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主办
＃任继愈 主编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國際漢学第十三辑
＃汉学一家言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嬗变
＃汉学家专页
＃我的汉学之路
＃B. C.米亚斯尼科夫小传
＃汉学家访谈录
＃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访谈录
＃德国汉学研究
＃中国学学术的创立——科学文化史一瞥
＃德国的中国学研究——历史、问题与展望
＃入华传教士研究
＃韩国英——中国最后的索隐派
＃“索隐”：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过度诠释
＃中国历史研究
＃古代中印陆路交通史研究百年回顾
＃北魏太上皇制度及其重要意义
＃中国语言研究
＃明清时期对“element”一词的翻译
＃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
＃西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研究
＃“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
＃浅析巴拉第·卡法罗夫对《元朝秘史》的译注
＃书介与书评
＃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辩》及学问分际的问题
＃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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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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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汉学一家言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嬗变…………阎纯德（1）
＃汉学家专页 我的汉学之路…………[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著 张振辉 译（7）
＃B.C.米亚斯尼科夫小传…………[俄]C.Л.齐赫文斯基 著 柳若梅 译（15）
＃汉学家访谈录 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访谈录…………张西平（22）
＃德国汉学研究 德国的中国学研究——历史、问题与展望…………[德]马汉茂 著 廖天琪 译（27）
＃中国学学术的创立——科学文化史一瞥…………[德]许翰为 著 周克骏 译（41）
＃德国汉学和语言学的分裂关系…………[德]贾腾 著 史笑艳 译（48）
＃入华传教士研究 韩国英——中国最后的索隐派…………[丹麦]龙伯格 著 高建惠 译（59）
＃“索隐”：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过度诠释…………刘耘华（64）
＃中国历史研究 新疆馆藏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档案及其文献价值评述…………田卫疆（77）
＃古代中印陆路交通史研究百年回顾…………聂静洁（86）
＃北魏太上皇制度及其重要意义…………[美]艾安迪 著 杨英 译（112）
＃中国语言研究 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与汉语研究…………[挪威]何莫邪 著 陈怡 译（131）
＃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德]陶德文 著 李雪涛 译（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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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菁华》序…………徐梵澄 著 孙波 译（187）
＃明清时期对“Element”一词的翻译…………陈万成（196）
＃西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研究 “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沈卫荣（213）
＃法国学者对敦煌文本的研究与谢和耐教授的贡献…………耿昇（241）
＃浅析巴拉第·卡法罗夫对《元朝秘史》的译注…………陈开科（259）
＃海外汉学机构介绍 挪威汉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张方（285）
＃书介与书评 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辨》及学问分际的问题…………李淳玲（292）
＃“我热爱这个国家”
＃——读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唐利群（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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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
＃——汉学形态的嬗变
＃□阎纯德
＃汉学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其形成和发展既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变化。
＃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就其基本形态而言，汉学可以分为“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现代汉学则兴盛于美国。尤其在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以及后殖民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汉学的解构，这些都影响了汉学形态及其理论的变化。
＃一
＃在汉学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多方面记载了中国的物质文明，诸如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中国人的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从大约851年成书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到翔实记述元朝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1295）以及贝尔西奥的《中华帝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游记》、李明的《中国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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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696）①、《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即《中国通志》）等和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马若瑟等人的著作，都成为汉学发生、发展和成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真正意义的汉学，始于大批耶稣会士入华。从16世纪到1 8世纪，散布于中国各地的耶稣会士，不少人都是汉学的先驱。1540年，圣方济各·沙勿略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时期。1588年西班牙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被誉为汉学第一部著作的《中华大帝国史》（Juan Gonzàlez de Mendoza）问世，这部著作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资源、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第一次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风靡欧洲。利玛窦本人不仅著译了《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和《中国札记》，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开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之先河，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在他前后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曾德昭、柏应理、殷铎泽、南怀仁、鲁日满、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等人，身后都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和文字记录，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文献和汉学成长的沃土。
