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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术交流部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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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主編
#國際漢學 第四辑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编辑部
#主任:张西平(Zhang Xiping)
#编辑:李明(Li Ming)
#马晓冬(Ma Xiaodong)
#吴AAP001深(Wu Junshen)
#夏言(Xia Yan)
#杨双杨(Yang Shua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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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史新探
#要重视中学西传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译本序…………张岱年(3)
#中国文化属于世界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译本序…………任继愈(5)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导论…………[英]葛瑞汉 程德祥等 译(8)
#楼兰始都争论与LA城为西汉楼兰城总论证…………黄盛璋(18)
#汉学家专页
#二十世纪的学者巨人——李约瑟博士…………王国忠(77)
#何兹全教授——中国古史研究一家…………宁欣(91)
#中国文化在世界
#百年来之英译《论语》其——读西蒙·李新译《论语》…………柳存仁(109)
#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杨保筠(129)
#瑞典“中国宫”的形成及其风格…………李明(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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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神话与游记之间——西方人看中国三例…………[法]柯孟德 孟华 译(168)
#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居正与王学关系之考辨…………黄卓越(183)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涵义…………黄俊杰(200)
#西方早期汉学史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会洪若翰神父的信…………郑德弟 译(221)
#耶稣会传教士骆保禄神父致本会苏霖神父的信…………郑德弟 译(232)
#中国文学
#诗歌次序之构建:枚举(赋)新论…………[美]李德瑞 吴伏生 译(245)
#领略古法生新奇——黄庭坚、元祐诗歌高潮与江西诗派…………钱志熙(267)
#苏轼与僧人、道士…………马大品(295)
#唐王朝对文学创作的态度…………[美]戴维·麦克马伦 牛来颖 译(301)
#中国古典小说西播述略…………周发祥(318)
#中西文化交流史
#前伊斯兰时代中亚粟特语和回鹘突厥语基督教文献概述…………[丹麦]阿斯姆森 陈怀宇 译(345)
#利玛窦与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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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彼埃罗·科拉迪尼 耿昇 译(367)
#南怀仁生平家族新考…………[比利时]瓦列尔·阿里克斯 杨双杨 译(374)
#《穷理学》——南怀仁最重要的著作…………张西平(382)
#汉学研究进展
#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瑞典]罗多弼 高建平 李明 译(397)
#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荷]许理和 辛岩 译(429)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一农(448)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比利时]钟鸣旦 马琳 译(477)
#德国的满学研究…………黄淑娟(521)
#英文目录…………辛岩 译(524)
#《国际汉学》一、二、三辑目录…………(528)
#编后记…………(534)
#《国际汉学》征稿启事…………(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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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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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中学西传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中译本序①
#□张岱年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有中学西传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中国学者钻研西方哲学,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也有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很感兴趣,写出了论述中国哲学的著作。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景况,是值得重视的。
#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于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哲学很有研究,撰写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于二程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北宋时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唐代实行
〈〈①编者按: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先生的名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已被程伊川二十九代世孙程德祥先生译为中文,即将作为大象出版社“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之一种出版。现将张岱年、任继愈二先生分别为此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连同书的导论一起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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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并尊的政策,儒门比较淡薄。到北宋而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曾经“出入老释而返于六经”,大力阐扬孔孟的学说,恢复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高于汉唐儒学的水平。
#葛瑞汉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在本书自序中说:“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他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他高度评价了宋代理学,这也是正确的。
#程德祥同志研究二程学,历有年所,近将葛瑞汉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译成中文,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二程语录的英译文句,藉以显示原作者对于二程语录的了解,这是具有深意的,我表示赞同。我希望这本书对于比较哲学,特别是中西哲学的比较能起推动的作用。
#序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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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属于世界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中译本序
