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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特刊

＃汉学一家言

＃应重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张西平（1）

＃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周发祥（8）

＃汉学研究的两个隐忧……………………………柴剑虹（2）

＃汉学家专页

＃辛勤地耕耘不倦地开拓—记德籍华人、著名汉学家乔伟教授……………张桂贞（15）

＃保加利亚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文学翻译家宝拉•白丽婉诺娃…………………徐家荣（24）

＃经典的发现与重建—孙康宜教授访谈录………………………………张安生（28）

＃中国文化在世界

＃中国与欧洲早期的哲学交流………［法]戴密微耿昇译（41）

＃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德]傅吾康陈燕袁媛译（68）

＃欧洲汉学史简评……………………[德]傅海波胡志宏译（80）

＃中国思想史研究

＃“道”之分疏：论早期儒道之异同……[美]严守诚孙波译（94）

＃“宋代经济革命论”反思…………………………句伟民（111）

＃法国汉学史

＃伯希和考察团与敦煌文献的流散…………………刘进宝（135）

＃王韬与法国汉学大师儒莲……………………………靳剑（150）

＃马若瑟的生活及其索隐主义—《马若瑟：中国哲学和索隐主义》绪论……………………………………[丹麦]K．龙伯格马晓冬译（156）

＃俄罗斯汉学史

＃瓦西里耶夫与俄罗斯汉学……………………………阎国栋（178）

＃《全瓶梅》研究在俄国………………………………杨士毅（197）

＃中西文化交流史

＃晚明时期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策略……………………………………………[美]魏若望余三乐译（207）

＃中国家具传入西方简史………………………[芬]方海唐飞译（233）

＃中国文学

＃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刘顺利（275）

＃《风月梦》与烟花小说………[美]派屈克•韩南 徐侠译（289）

＃古典小说研究的视角转换—[俄]李福清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述评…………………罗小东（317）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类型研究—读小野四平《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魏崇新（326）

＃赛珍珠与中国小说………………………………………顾钧（332）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为何研究契约………………………………［美]韩森余欣译（345）

＃胡天汉月—海外中国古代契约研究史略……………………………余欣（361）

＃元代地图的一个谱系—关于李泽民图系地图的探讨………………………………………………[日]高桥正朱敬译（386）

＃汉学书评

＃包乐史着《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评述……………………………………………………………聂德宁（400）

＃评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考…………………………王宗昱（412）鲍则岳《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章评述………王志平（425）

＃清代秘密社会近年来研究的一部可喜成果—《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评介…………………………………………［加］戴高禄 李晟文（436）

＃汉学机构简介

＃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简介…………………………杨春（440）

＃蒙特利尔大学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介……………………………………………………………李晟文（446）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述略………………………………卢燕丽（451）

＃网络上的汉学研究专业门户网站………………………陈燕（461）

＃附录

＃《国际汉学》第七辑英文目录…………………………………（466）

＃《国际汉学》征稿启事…………………………………………（471）

＃汉学家工作室工作条例…………………………………………（473）

＃《国际汉学》第五辑、第六辑目录……………………………（475）

＃编后记……………………………………………………………（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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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

＃□张西平

＃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Abel Rémisat）为“汉、靴靶、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标志，那么我们可以把从《马可波罗游记》到耶稣会入华这一段时间称为“游记汉学”时期。其间有不少作品在西方也产生了长期而持久的影响，如元蒙时期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尤其是大航海以后拉达的《记大明的事清》、平托的《平托游记》、皮尔资的《东方志》等，都是西方早期对中国报道的重要文献，其中以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为发展的顶峰。它们的特点是作品基本上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道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以“游记汉学”给以概括较为准确。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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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期就开始了。入华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的“合儒排佛”、适应中国文化的路线，他们读中国古书、念儒家经典、广交朝野文人，努力以中国的语言和传统去传播基督教，取得了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共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通信。

＃这些著作、报告或通信明显有别于“游记汉学”。一是它们大多数是由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写作的，当然其中包含有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当代许多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尚未成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此处所说的西方早期汉学主要指“传教士汉学”。

