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书521页至546页，正文中小字用“{}”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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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汉学一家言

＃研究海外汉学，促进文化交流………………………任继愈（3）

＃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严绍璗（6）

＃“汉学”杂谈……………………………………………高建平（19）

＃十年甘苦寸心知………………………………………刘东（27）

＃汉学家专页

＃高罗佩研究……………………[荷兰]伊维德 程瑛译（37）

＃史华罗小传……………………………………………吕滇雯（52）

＃西方早期汉学史

＃早期西班牙人看福建…………………………………廖大珂（61）

＃中国（康熙）皇帝的故事（节选）…[法]白 晋 杨保筠译（73）

＃自然之码——孔子的诗…………………………………[法]巴多明 朱静译（90）

＃日本当代汉学研究

＃北魏的镇人……………………[日]直江直子 李凭译（105）

＃西学的排斥与接受——近代技术在日中两国的位相 ………………………………[日]山田庆儿 康小青译（138）

＃中西文化交流史

＃蔡元培与法国文化…………………………………沈福伟（175）

＃朝鲜《国朝五礼仪》与中国古礼……………………彭林（189）

＃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概述…………[美]孟德卫 吴莉苇译（203）

＃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余三乐（217）

＃利玛窦及其会友在江西…………………吴孟雪 曾丽雅（233）

＃中国文化在世界

＃托尔斯泰的晚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吴泽霖（257）

＃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丹麦]K•龙伯格 耿升译（302）

＃汉学研究进展

＃北欧当代中国研究述评………[丹麦]柏思德 李明译（353）

＃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简涛（388）

＃纪念澳门回归

＃明清之际澳门的外来文化…………………………黄鸿钊（443）

＃澳门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区”作用………………黄晓峰（465）

＃书评与书介

＃中国：第一个帝国——评《剑桥中国史》卷一：秦汉帝国 …………………[澳]雷夫•德•克雷斯皮尼 胡志宏译（491）

＃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虞万里（502）

＃《数里乾坤》自序……………………………………张德鑫（547）

＃汉学机构介绍

＃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简介英文目录…………………………………………………………（569）编后记……………………………………………………………（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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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海外汉学，促进文化交流①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②。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

＜＜① 本文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

＃②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l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一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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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受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丛书负担着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全面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状况，本丛书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着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丛书也将包括这类译着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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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套丛书，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丛书，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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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

＃□严绍璗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

＃20多年前，孙越生先生筚路蓝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内主持着一个“中国学研究室”，不定期的出版一份《外国研究中国》的刊物，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各人从自己能够看到的国外材料中翻译一些“世界对中国的研究”。此刊为小32开本，每期容量有20万字。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最早期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的专门性刊物了。与此相呼应，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起也编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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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这份出版物就小得可怜了。版面为大16开，每期20页，铅印的封面，打字油印的内瓤，每期容量约为2万字，是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一些学术消息，自编自印，在同行中散发。这份看起来有点像“非法”的印刷物，却为后来北京大学的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奠基——因为后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认定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室，便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1985年又从这里开始，正式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国际中国学（汉学）硕士学位方向的硕士生（两名）。当时，我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就是让从事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同行，能够大体知道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或许这是一个因缘，孙越生先生因此而到北大来找了我。孙先生是我的师辈，从事经济学研究，对国外的中国研究极为注目，立意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于是，我们似相见恨晚，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在孙先生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在孙先生位于东单的家里，共同研讨国外中国学诸事。

＃我本人接触国际中国学（汉学），要感谢我的老师——当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魏建功教授。1960年9月，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我的英文结业之后，魏先生又要我去学习日文。他对我说：“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魏先生叫我不要再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读研究生了，要留在北大从事解放前“燕京——哈佛学社”的资料整理。我们当时都是很听话的。但这件事情却很快又因为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先生以“修正主义分子”之名被解职而告终。但在我还年轻的心中，却是留下了“燕京——哈佛学社”从事汉学的事实，并知道了它的遗留的资料一直被储藏在北大的什么地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们又都经历了“文革”的沧桑之变，但储存在心头的这个愿望，却总想着待机勃发。“文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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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从事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时机，大概来临了吧。