#□任继愈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所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一书,1958年在英国出版,1978年重印。1992年美国再版。他的这部名著治学严谨,言必有据,数十年间在西方研究宋代理学领域内曾遥遥领先,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葛氏这部研究二程哲学思想的书是西方公认的研究宋代理学的基本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是世界古老文化之一。中国的《四书》《五经》早已被西方早期来华传教的教士与中国读书人合作译成相立的外文。欧洲人了解中国古老文化,多半借助于这些译文的介绍。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一直活着的文化,不同于古代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文化曾有过断层的现象。了解中国文化,光了解孔子、老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同样号称为孔子、老子的学说,在两千多年的传播和演变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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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已经与原始孔子、老子的学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中间经历多次的变化,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在汉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第二次在宋朝(公元10-11世纪)。第二次大变革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这时的儒家学说已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某些思想观点,经过吸收、消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与原始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像二程的思想,虽然自称直绍孔孟,但比孔孟的原始思想丰富得多,有些思想是孔孟没有讲过的,有些是改造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方法,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宋儒二程是这个新体系的最早建造者。他们提出了以《四书》作为学生的主要教材,实际上是取代儒家以《五经》为主要教材的新变革措施。这一改革到了南宋,经过朱熹的补充和完善,形成儒教,欧美学者称之为“新儒家”,表明经过改革的儒家已不同于先秦儒家,也不同于汉代儒家,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16世纪以后,中西交通有了新的发展。西方社会已开始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更迫切希望了解东方的中国。这时中国的主导思想已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宋代程朱以后的新儒家。而对新儒家的研究,不同于先秦儒家。西方殖民者所认识的中国,正是他们接触到的受新儒家影响了的中国。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研究的深入,他们把目光从原始的孔孟转到了宋儒,二程兄弟恰恰是宋儒新体系的奠基者。西方汉学家中,葛瑞汉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这部研究北宋二程的书自1958年出版以来,在欧美汉学家中迄今仍占有领先的地位,受到同行的重视。该书对二程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心、物等都有较详细的剖析,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该书的某些论点对中国学者也有参考价值。程氏兄弟既属于中华民族,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属于世界人民。研究他们的思想、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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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的责任,也是世界学术界的责任。葛瑞汉的著作开了一个好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继续下去。
#译者程德祥同志对二程全部著作钻研多年,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继承程门传统为己任,把葛氏著作译为中文。译文忠实,译笔朴实,保持了二程学派的严肃学风。译文中凡涉及程氏原著以及其他中文原著的地方,译者全部查到原著,还原成原文,而没有采取简便翻译的办法。这一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对广大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从中也可以看出程德祥同志对译文认真负责的精神。这部书出版后,也将对中国学术界研究二程哲学思想起着积极的作用。译者拿来译稿,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为此书中文版写一篇序。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愿向社会介绍,希望中文版早日与读者见面。
#序于北京图书馆
#一九九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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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导论
#□[英]葛瑞汉
#□程德祥等 译
#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公元前500—前221年),另一个是宋代(公元960—1279年)。
#在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相互残杀的连年征战,导致封建旧秩序的崩溃。企图让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得以恢复统一的努力,产生了五花八门彼此冲突的思潮——其中有儒家的实用伦理主义、道家的神秘主义、墨子的博爱学说、杨朱的个人主义、公孙龙的逻辑分析、阴阳五行学派的宇宙论以及法家的法治观等。
#战国时期的哲学活动,由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恢复稳定、封建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巩固而告终。儒学成了新统治阶级独尊的学说,取代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的所有对手,除道家以外,很快都趋于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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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产生条件与此完全不同。
#汉朝确立的儒家官僚政治,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纪才退出政坛。但自公元1世纪起,它就感到佛教蔓延对自身的威胁。儒家指责佛教摈弃忠孝,而忠孝恰恰是中国社会既定秩序的基石。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玄学体系,要比中国向来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更先进。其影响,不久甚至渗透进其对手的思想中。这种形势,最终促使儒家拿出一种能与之抗衡的理论体系来。这股新思潮的动机,是保守的,出于为自己那受到置疑的价值观寻求理性基础的需要。
#这股思潮向过去周朝儒家经典中去寻求这种理性基础,声称一千年来儒家经典的原义被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遮蔽①。
#新儒家对儒家经典的态度,很像中世纪欧洲学者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看法。他们设想自己的使命,不是去创立和发展一种崭新的哲学观,而是去恢复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正宗经典的原义。
#然而,这种态度并非与深邃的原创性不相容。特别是由于他们自己设想的可以依靠的权威著作所能提供的自由度,比中世纪
〈〈①战国时期独立的思想家中,惟一可能对新儒家有所影响的是墨子。虽然他们重复反墨的传统论调,认为爱不能博施而应该遵守人际关系的“等差”。但涉及“仁”时,便有些尴尬,因为新儒家的仁意味着我们与万物同一,这与墨子的兼爱(universal love)差别并不大。韩愈《读墨》篇(《韩昌黎集》)说墨儒之间并无矛盾。伊川认为“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还评论说:
#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 (《遗书》,伊川语)
#Mencius says that Mo-tzu loves his elder brother’s son no more than his neighbour’son.
#Where does Mo-tzu say anything of the kind in his book?But Mencius was“pulling up the roots and stopping the source”,knowing that as it degenerated the doctrine would certainly be carried to this extreme.