＃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不仅较之“游记汉学”更为可靠、更为准确，而且在学术史、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中国来说，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满人入关、明亡清兴这样的大事，还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天主教的入华。中国传统思想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徐光启入教、李贽与利玛窦的相见对中国思想文化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震动中国文人的不仅仅是天学、算学、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整套伴随而来的宇宙观念、思维方法、宗教信仰。按照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来评判这个时期传教士的工作，似乎他们什么好事也没做；从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出发，似乎传教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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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的都是没落的宗教思想。显然，这是一种武断的、不公允的评价。

＃心学衰而实学兴。干嘉学派的大师们重考证、讲版本，开始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而转向经世之学，不能不讲到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的作用。梁任公认为“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学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如顾亭林、阎若璩、戴震都曾先后受启于利玛窦等人的著作。

＃这样，我们看到如果把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纳入西方汉学的整体历史发展之中，那么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紧紧连在一起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传教士的研究也就是对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利玛窦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中国基督教之父”。实际上，传教士的这批中文著作和文献构成了明清基督教史的基础。

＃其实，对中国来说，早期汉学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学术的梳理与发展上，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甚至于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前者来说，晚清以降的思想裂变一直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化的探寻必须上溯到明清之际，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和徐光启等人的思想，有些学者将之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第一页”和“胚胎”是极为精辟的。一旦视野扩展到明清之际，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考。对后者来说，基督教自明清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583—1840年这200多年间，无论是传教士们的中文著作，还是反基督教的著作，都是留给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无视这一批文化遗产，不从这一历史时期吸取智慧来阐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西方来说，研究西方早期汉学至少有两层意义。从学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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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1814年以后的专业汉学是在西方早期汉学（尤其是这里所特指的“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雷慕沙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的手稿；德经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而法国19世纪东方学的巨头沙畹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三大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卷的出版。这就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西方汉学已成为西方庞大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的一支。我们若要把握好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则非要从西方早期汉学入手不可，因为这是整个学科的根！

＃若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已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自大航海以来，西方文化在精神侧面一直发生着变迁，神奇的东方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对象。尤其是经过“礼仪之争”之后，中国一下子惊动了整个西方，耶稣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各个教会的传教士纷纷着书写文，申辩自己的立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当时法国人对中国各省份情况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法国本土的了解。其间，西方早期汉学的文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代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圣西门的话是很经典的，他说“这场‘礼仪之争’产生了惊人的后果”。

＃“惊人的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启蒙思想领袖利用传教士汉学的成果，挖掘其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精神特质，如重人伦轻鬼神的自然神论倾向、确凿的历史纪年的历史观等，用中国精神之火来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抨击中世纪的神学。在伏尔泰那里，孔子是理性的象征；在莱布尼茨那里，宋明理学是自然理性的佐证。在这些进步思想家手中，中国传统思想经过剥离与解释，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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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后果”之二，就是引发了持续将近100年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已不单是在思想家的书斋中孕育、催生出启蒙的思想，而且在大众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戏。魁奈甚至把中国的重农思想作为其经济学的主张，鼓动法王学习中国皇帝春天举行扶犁示耕仪式，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实质上是近代欧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若不从欧洲思想本身的变迁来研究这批文献就无法评估出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若将“传教士汉学”对东西方的意义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从世界近代历史发展来看，一般认为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1498年的达•伽马发现新航线，使封闭的世界开始走向一个整体的世界。长期以来世界体系的创造者们都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地中海的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南北美洲和亚洲向欧洲俯首称臣、向其学习的过程。这在五四时代就形成了两对解不开的矛盾：“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欧洲代表着现代，西方代表着先进，中国人在这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要么全盘西化，要么走向保守。一百多年来，知识界的精英们争来争去，很难化解开这两对矛盾。现在是需要重新考虑整个世界体系的时候了！西方人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套世界图景是否真实？在经济学上，美国学者弗兰克对此提出了挑战，他的《白银资本：重视全球经济中的东方》是想说明，在哥伦布、达，伽马以前就有一个世界体系，欧洲当时并不是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亚洲，是中国和印度。他以当时白银的全球流动来证明这一点。尽管弗兰克的观点还有待完善，但他的确恢复了一个19世纪以后近一百多年来为西方人所忽略的一个事实：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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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间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当时中国的富强与国力是欧洲无法相比的，以196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英国1700年人均150—190美元，法国1781—1790年人均170—200美元，印度1800年人均160—200美元，日本1750年人均160美元，而中国1800年人均228美元。这些数字是布罗代尔所提供的。他也认为当时欧洲决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