＃这里我使用的学术的概念是以“中国学”来表述的，这是因为我以为关于对“sinology”所表述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时间的区分概念，例如把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或许会更加接近于他们的研究特征的实际。至于说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它们或许是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例如当代政治、当代经济等等），而不是我们所十分注目的经典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等）。这是因为在“汉学”的时代，研究者对中国文化不仅是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而且在不同的层面上还作为“意识形态”来加以吸收（例如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16世纪开始的欧洲传教士一直到18世纪欧洲思想革命的时代，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形态上呈现出“汉学”的特征）；而在“中国学”的时代，中国文化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存在，即只是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例如在18世纪之后的欧洲与19世纪中期之后的日本，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上便呈现出“中国学”的特征）——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sinology、Chinese Stud-ies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所以本文在使用“国际中国学”这一名称时，一定要加一个括号（汉学），以示对各学派的尊重。但是，无论是哪一范畴的研究，其研究者在汉语文中则要绝对避免把他们称为“中国通”。因为“汉学家”、“中国学家”是学者的称谓，而“中国通”则是指穿梭于中国市井之间，与社会各色人等厮混相熟，懂得白道黑道，说着流利的中国话的外国人士。例如，像日本的井上红梅等人，人们称他为“中国风俗史家”，实在是非常不妥当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混迹于当时上海“吃、喝、嫖、赌、戏”五大乐道之中的日本混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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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也做“中国文化工作”。鲁迅的《阿Q正传》的第一个日文翻译本，就是井上红梅在上海译出的（载于1928年上海出版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鲁迅对井上红梅这样的“中国通”来翻译他的小说，非常不高兴（见1932年11月7日致增田涉的信）。所以，在这一领域内，对学术的定名，一定要具有学术史的知识和概念。

＃孙越生先生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执着，令我非常感动。大约在1977年的年底，他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了，由此而开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孙先生初步计划先编撰日本、苏联、美国三国中国学家的名录辞典，以后再编撰各国的中国学的机构和论着目录等。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国际中国学（汉学）这一学科准备最起码的材料。当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基本性资料的想法，实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想。冯蒸先生首先刊出了《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目。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刊出了《日本的中国学家》，此书由严绍璗编撰，收录日本在世的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中国文化研究者1，105人，辑录他们的著作100，345种。这或许是我国学术界关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最早的一部名录工具书。现在回头看，这部工具书需要提升的地方不少，但是当时却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起了提示析疑的作用。令中国学者多少感到自豪的是，日本作为中国学的大国，其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日本却至今也未能编撰成一部具有中国学全科性的学者名录工具书。后来，又刊出了姜筱绿女士等编撰的《俄苏中国学手册》和孙越生先生领衔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从而完成了孙越生先生关于“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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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必须要提到我国学术界在最早确立国外中国研究、国际中国学方面也具有首创之功的两个似乎不为人们注意的非公开发卖的刊物——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史通讯》和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自1978年开始，《中国史通讯》刊登了一些关于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的历史和情况，有综述描写，也有个案报道，皆为外国人士撰写。它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引进了新的视野。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这样的关于“古籍整理动态”的专科性通讯，怎么会在70年代末就跻身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首创行列呢?当时还是大难刚过，对国际学术，许多人还双眼未开。可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籍整理简报》却率先把学术的眼光移向世界，体现了当时作为该《简报》主编的杨牧之先生（牧之现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学术前瞻性了。从1979年《简报》第4号起陆续刊登了严绍璗等撰写的关于日本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综合报道，如《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见解》、《日本对< 诗经>的研究》、《日本对< 尚书>的研究》等，特别是在1981年3月杨牧之先生特设一期《增刊》，全文发表严绍璗所做的《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该文综述了日本史学界近20年间关于中国史研究中六大问题的论争，即“中国文明起源的提法与关于黄河文明与河江文明的论争”、“甲骨卜辞的整理与关于殷代史的论争”、“秦汉帝国的社会性质和关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论争”、“六朝社会的特点与关于‘豪族共同体’的论争”、“唐宋社会与中国社会特点的论争”、“明清研究与‘乡绅论’的论争”。此文后来被多次引用和重印，表现了当时正在觉醒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对域外知识的欲望。这两个刊物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参与，表明了从70年代后期起步的这一学术，正在从最基本的学术资料的积累（例如，关于研究者名簿、研究机构等的积累）走向关于对中国学（汉学）具体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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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的理解。

＃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关注，并已经实际地从事这一学术的基本建设。然而，就其对这一学术的理解和把握，仍然是显得过于狭窄和肤浅。这一点只要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把“中国学研究室”设置在情报研究所中就可以窥见其一斑。而当时参与这一学术起步的刊物，也只是《中国史通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自编的“消息”，这就是说，人们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情报”看待的。