＃二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②。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比喻为地球上从事发现和考察的先锋，欧洲正是通过它们开启了近代之门。当西方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献史料有了较多的积累之后，“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使巴黎独领风骚地成为汉学之都。
＃17世纪至19世纪初，法国的耶稣会士在来华的传教士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之中有李明、张诚、白晋、殷弘绪、雷孝思、巴多明、冯秉正、宋君荣、安泰、孙璋、钱德明等，以及虽然不是耶稣会士却在中国执著地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冀若望（Jean
〈〈①此书已由大象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名为《中国近事报道》，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书目之一。
②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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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Ghislain）、迪仁吉（Jean Baptiste Raphael）等人。这些杰出汉学家客死在华的就有数十人。在北京的传教士汉学学派存在的同时，巴黎有以佛雷烈（Nicolas Fréret）为首的汉学学派。佛雷烈是18世纪最具好奇心、最严谨、最自由的大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历史和纪年学及方块字的兴趣浓厚，中国文化使他幻想联翩。由于法兰西民族性格之于文化的崇拜，许多人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充满了向往，所以法国的汉学家，其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法国汉学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但是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是从27岁的雷慕沙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的。“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则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就是说，在19世纪初，这种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的汉学形态，才真正建立起坚实的基础，法国才真正成为欧洲汉学的旗手。
＃雷慕沙的学生儒莲继承他的事业，并很快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之后由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i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他是欧洲最早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人之一，不仅有《唐诗》、《离骚》和《今古奇观》的翻译和研究，还撰写了巨著《中国藩部民族志》。1893年，沙畹接着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他的中国碑铭研究扩大了中国的历史资源，用中外史料勘校汉文文献，把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还与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合作写成《摩尼教残经》注释，从而赢得了更高的国际声望。法国汉学家经过近二百年的努力，才奠定了汉学的基本形态和学术模式，并使之成为欧洲汉学中心。这种形态和模式的建立，与法国汉学家具有渊博的知识、触类旁通的学术敏感、善于独立思考的学养有关。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传统的形成，其历史文化原因在于欧洲文明是由希腊—罗马文化、犹太—耶稣宗教、日耳曼精神和法兰西—俄罗斯革命精神结合而成的。法国是欧洲的代表，多开放，少保守，喜欢变革。这种精神，既表现在历史运行上，也表现在对于文化的学术追求上。
＃在法国汉学史上，1822年先后由雷慕沙与伯希和担任会长的巴黎亚细亚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法国汉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传统的演进。在1669年创立的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于1843年开始汉语教学，使法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教授汉语的国家，为汉学发展培养了人才。在这个学校首先担任教席的是法国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他没有到过中国，但学会了通俗汉语，在中国白话和通俗文学领域研究卓著。此后相继有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冉
〈〈③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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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和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接任。此外，毕欧（Gdouard Biot）、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谢葛兰（Victor Segalen）、戴遂良（Léon Wieger）、夏鸣雷（Henri Havrit）、费赖之（Aloys Pfister）及列维（Sylvain Lévi）等，都是19世纪法国汉学的代表人物。
＃在20世纪，法国汉学不仅仍然享有欧洲汉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显现出更璀璨的学术光辉。在这个世纪，世界级的法国汉学家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ero）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他们的著作影响着整个法国汉学的演进。此外，古兰（Maurice Couran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安田蒲（RenéEtiemble）以及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一批汉学家承传着法国汉学的传统，拓展着法国汉学的学术品位。从17、18世纪的第一代，到19、20世纪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直至第五代，其中不少是法国汉学界影响于世界的学术巨擘，他们的学术著作让我们惊见法国汉学的广博、深厚和丰富，使我们感受到法国汉学家们一代代前赴后继为汉学发展而执著耕耘的精神。
＃三
＃19世纪20年代，汉学在美国悄然兴起。那时的美国已经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带着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强大，并加入英、法、德、意、俄、日等强国行列之中。在18至19世纪的殖民热潮中，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不少传教士“以武器和贸易力量为后盾”，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多数扮演着“政治”角色，服务于美国的政治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汉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个性的原因。