＃其实早在弗兰克以前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拉克（Lach）。他毕其一生学术精力所写的皇皇巨著《在欧洲形成时期的亚洲》，就是想证明世界一直是一个互动的体系，欧洲在形成近代观念、走向近代社会的历程中并非一枝独秀，欧洲人也并非比亚洲人高明多少；在他看来，世界的近代体系既是一个欧洲影响亚洲的过程，也是一个亚洲影响欧洲的过程。

＃如果说《白银资本》从经济上证明了这种东西方的互动，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由耶稣会入华所开启的西方早期汉学则证明，世界近代的思想也并非只属于欧洲，或者说西方早期汉学的存在说明并非只有欧洲的观念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并非亚洲、中国的观念与近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如果沿着这一方向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赖以解释世界体系的理论，我们现在所用以说明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观念，我们长期以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都是很成问题的，它们全部的论点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这个基点上推演出来的。如何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重新解说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大问题。而解开今日世界之谜，打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

＃这样我们看到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都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论题，尤其是对重新理解世界体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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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内是由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朱谦之、阎宗临这些前辈学者开辟的，虽然那时更多是在宗教史和对外关系史的领域中展开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已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他们的著作仍是我们案头的必备之书。

＃近20年来，大陆学界涌现出一批新的学者，如林金水、陈卫平、顾卫民、孙尚杨、李天纲等，他们都在中国基督教史和明清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若将入华耶稣会士所开辟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件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很显然，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中学西传”工作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孟华等学者虽然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但当年朱谦之、陈受颐、阎宗临等先生所开辟的这个学术课题还有待继续努力探讨。

＃如何将这两个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证性的研究与整个世界体系的研究融为一体，从而为阐释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这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总体目标和原则。而这一学科的确立与成熟则应以历史的厘清、文献的梳理与理论框架的确立为基本标志。就目前来说，最紧迫的是文献的梳理，没有这一项工作，一切都无从谈起。正是着眼于此，笔者近年以来才与卓新平、谢方等人一起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从事《利玛窦全集》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与大象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学者翻译出版入华传教士以西方语言出版的著作。

＃学术乃天下公器。我们想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打下基础，使后辈学者在我们提供的平台上能有更大的发展，使这个学科日益成熟与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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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

＃□周发样

＃千百年来，中国典籍荷载着优秀的中华文明，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现在它已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其美质殊姿、神韵妙趣和宏旨精蕴已赢得了广泛的爱好和欣赏，人们都认为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卉异葩。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播扬于异国的里程漫长而又曲折。滋蔓东亚的文化圈，风靡西欧的中华风，以及无数文化名人与中华文明的频繁接触……凡此种种，组成了一轴既波澜壮阔又斑斓多彩的画卷。而且，这一里程—由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还在继续谱写着新的篇章。海外汉学家是中华文明辛勤的传播者。他们持久的译介论说，不仅使普通读者增长了知识，而且培植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汉学研究。这种学术诞生于海外，成长于海外，无疑是中外两种文化的交会，是两种学术思想的融合。我们把上述这两个范畴，即中国文化在国外流传播扬的史实和国外对于中国文化译介研究的学术，习惯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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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外汉学”。这种统称不无道理，后者自不必说，单是前者所涉传播史的形成，也几乎均与汉学家的学术活动息息相关。

＃我们置身于当代国际间文化与文学频繁交流的大潮之中，关注国外汉学，并起而反馈其研究成果，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因为这样做，无疑有利于扩大国内学人的视野，有利于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甚至我们的译介和评说再经外播之后，还有可能给海外汉学以新的启发，进而促进它的成长与发展。

＃而一旦从事这项工作，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其蕴涵之丰富实在令人目不暇接。于是我们钩故实，辨轨迹，品学人，评名着，述创见，说方法，天空海阔，无所不及。不过，无论以哪种途径进行反馈，有一点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国外汉学所固有的比较性质。而且认识到这一点，当会使反馈工作更加有效。