＃国际中国学（汉学）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是指中国的人文学术，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于这样的学术的研究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我们中国本土很不相同。他们是以他们的文化为背景而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遗憾的是，直至目前，我国学术界仍然有不少人士常常误解了这一门学术。他们以为，只要在外国走一走，参观参观，回来讲讲在座谈会上听来的消息，说说在他们的研究室中看到的题目和大学里收集来的课程表，就是国际中国学（汉学）了。这当然是因为这些先生还没有能够介入这一学术的相关层面而造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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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国际中国学（汉学）具有确定性的学术内容。一般说来，它具有如下的在国际中国学界（汉学界）已经获得共识的学术层面：

＃第一，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播，构成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文化的传递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有人种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现代有电子传媒。但是一般而论，文献典籍的传播，成为了文化传播最主要的载体。因此，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的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的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实，从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来说，一个人文学者，假如他的一生从未做过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么，他的所谓的学术，便是大可怀疑的了。我个人为了垫补在日本中国学中基础的薄弱，用了14年的时间，出入日本20余回，对自古代以来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献典籍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完成了《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江苏古籍版）、《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大版）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版）。从而，多少获得了从事这一学术研究的基础。

＃第二，需要理解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有人对把这样的文化研究纳入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范畴，大惑不解。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深深地体验到，诚如前述，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和他的方法论，都受制于他的母体文化；而他的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会接触的层面，便是造就他们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区域。这样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便支撑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的时候，有些中国学家的研究，使中国学者感到不可理解（这里只是就学术范畴讨论，不涉及政治层面），这是因缘于他们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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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时形成的文化的变异所造成的。因此，研究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的变异，便命定地成为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范畴中的内容了。我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撰写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香港中华联合版）、《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版）、《中日文化：思想卷》、《中日文化：文学卷》（中文浙江人民版、日文大修馆版）、《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上海人民版）等。这样，我对于中国文化在进入日本文化语境中之后所发生的多种文化现象，基本上形成了属于我个人的体系性观念。我又从这一总体观念出发，判断日本的中国学家们的中国文化观念与他们的具体的研究业绩。

＃第三，需要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观并不一定只有中国学（汉学）家才有。只要中国存在和活动着，中国之外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对中国的观念。这些中国观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对各国的中国学（汉学）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的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独立”，但是，无论是顺时思维或者逆向思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离开他现时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维，必定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思维的烙印（公开的或隐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例如，我们现在指证20世纪的日本中国学家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是不受他所生存的时代的中国观的影响的。只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特定的对象国的各种中国观的形态与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国观的形态和特征），才能在对特定国家的中国学的论述中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宽阔的视野。事实上，从世界文化研究的范畴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中的对象国的中国观的研究与阐发，本身就构成了特定国家的中国学（汉学）的重要的内容。因此，无论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还是只是进行这一学科中的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了准确地（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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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把握和阐述客体对象，对特定对象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源流的研究，应该是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必不可缺的内容。这几乎成为考察一个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了。我个人在《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版）中，曾经以很多的篇幅论述了日本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的不同的中国观，特别是不同的中国文化观，并有十数篇论文继续研讨这一对中国学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第四，必须研究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的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关于这一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是无须再讨论的。但是，依据我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界的实际状况，指出下列的问题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这就是不要把对象国的次流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主流性观点；更不要把对象国一个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普遍性观点。20余年来，我们曾经为自己这种在学术上的无知，闹出了好几个“国际笑话”。我以为研究者只要遵守两个基本的学术原则，这种状态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一是把对任何国家的中国学的研究作为“研究”来对待，即所谓的“研究”不是任意地拣拾外国人的“字纸”，研究者必须对特定的对象国的中国学进行学派和学派的谱系的研究，起码也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二是研究者必须以忠诚于学术的心态来从事研究，不要试图用学术来谋求实际的功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对象国的某位学者，其学术水平并不很高，却偏要在我们的杂志报纸上说“××国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逢迎拍马，以求私利，甚至弄到对方专门申明。这实在是一种学术的腐败。我在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方面，力图从学术的学派与谱系入手，以弄清研究者的学术的实际意义。1985年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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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担任日本学部客座教授期间，曾经和日本学者一起，反复磋商过20世纪日本中国学的代表性学者，形成了一个具有学派和谱系性质的名单图谱，当然，它也只是一部分学者的认识，但毕竟是构筑起了具有全局性质的系统，它成为我考虑日本学者学术的一个基本定位仪。我撰写的《日本中国学史》便是依据学派和谱系来展开论述的。

