女神？为什么太阳神将最高权力传给第三代，即她的孙子？为什么伊邪那歧（Ｊ12Ｐ003）和伊邪那美（Ｊ12Ｐ003）二神创世时首先在大地竖立起一根巨柱？……诸多问题扑朔迷离。当严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立场出发，将日本神话系统置于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时，便获得了一种解析其内在的多元文化构造的逻辑路径。严先生将《古事记》置于第一层面的“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之中，探明了日本古代社会中持久而深刻的“女性崇拜”的心理特征乃是形成这一文本内容的根源，从而反驳了日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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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梅原猛教授将其解释为宣传天皇政治需要的、脱离《古事记》产生的特定文化语境的主张。严先生又将“记纪神话”放入第二层面“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之中，揭示了“天孙降临”与中国道家文化“三极创生”的经典命题之间的关系。严先生还从第三层面“显现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共性的文化语境”入手，论证了“记纪神话”中巨柱这一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生命起源认识与世界范围生殖崇拜的内在联系。
＃在“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就如同将一个成熟的个体生命，重新置于其诞生之时的场域中加以分析，以探寻其所拥有的基因来源。严先生借助文本分析与实证材料的印证，在上述三层文化语境中，通过揭示文学文本的情节、人物、场景等象征意象或隐喻符号所内含的真实意义，解答了在“日本文学史”范围内难以回答的诸多问题。
＃“发生学”研究的第二部分中关于文化传递的“不正确理解”形态的命题，最初是由卡尔·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指出，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对话”时，“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⑧这一命题，“实际是以后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关于‘误读’的最早的、而且是最具有理论意义的表述形式”。⑨一般来说，无论是纵向的文化继承还是横向的文化交流，其发生过程中都存在“不正确理解”的形态。严先生主张，包括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在内的所有文化学者，都应该深层把握这种“不正确理解”的形态，这样才能清楚地解析出文学与文化传递的轨迹。例如，同为中国的儒学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表现出批判封建神学束缚的理性意义，成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力的精神力量；而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却表现为巩固幕府统治、维护极权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并在日后成为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精神敌人。严先生分析在儒学文化向东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分别被欧洲启蒙思想家和日本德川幕府思想家进行“不正确理解”的事实，解释了这一文化传播史上看似矛盾的现象。严先生指出，经过欧洲启蒙思想家和日本德川幕府思想家理解和阐述的儒学，已经不是中国本土的“事实的儒学”，而是由阐述者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演绎出来的“描述的儒学”，后者即是在特定时空中对前者所做的“不正确理解”。事实上，被描述是所有文化传递的必由之路，因此“不正确理解”是文化传递的普遍形态。
＃但是，把“事实的文化”以“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演绎成为“描述的文化”，并不是文化传递的终极形态。文化传递的最终结果，是进一步把“描述的文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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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在另一种异质文化之中，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这样，就出现了“发生学”理论第三部分中的两个关键概念——“中间媒体”和“文学的变异体”。
＃严先生对“中间媒体”这一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异质文化（文学）以‘嬗变’的形态，即异质文化整体或部分以一种被分解的形式，介入本土文学之中，在文本成为‘变异体’之前，形成一个过渡性走廊，并成为未来新的文学（文化）样式的‘成分’，这就是‘文学变异’中的‘中间媒体’。”⑩“中间媒体”是为解明异质文化传递中复杂的变异而特别确认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当中国儒学传入欧洲遭遇启蒙主义思想家时，其非宗教性的以人而非以神为本位的道德文化因素，被注入了启蒙主义思想家自身的反对宗教神学的理性精神，继而被阐发为从宗教启示中独立出来的纯粹道德。这种纯粹道德，即是一种中间媒体，它成为启蒙主义者构建理想社会模式的基础。同样，中国儒学进入德川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的思想家们便抓住了其中封建阶位制的伦理文化因素，特别是将程朱理学表述为一种符合武士本位和敬神本位需要的全民身份制度的理论，这一理论也便以中间媒体的形态成为构成日本儒学的积极因子，并且最终与国粹主义同流合污，成为天皇制政治体制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中间媒体”的存在促成了“文学变异体”的形成。严先生首次明确提出“变异体”的概念，是在长篇论文《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中。论文分析了中国伏羲女娲创世神话被日本神话吸收和融化的样态，阐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在日本创世神话构成中的意义，从而揭示了古代日本“记纪神话”的所谓“民族特征”产生的本源，论证了“记纪神话”实际上是一组“变异体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在本民族原始神话观念的母体中，融合了异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而形成的一种“新神话”。该论文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被收入《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同一时期，严先生进行了大量相关课题的研究，如“竹取物语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古韵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日本古代小说浦岛子传与中国中世纪文学”、“明代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唐人传奇游仙窟与日本古代文学”等。1986年暑期，严先生在季羡林先生主持的“东方文化讲座”上以《古代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会合的形态》为题作了演讲（文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2期），将研究的对象从“记纪神话”等个案扩展到整个日本古代文化，将日本古代文化的本质归纳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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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出“日本传统文化‘变异性’的养成，恰恰是在民族文化的‘排异’中实现的。”“日本传统文化为保持其民族性所表现的排异能力，并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外来文化，而是在于追求与外来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这便是在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主要是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步吸收和溶解于日本民族文化之中的，这便是古代中日文化交会的主要轨迹，也是日本古代文化的主要特性之所在。”(11)从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研究开始，严先生以一系列学术论文完成了日本文化变异体本体论的阐发，在此基础上构成了阐明日本文学生成轨迹的“发生学”理论。(12)