＃就中国文学的西播而言，这种性质表现得异常突出。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渐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诸如《赵氏孤儿》、《好逑传》，宋元小说，寒山诗等在西方的播扬，哥德斯密、歌德、布莱希特、庞德、赛珍珠等文苑巨匠与中国文学的结缘，无不是研究者至今仍在着力辨明的史实。而且，这些史实有着下述复杂的表现形态：

＃一、直接传播 大多事例均属这种方式，而传至西方后多呈扩散状态。如《赵氏孤儿》的伏尔泰改编本，曾在欧美多国多次上演，包括巴黎、伦敦、都柏林、费城、纽约，甚至牙买加。

＃二、间接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是指中经欧美之外的国家而西向传播。日本往往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如寒山其人其诗先传至日本，后又传至美国，为当地一代青年提供了精神崇拜的样板。

＃三、回返传播 这是指中国文学外渐后，在异国他乡促生出新的文学样式或文学理论，而这种新事物重又传到了我国。例如中国古诗影响到艾兹拉•庞德，庞氏及其追随者便创造了现代派诗歌，随之我国学者又来介绍西方的现代派。在此，似乎不能一味地强调其“新”、其“异”，而忽视其“新”、“异”之中尚暗含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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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旧”因素，否则便有数典忘祖之嫌。

＃只有把所有这些外渐轨迹梳理得一清二楚，才有可能借以了解它们的表现形态和基本走向，才有可能了解其间潜在的基本规律。而且这些史实又都有着与之密切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如果忽视这一点，也难以了解中西碰撞所包孕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理清了外渐史的脉络，辨明了外渐史形成的文化环境，再转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特质（而非在自己单一的传统中加以认识），判断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在历史新时期进一步弘扬中华文明时，才有更加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也是个蕴藏极其丰富的矿床。他们持久的译介、注释、品评、研考，展示了沟通并认同一种异质文化与文学的艰难。而对于国内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其艰苦历程、其得失成败的经验便弥足珍贵，因为他们的学术活动具有多种借鉴意义，这起码包括如下几个范畴：

＃一、译介学

＃以西文译介中国典籍，个中艰辛不言而自明。汉学家往往做种种尝试，以求译文臻于信达雅的境界，为此，他们在直译与意译之外，还创造了诸如对译法、押头韵、弹跳格、拆字法、并置法等多种方法。在尝试之余，他们还喜欢叙说自己的甘苦，或者自己所信奉的翻译主张，这又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总结。所以，无论是具体实践还是理论探索，均给中籍西译以启发。我国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我们也希望西方读者有更多了解，这样就不能不重视翻译问题了。

＃二、鉴赏与评价

＃西方学者的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与我们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美学与社会价值所做出的评论与评价，很多是在国内论坛上所不曾见过的。面对这些新颖的观点，仔细分辨一下，判明它们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是否公允，然后存精去粗，决定取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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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兼听之利。

＃三、平行研究

＃中西传统文学几乎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两者的性质迥然不同。西方学者在介绍时为了取得以近喻远、以易解难的效果，自然会利用本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家作品予以类比和反衬。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便带上了平行比较的性质。自从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以来，中西文学的异同在西方激发起了广泛的兴趣，致使整个比较文学界都觉得不可把中国文学或东方文学排除在视野之外。汉学家大胆选取比较对象，积极探索“可比性”问题，其人员之众，成果之多，前所未有。而国内的平行研究似属薄弱环节，正可借此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方法论

＃西人治学，视角灵活，他们不仅采取西方的传统方法，而且更多采取西方新兴的方法。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主题学、心理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性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了用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译介西方理论衍为热潮，而译介的目的，绝不是为译介而译介，而是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当然有些是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西方汉学家由于得风气之先，率先做了些移植西论用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尝试，在“洋为中用”方面提供了不少范例。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思考的。

＃总之，国外汉学含蕴丰富，利于比较文学者尤多。在全世界文化与文学交流益加频繁、益加深入的新世纪，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反馈国外汉学信息方面积极进取，有力地推动这一利己利人、意义重大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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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的两个隐忧