＃虽然美国汉学形成较晚，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充当了政治工具，不过，它逐渐演变为现代汉学，并成为最具现代意识、更多地具有社会科学内容的汉学——“中国学”。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与美国的中国学不同，它至今依然充满了传统汉学的精神，成为“中国学”的一面古老的镜子。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完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国的“中国学”以非文化或泛文化为其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成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美国的汉学研究始自1830年建立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这个学会一开始就有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这一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美国最初的汉学著作，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卢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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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little Justus）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明恩溥（Smith Arthur Henderson）的《中国的特色》等，虽然与欧洲耶稣会士著作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不再属古典的范围，而是以非历史主义地伤害贬低中国为其特点，这与欧洲汉学盛赞中国文明形成极大的反差。
＃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开设了汉语课，并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考古室和东方图书馆。接着，哈佛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并设立了东方图书馆。进入20世纪，燕京大学又有了燕京学社，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创造了条件。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这是美国汉学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向现代转向的重大标志。这个学会研究的是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人口、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工业化、家庭、殖民机构、民族运动、劳工组织、国际政治关系、商业投资问题”④。服务于美国政治，就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汉学”，但是，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是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被称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一代人，对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也有强烈的影响。他所以走向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学术研究，是与他多年在中国的经验及其在哈佛大学开创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计划有关。他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计有《中国：传统与变迁》、《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美国与中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观察中国》、《中国新史》、《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及合著与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四十余部，其中《美国与中国》是他的代表作。
＃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它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之中，从而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可以说，这就是汉学的现代化。在那个时代，费正清的魅力被认为是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地写出关于中国的书。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也曾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诬蔑和攻击。虽然他的研究充满了政治的功利色彩，其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作为中国人民朋友的光辉。
＃美国“中国学”不仅影响到西方，也影响到东亚。日本的汉学传统悠久，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多最深的国家。自汉唐以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代，日本文化人依仗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独有的亲近关系，对中国核心
〈〈④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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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研究日趋深入和完善，把日本汉学发展到鼎盛的阶段。但是“日本汉学”发展历程中曾有过“东洋学”、“支那学”的名称演变，最后在明治后期发展成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日本“中国学”。“汉学”不同名词的历史演变，深刻反映了日本文化人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变迁而生发的复杂心态。明治时代是日本“汉学”演变的关键时代，这个学派主张深入了解中国，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在研究中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这些特点与美国中国学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中国学也染上了厚重的政治色彩，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国学很相似。
＃汉学从传统到现代，这个演变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汉学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汉学形态不仅互相依存着，共荣着，而且互相浸透着，融合着。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是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前者以法国汉学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当然，时下美国的汉学家也有采用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从事研究的；同样，在欧洲，也有相当的汉学家踏上了美国汉学家研究的路径。这就是21世纪汉学存在的情景。但是，就汉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在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范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汉学。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在我看来，此两种正在接近并逐渐走向融合的研究模式，将共同创造出一个更加灿烂的汉学天空。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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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学之路
＃□[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著
＃□张振辉 译