#张载曾用墨子兼爱(《张子全书》)一词,于是他的《西铭》被杨时斥为倾向一元论,伊川为之辩解(《伊川文集》)。他们的通信全部收入《张子全书》和《杨龟山集》(42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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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者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
#哲学意味浓厚的惟一的一部儒家经典是《易经》(Book of Changes)。它是一部运用六十四卦进行占卜的手册。其附录《十翼》(the Appendic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传统认为是孔子亲手所撰,其实并非如此。《大学》(Great Learning)和《中庸》(Doctrine of the Mean),则是从记载礼仪的文集《礼记》(Book of Rites)中摘出来的两篇文章。
#实际上大多数语录含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即使是新儒家们所推崇的经典也难免如此。争鸣的各家学派,把他们的新创观念塞进对语录的解释中,极少会有什么困难。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两位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孟子(公元前4—前3世纪)和荀子(公元前3世纪)的著作,并不在宋初所公认的十二经中。因此,新儒家们可以无拘束地对他们采取更为独立自主的态度,斥荀拥孟。在新儒家的影响下,自宋起,《孟子》(Mencius)被列入十三经。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体系的构筑并不在意。因此,这使得许多欧洲学者弄不明白,如果把他们算作哲学家是否名符其实。在我们看来,最有趣的或许是他们对人生、利己主义及博爱、神秘主义及对政权的崇拜,所表现的种种可能有的态度多得惊人。
#然而,宋代的哲学家只表现了单一的态度,即传统儒家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反对完全向内的精神探索,反对一切对神灵世界和死后之事的探究,坚持认为,人的全部责任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合乎道德地行事,遵守儒家经典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设定的种种责任规范。宋代新儒学哲学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人在世界所处位置的这种观点,他们努力用一种统一的世界图景给予描述和阐释,就像佛学那样条理清晰。儒家过去一直以一些相互分离的概念治学,并不觉得有必要说明各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世界和人所遵循的“道”;像君主统治臣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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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其“命”治理宇宙万物的半人格化的力量——“天”;控制人自身的“心”;人的本始状态的“性”,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说“性本恶”等。
#宋代新儒学的伟大成就,在于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儒家传统概念都各得其所。所有具体的物,都被视为“气”的变化,由气凝聚而成;道、天、性是“理”的不同侧面,万物依靠理统一起来。
#儒学的复兴,至宋代达到顶峰。而这场复兴运动的开端,一般认为始于唐代学者韩愈(公元768—824年)。但在前两个半世纪里,复兴运动只限于与佛、道的斗争以捍卫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价值观。佛、道提倡出世,寻求神秘之悟,而不劝世人作孝子忠臣。
#甚至宋初富有战斗精神的儒家,对形而上学也不感兴趣。这些儒家中对即将到来的哲学复兴运动影响最力者,是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和胡瑗(公元993—1059年)。同时期稍后,这类学者还有刘牧(在世期公元1040年)、邵雍(公元1011—1077年)和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他们正致力于用“太极”说探究宇宙的演变。但是,这些思想家所延续的只是被道家影响过的儒家传统,而唐代的韩愈对道家很反感。这些思想家不关心捍卫正统观念,其探究的象数据说是道士陈抟(卒于公元989年)所传。
#宋代新儒学的特点,是把排斥异端的正统观念和哲学思索相结合。这个特点最初见于洛阳的程颢和程颐兄弟,还有二程父亲的表兄弟陕西关中的张载(公元1020—1077年)。
#由于我们主要关注二程兄弟的思想,所以对他们的身世,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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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简要介绍①。
#公元1046—1047年,二程在周敦颐处学习,但是,没有正式拜师。嗣后,明道攻读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及佛教和道教,几近十年之久,最后返回儒家正统②。其弟伊川在京城国子监读书,受到儒家正统学派领袖之一胡瑗的器重。宋仁宗嘉祐(公元1056—1063年)初年,二程兄弟在京城首次遇见亲戚张载,当时三人一起参加科举制度的选拔考试。在此之前,张载曾由儒家正统学者范仲淹劝读《中庸》,他和明道一样,年轻时也曾在佛教和道教中游荡过一阵,刚刚返回儒家正统。
#公元1057年,明道和张载同登进士第,开始仕途生涯③。伊川则名落孙山,以后潜心学术研究。