＃□柴剑虹

＃1997年5月，我在和德国洪堡大学汉学系师生座谈时曾特别提出“打井式”研究的弊端问题；后来，我在为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撰文介绍欧洲汉学时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当前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大隐忧。这实际上是汉学家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问题。以法国汉学界为例，二战以前一些老一代的着名汉学家及他们的弟子，如伯希和、马伯乐、韩百诗、戴密微、谢和耐、石泰安等，不但精通中文和其它多种民族文字，而且都有较高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基本功扎实，知识广博，涉猎范围广，做学问犹如垒塔，地基牢靠，故既有顶尖的成果，也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众多课题。而目前西方的中青年汉学家，都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培养起来的学者，由于多种原因，这些人大多无法从阅读、理解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入手来提高自己的汉文化修养，而因撰写学位论文的需要，往往过早地选择某一论题来“打井”，虽也能获取一定成果，但再要向广度和深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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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未免气力不足了。我认为，对西方汉学家来讲，汉学并非纯粹的“西学”，而是西渐之“东学”（中国学）。我们从有些汉学论着看出，一些汉学研究人员并没有真正读懂中文原著就引证发挥，有的甚至只读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外文译本。由于阅读和理解古文的困难，也导致了一部分汉学家转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其实，如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真正准确、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当代。我认为现今法国一些很好的汉学家（如魏石信、戴仁、戴廷杰等），他们的优势正在于具备深厚的汉语言文字修养和较广博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欧洲一些年轻汉学家，或抱怨没有更多的中文典籍可读（这涉及基本教材和图书馆藏书问题），或抱怨没有时间读书，或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只能走“打井”的捷径，这势必会影响汉学研究正常而迅速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很多，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努力编写出版适合外国汉学系学习使用的中国古典文献读本。

＃汉学研究的第二大隐忧在于汉学著作的译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应该说，无论是从图书资料的获取，还是从人员的交流、版权的洽谈等方面看，翻译国外汉学著作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我国老一辈的翻译家大多已谢世，6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译者不仅任务繁重，大多也年过花甲，力不从心。由于教育体制的原因，目前年轻的外语人才，往往本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就不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很难胜任汉学著作的翻译；而一些年轻的文史哲专业硕士、博士出身的学者，要么外语水平有限，要么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安下心来从事译介工作；更由于图书市场利益驱使、职称评定需要等因素，一些译者在翻译中急功近利，图快图省事，造成译作质量低下。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译者的文化素养问题。近年来，国外汉学著作的中译本面世的不少，让人亦喜亦忧：译介数量增加当然是好事，但译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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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严重得令人担忧，一方面是论着原意走样，另一方面原作者引用的中国古代文献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还原（有时错得让人啼笑皆非，如将孟子译成门修斯之类）。据我所知，一些汉学家已为此忧心忡忡，提高警觉，开始自己主动物色中文译者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论着被译得遍体鳞伤。但是要找到高水平的译者又谈何容易！笔者最近访问巴黎时，就和法兰西学院汉学所魏石信所长及法国远东学院戴仁院长集中商讨了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采取具体措施，加紧培养高素质的汉学翻译人才，才能保证汉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健康进行。在这方面，出版社专业译审人才的引进培养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出版社编辑的把关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开展正常的图书评论，对译作中的问题开展批评、讨论，而不是一味讲好话或掩饰缺点错误。

＃实际上，上面所说既是汉学研究的隐忧，也是促进汉学发展的动力。只要我们正视并重视存在的问题，下工夫去解决它们，就能迎来新世纪国际汉学的更大繁荣。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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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地耕耘不倦地开拓

＃—记德籍华人、著名汉学家乔伟教授

＃□张桂贞

＃“东西方之间的使者”—这是特里尔大学汉学系创始人、第一任系主任乔伟教授在该校师生中享有的美誉。乔教授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特殊人生道路，具有东西方文化相结合色彩的学术、教育生涯。他以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充分了解步入并认识西方世界，并在东西文化融合或结合中，传播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促进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乔伟教授是德籍华人，1926年2月22日出生于中国河北，在天津度过童年。1944年至1946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学习。1949年至1951年在澳门一家词典出版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台湾国立大学中文专业学习并获学士学位。1954年至1957年在台湾国立大学当职员并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任编目组编辑。1957年赴欧洲。1958年至1962年在维也纳大学主修民族学、普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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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哲学。1962年至1971年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高级讲师。196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至1982年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1982年至1984年受聘代理新成立的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1984年正式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91年退休。