＃根据学界同人的共同的学术实践，我以为上述四个部分，应该是构成为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最主要的学术内容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于1983年起，正式开设了日本中国学课程——这是我国大学中第一门关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课程，我国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特地把这一课程摄制成为36小时的教学录像片，在全国相关的校系专业中以授课方式放映。1985年该专业正式招收国际中国学（汉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由严绍璗担任导师（10年后即从1994年起，北京大学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内设立了国际中国学（汉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由孟华、严绍璗担任导师），并于同年（1985年）在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内建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室。根据世界学术的通例，当一种“研究”登上了大学的讲台，成为大学中稳定的课程，并有了相应的学生的时候，这一研究便可以被承认是一种“学术”了。假如我们沿此通例，则可以大胆地说，国际中国学（汉学）大约是在本世纪80年代的中期在我国学术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的。

＃1987年11月，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与深圳大学文化研究所在深圳联合举办国际中国学讲习班，约请李学勤、章培恒、汤一介、严绍璗，以及香港、澳大利亚的学者担任讲师，有70余人参加。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举行的以国际中国学（汉学）为主题的全国性的研修会。它事实上宣告了在中国学术界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已经形成。

＃从事这一学术的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具有超越国别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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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结构。从我们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来看，研究者至少应该具备四方面的知识素养：一是必须具有本国文化的素养，包括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它是这一学术研究的基本点；二是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也包括历史哲学素养，缺少了这种素养，在学术上将成为盲人；三是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理论素养，怎样来从事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如何来判断两种文化的连接，以及识别文化连接的方式等等，都取决于研究者的文化史学的理论水平；四是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本学术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很好的汉语文素养，同时也必须具备对象国语文的素养，这就是说，研究的对象材料必须是母语的原典文本。假如不懂对象国的语文，看不懂原始文本，仅仅依靠“翻译本”来进行所谓的研究和教学，那是对这一学术的极大的嘲弄，而且会被国际学术界所嗤笑。要养成这样的人才需要付出很大的辛劳，但我们必须坚持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基本要求。事实上，我国学术界已经造就了一批具有这样的学术水平的研究者。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蓬勃的发展，与学术队伍的建设，已成相辅相成之势。

＃我国学术界在创造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荆棘之路，在进入90年代以来，终于成为了一门“显学”。其标志有四：一是我国大学中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重视和参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继北京大学之后，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建立了汉学研究所。这就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已经具有了稳定的学术基地。二是公开出版了具有学术专业性质的学刊。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编、张西平先生为常务编委的《国际汉学》，具有先驱之功，继而，阎纯德先生主编的《汉学研究》发刊，1998年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世界汉学》也相继问世。此外，全国各地尚有一些相关的刊物，如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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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已经具备了具有专业意义的学术成果发表公开的稳定的学术阵地，从而具备了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物质条件。三是有计划地把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成果推向中国学术界。1994年中华书局率先推出由刘俊文先生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十卷本，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注目。继而，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版）和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版）陆续出版。这就改变了对国际中国学（汉学）成果研究的原始性的无序状态。近闻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正在组织学者，从事更大规模的中国学（汉学）成果编译，将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刊出。这一项目的进行，将使我国学术界获得可靠的文本来认识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成果。四是开始了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史的研究。在上述各项研究展开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有可能开始对特定的对象国的中国学（汉学）的学术的形成与发展、学派的组合与嬗变、对象国的中国学（汉学）与世界相关国家相关学术的关系等等，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条理、描述和阐发，从而形成为特定的学术史。1992年严绍璗首先完成了《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版），继而，有关德国、瑞典、法国、苏俄的学术史论着相继刊出或即将刊出。这就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具有深入把握各对象国中国学（汉学）的内在结构的能力，并能够加以研究、分析和描述。近来，北京大学在推进迈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术目标中，制定有“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系统工程”一大项目，计划完成十卷本的《国际中国学学说史》。假如这一计划能够实现，那么，我国学术界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必将大大地深化。

＃回想80年代初期，当我们在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中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广铭教授曾经特意鼓励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研究坚持下去……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坚持十年，必然会有很大的成果的!”（详见《青春的北大》Ｐ．491—494．）。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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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过去了，在中国大地实现着本世纪最伟大的变革的步伐中，中国学术界以自己艰苦的努力，终于造就了国际中国学（汉学）这一独立的学术，并进入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当我们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时候，回顾这一学术的形成与发展，提升自己的学术认识，这对于在未来深化这一学术，将会是很有益处的。

＃附记：承蒙张西平先生的好意，嘱我就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写一些文字，就此而回顾这一学术20年的成长的历史，一发而不可收笔。感谢张先生和《国际汉学》能给我这一方天地，写出20年来的经历和体验，以就教于方家。

＃1999年6月（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