＃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严先生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领域的代表性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在这部专著中，严先生对日本文化的变异体性质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对文学的“变异”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13)
＃继《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之后，严先生又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与王晓平合著，花城出版社，1990年）、《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与刘建辉、王勇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与刘渤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日文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一系列著作，并且编著了《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副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文学卷》（与日本文学会会长中西进联合主编，日文版：大修馆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思想卷》（与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联合主编，出版信息同上）等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学术论著。上述扎实而厚重的研究系列，在多重文化语境中，将文学文本解析为诸多要素，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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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要素所蕴涵的文化学意义和价值，进而在切实的文本解析的基础上展开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通过梳理文学与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轨迹，揭示出“中间媒体”的样态、作用和意义，最终从各种“变异”形态的文学与文化中还原出“事实的”文学与文化，形成对文本的综合性阐述。这就是严先生建构和倡导的“发生学”研究。“文学的发生学，是关于‘文学’生成的理论。……文学的发生学更加关注文学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阐明每一种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内在逻辑。”(14)“发生学”可以还原出文学文本最接近真实的生成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发生学”关于文学生成的阐述不同于文学的诠释，其答案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唯一性。
＃严先生30年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但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及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形成各种复杂联系的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建构了关于理解文学与文化“变异体”本质并探明其生成过程及传播路径的、具有高度学理性的“发生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把对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了“文化语境”的层面，把对比两种或几种文学样式之相同与相异性的肤浅研究提升到了探究异文化互融的高度，把相对表层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推进到了文学与文化的内部，并且打破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研究的禁锢，以切实的探索和实践真正把比较文学做到了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天地。(15)严先生在总结自己的比较文学学术活动时强调，他“希望经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日本文明史（包括文化史），最终能够在更加接近事实的意义上，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重写日本文学史（或文化史）’。”(16)“发生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演示模式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成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极具学术价值的重要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严先生的“发生学”理论建构，完全是建立在以原典为根本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严先生一向反对空谈理论，从不发表没有文本解析和实证根基的空泛的理论文章。事实上，严先生始终坚持并极力倡导的“原典实证的方法论”，不仅是对比较文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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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典实证的方法论
＃“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17)严先生将原典性的实证研究作为双边与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尊重学术研究史；
＃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
＃第二，第三，原典材料的确证性；
＃第四，实证材料的二重性与多重性；
＃第五，研究者健全的文化经验。
＃“尊重学术研究史”，是严先生在早期的原典实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学术实践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个层面。它要求研究者首先要充分尊重学术史的成果，即对于本学科与本命题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有切实而全面的了解，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前提。严先生举国内关于孔子祖籍的河南山东之争为例，其实两千年前的《史记》中已明确记录孔子的祖先乃是“宋人”（当时的宋国在今河南省境内），因此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是典型的不了解学术史的无前提、无意义的研究。严先生指出，对学术研究史的尊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研究命题，应该充分掌握这一命题内各个概念的学术史演进轨迹，这是因为许多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文化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和变化的，把握其演进轨迹就可以避免命题概念的错位；二是必须对研究命题已有的先行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清理，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相关研究都必然是该学术史上的一环，任何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是对相关研究的继承、发展或怀疑、否定，凭空诞生的完全“创新”的研究是没有根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尊重学术研究史”的主张，不仅使我们能够脚踏实地，谨慎于自己的学问，同时也慎重看待充斥学界、轻易标榜的所谓“第一次”、“新创见”、“填补空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