＃汉学拓荒功比开山

＃在波恩大学工作期间，乔教授是汉语系主任。1981年至1982年冬季学期受聘于特里尔大学，代理新设立的汉学系现代汉语教授职务。当时，隶属语言文学院的汉学系已开始招生。由于乔教授教学出色，特里尔大学决定请他来校主持汉学系的工作。离开生活、工作了20年之久，已成为自己家乡的波恩，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当时只有少数同事支持他。然而，按照自己的设想在一个年轻的大学中创办汉学专业的抱负激励着他，他踏上开辟特里尔汉学的艰苦历程。

＃从汉学系成立时起，乔教授就为其发展竭尽全力。在教学人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坚持每学期开设多种内容丰富的课程。在最初几年中，有的学期他要上比规定课时两倍还要多的课程。他不辞辛劳地走访有关部门，向一些机构提出申请，争取到特里尔大学委员会和一些组织、机构对汉学系的资助，努力增加教学设备和改善教学条件。学校从汉学家傅兰阁和傅吾康私人图书馆购入包括善本在内的中文图书8000册。在乔教授的建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驻波恩大使馆向特里尔大学多次赠书。本来汉学与技术联姻很难入门，但乔教授早就认识到计算机对中文文字处理和汉学研究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他积极推动汉学系购置计算机及其处理程序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计算机应用培训。

＃从一开始，乔教授就努力促进特里尔大学汉学专业和其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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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科间的合作。乔教授不仅创建了汉学系，而且还和政治学教授Dr. Claus-Dieter Kernig一起建立了“远东研究室”，发展为现在的“东亚—太平洋研究中心”。它是该大学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由于他的努力，不仅汉学学科获得生机并扩充了人员，而且使该校日本学专业得以建立。

＃乔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汉语语言学，他治学严谨，思路开阔，教学中特别注重汉语语音、基础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生积极的语言技能。他为汉学系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创造了优良的传统并奠定了坚实基础。乔教授和他的继任者卜松山教授（Prof. Dr. Pohl）认为过去的精神财富和知识对于理解今日中国是必要的。因此，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们对揭示传统和现代之间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对古老的文明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殊问题深为关切。从此出发，他们确立了不仅重视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而且重视现代中国传统基础的教学、科研方向。正是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两代领导人在立足于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需要的同时，追寻中国文化的传统基础，才使教学和科研工作似“有源之水”，充满生机与活力；而对中国现代意识与社会状况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有水之源”，不断地得到真正的、深入的理解。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汉学系的各项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多种多样跨学科、高应用价值的科研项目以及与世界各国高校、科研机构和学者之间频繁活跃的汉学学术交流活动，使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从“点缀专业”中脱颖而出。现在，特里尔汉学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德国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汉学系的许多课程也对其它专业学生开放，汉学系成为德国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这其中包含着乔教授创业的艰辛，渗透着乔教授操劳的心血。“特里尔汉学的缔造者”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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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教授当之无愧。

＃欧亚奔波 中介交流

＃多年来，乔教授倾注心力促进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与中国学者和机构的联系和学术交流。一方面，他从中国享有盛誉的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聘请学者代理两个教授职位。为了使汉学系的学生通过说母语的教师得到语言强化训练，就连讲师位置也由他定期从中国聘请教师担任。另一方面，乔教授每年至少去中国一次，参观一些学术机构，参加学术讨论会，作学术报告。他以各种方式建立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大城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长期合作关系。

＃特别是1985年建立的与武汉大学校际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对汉学专业大有裨益，而且涉及德语专业、法学、经济、数学、政治学、历史和其它专业。特里尔大学各专业领域的教授都通过乔教授的介绍到这所大学（或中国的其它高校）作学术报告或短期讲学。乔教授还请来武汉大学的教师和其它中国学者在特里尔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基于乔教授在两校交流方面的业绩，1990年武汉大学聘任乔教授为名誉教授。

＃另外，乔教授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中文系等建立了系际交流关系。除了聘请为期一年任教的教授外，他还经常邀请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中文、哲学、历史等领域的汉学专家、学者及作家来汉学系进行短期讲学或座谈。近年来，经他介绍来德的教授就有十几位。同时，乔教授还积极促进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与中国台湾省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系，特别是淡江大学和政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