#一连多年,明道宦海平静,稳步上升。最初,他在陕西胡瑗手下任户县主簿,最后晋升入朝任监察御史(公元1069—1070年),据说很得神宗皇帝的赏识。这时改革家王安石正在不顾儒家正
〈〈①二程的生平,主要源于以下资料:
#《明道先生行状》(《伊川文集》),伊川撰于公元1085年
#《伊川先生年谱》(《遗书》),朱熹撰于公元1168年
#《程颢传》和《程颐传》,摘自宋《实录》(《琬琰集》)
#(《宋史》中的二程本传依据上述可靠的资料)
#《明道先生伯淳墓志铭》(《南阳集》),韩维撰于公元1085年
②《伊川文集》据韩维《明道先生伯淳墓志铭》(《南阳集》):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自浮屠、《老子》、《庄》、《列》,莫不思索究极,以知其意,而卒宅于吾圣人之道。
#弟子谢显道忆伊川语:
#先生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浅深,后来更不问。 (《遗书》,伊川语)
#(Yi-chuan also)had many coversations with Zen Buddhists in his youth,wishing to observe how profound their learning was;afterwards he gave up these inquiries
#禅宗灵源和尚与某位名叫伊川的人的书信往来和语录收入《灵源和尚笔语》和《禅林宝训》。根据这些材料,林科棠在《宋儒与佛教》中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程伊川于流放涪州前后,曾从佛教那里取得教诲,这正是他作为儒学大师活动最积极兴盛之时。
#朱熹辨析这件事时,指出事实上那人是潘淳,而误作程伊川,“其差谬类如此!”(《朱子语类》)
③《明道文集》。《张子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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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派的反对推行激进的变法,明道和张载均因抵制新法而被解职。张载返回关中老家首先开展新儒学讲学活动,形成关中学派。而明道继续在王安石治下干了一段外地的小差事(镇宁军节度判官),然后回到洛阳其弟伊川那里。他们像张载一样设馆讲学,从学之徒不绝于馆。两人共同讲道,居洛几近十年①,直到公元1085年明道逝世(译者注:明道在其他为官地均有一些遗址、遗物、碑刻和资料。如浙江省上元县的“明道书院”,山西省晋城县的“宗程书院”,河南省扶沟县的“大程书院”,河南省汝州市的“春风书院”等)。二程居洛期间与邻居邵雍过往甚密。
#宋哲宗(公元1085—1100年)即位后,王安石的新法被废除。潜心学术研究和讲学的伊川未曾担任过任何官职,但在保守派圈内声望很高,布衣被召入朝,为幼年皇帝讲书(官职“侍讲”,公元1086—1087年)。
#不久,伊川便辞朝返乡回到洛阳弟子中,此次出山的荣耀没有给他带来福祉。改革派重新得势,他遭到打击。公元1097—1100年期间,他被流放到涪州(译者注:今重庆市涪陵区,现有“点易洞”遗址、遗物、碑刻和资料)。公元1103年,他再次感到威胁将临,便遣散四方弟子,避居深山。不久即与世长辞(公元1107年)。
#由于形而上学一直是佛、道独占的禁脔,新儒家被迫从对手那里借得材料,来构筑自己的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认定在运动变化的大千世界纷杂万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静止的、不变的、单一的东西,人可以在自己的心中发现它。
#佛教认为,官觉所感知的这个大千世界是虚幻的,通过沉思默想,达到一种禅定的境界才能明白它。据说禅定能使人免却感觉之累。
〈〈①《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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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所珍重的不是避世的沉思默想,而是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活动。佛教却认为人间尘世只不过是虚幻而已。
#为了把“万归一”(One behind the Many)的观念改造得适合自己的目的,有必要先把其中所蕴含的神秘主义清除掉,表明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员,遵循伦理道德规范行事,才能实现自己与世界的同一。
#11世纪的各家学派对于根本的“一”,提出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到了12世纪,他们的后继者却又想办法把这两种观点调和起来。
#第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万物皆一,意指万物出于一源,此根源无法觉察而又无时不在,就像地下之泉,溪水从中涌出,四下流散;或者像地下之根,大树从中长出,枝叶繁茂。这种观点与自然神秘主义的某种倾向相联系,道家和禅宗在中国诗画中注入这种倾向。这种观点关注生命力和生长,并且意识到在万物生生不息和我们自己的心灵中,活跃着一种神秘力量。
#第二种观点是二元论。它寻求贯穿万物的“一理”(Single Principle),就像木材中的纹理一样,这个理与构成万物的气在本质上不同。这种观点是纯道德的、纯理性的。行动符合道德规范就是理,理由思维活动加以扩展,从已知到未知。
#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相当长的历史。甚至在道家经典《道德经》中,“道”就被设想为一条道路或原则,世界遵循道而运行;而且道是世界从中涌现出来的根源。传统认为《道德经》是老子撰写于公元前6世纪,但很可能是三百年后才成书。
#宋初的儒道合流论者把“万归一”设想为一种源泉——“太极”(Supreme Ultimate),万物都从这里生出。他们不回避“静”(stillness)的观点,即放弃现实的活动,退回到自己内在的这种源泉中去。于是,周敦颐声称: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