＃我的家庭环境对于我出生于中国这个事实和接下来的命运及兴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的祖父参加了波兰1863年的起义（那时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尼布楚银矿，那里临近中国边境。七年后，他回到了波兰的波多莱地区（波兰东部的原有土地，因最伟大的波兰作家显克维支而出名，现属于乌克兰）。我父亲也在那里出生，并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的—所德语工程大学完成了工程学的学习，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主要是为西欧的公司工作。他多次回忆起来，总是想参观自己父亲在流放时去过的地方。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机会终于来了。有人建议他离开比利时来到中国的哈尔滨，负责组装为正在建造的东北铁路修理厂提供的设备。依照合同在日本居住了很长时间之后，1922年父亲第二次来到了哈尔滨，并在那里结婚，我也在那里出生。我的曾外祖父Gaetano Franchetti是意大利人，他是个音乐家。19世纪中期他随歌剧团到了俄罗斯，在那里结婚并定居下来。我母亲的意大利伯父也为修建东北铁路工作过。父亲和伯父在哈尔滨去世并葬在那里。
＃我认为，正是由于父亲，我对中国和远东文化的兴趣在幼年时就被激发起来。我七岁的时候，父亲作为一名工程师在阿士河的制糖厂工作。阿士河距离金代五个首都（卜弥格将之称为“五城国”）之一—阿城这个古老的城市很近。在大暴风雨后，我和父亲经常能在阿士河岸上找到一些铜制品，如箭头和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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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现在我仍把它们收藏着，作为对时间、空间上都很遥远的童年的纪念。我还要感谢哈尔滨的波兰中学，它培养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尤其感谢我的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格罗赫夫斯基工程师和萨德科夫斯基教授。他们两位都是东省文物研究会的成员，管理着附属于波兰中学的波兰东方研究班。这个班组织了各种旅行，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居住在东北的少数民族。波兰中学的校长格罗赫夫斯基工程师将课程做了重要的改变，其中引入了必修课，比如汉语、日语、远东历史和地理。
＃1942年我读完中学。之后的一年，我在阿士河酿酒厂和制糖厂做一名钳工的助手（在同样这个地方，我父亲做过工程师）。哈尔滨是一座新城，没有任何文化古迹。与之相反，阿城历史悠久。它被城墙环绕，东部的城门——朝阳门还保留着，还有许多古老的庙宇。公司总部注意到了我学习的愿望，并提供了北满大学的奖学金。1945年日本投降后，出于维护铁路的需要（已改名为长春铁路），大学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负责培养铁路工程师。1950年，我上完大学，同年开始在铁路修理厂工作。
＃1951年，由于波兰政府推行“回国政策”，我回到了波兰。那时中波海运公司Chipolbrok已经成立。我们乘坐第一批到达秦皇岛的波兰轮船中的一艘回到了波兰。到达格丹斯克后，我得到了一份工程师性质的工作（我在中国的学习得到了波兰政府的承认，之后我又在格丹斯克工程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我从事食品行业（制糖、酿酒、榨油），主要是考虑到以前在阿士河的实践经历。1954年时，有人建议我到金属出口公司的外贸中心工作。当时这家公司向中国出口火车头，但是由于不能在华沙得到房子，我放弃了这家公司。一年后，我在格丹斯克的一家下属有三个独立工厂的食品企业担任总工程师（即第一副经理）。
＃我确实在波兰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代表处工作过很长时间，对此我得说说是怎么发生的。1957年，我完全有意地改变了职业。继在波兰六年的生活之后，我第一次和妻子（她也出生在哈尔滨）、孩子重返中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决定源于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我在这里出生、接受教育，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26年，这里是我的家。然而这次重返中国也使我意识到，我无法发展自己对中国历史、考古、艺术、建筑及中西方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兴趣，而在哈尔滨短期的医学学习，激起了我对中国传统医学及制药业的持久兴趣。
＃从中国回来后，我辞去了工业方面的工作。1958年，在通过国家汉语和英语考试后，我担任了格丁尼亚Balton外贸中心的部门主任，这家公司当时为中波海运公司Chipolbrok在波兰靠岸的船舶提供服务。部分轮船上有远航而来的中国水手，我会说汉语，这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在波兰停留期间轮船要到造船厂修理和补充备件，1962年Chipolbrok建议我到上海总部工作。在关于公务调动的磋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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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部认为我到驻北京的使馆贸易处工作更为有益。1963年，我来到中国。在北京，我主管波兰对华出口机器设备中心的贸易事务，其中包括出口成套工业设备的Cekop公司。我在中国待了五年，其中两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回到波兰以后，我又重返了以前的职位。那时，在搜集的资料的基础上，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在1949—1969年这20年间中国经济的，另一本是关于中国外贸的。1971年，波兰驻华使馆的前任参赞弗兰齐施克·斯答赫瓦克被提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他建议我到使馆担任一秘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工作了四年，主要是作为负责经济事务的秘书。1979年，我被派到了广州总领事馆担任领事。1982年，我停止了在广州总领事馆的工作并且在同年提前退休，就这样，我结束了在国外的现役工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汉学书籍，收集了许多素材，并打算在更自由的时间里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今天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现在我有16本专著，有近二百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我开始对卜弥格的活动感兴趣，是在来到广州后不久，也就是大约25年之前。很快我就发现，领事馆的地域权限范围几乎与17世纪卜弥格到达的地方相一致。我有很多工作机会来参观这些地方，其中包括海南岛、福建省、贵州省、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那时我也收集了大部分的材料，以便用来编写三本关于卜弥格的书：《珠三角》、《明王朝的最后使臣》和《中央帝国的使臣》。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张振辉教授将后两本书翻译成中文，同样也感谢张西平教授对我的中文学术书籍的兴趣。
＃我必须指出，直到退休后，我才能够研究与卜弥格及其他欧洲汉学先锋学术活动相关的问题。然而我的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出版物的问世时间则要早得多，有一部分是1951年我从中国回来后不久就出版的。在波兰开始第一份工作后半年，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从1951年起波兰从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然而却只用作榨油和牲畜饲料。我介绍了在中国大豆有多么广泛的用途，以及可以从中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产品。从1958年我开始写关于中国历史和考古的科普文章，其中涉及安阳的殷墟、在当时被发掘的明朝万历（神宗）皇帝陵寝及其他的考古遗迹。在波中友协的帮助下，我也在波兰作了关于中国的巡回演讲。
＃1960年，我写了第一批关于格罗赫夫斯基工程师在中国的研究工作的文章。其中，涉及到他寻找渤海国的遗迹，这与我年轻时在阿城寄居的两段时间的兴趣有关。之后，在驻中国代表处工作的12年间，我主要集中在准备出书的两个主题上，第一个主题是丝绸之路——陆路、海路及其对拉近东西方文化的意义（1978年波兰国家科学出版社想发行这本书，但由于当时我去了中国，而未能出版）；另一个宽泛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知识的概略，我用了三十多年才完成（它以词典形式由图书与知识出版社接受，应该于200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