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24期

01.六十年竭尽心力功与名永垂史册

02.李福清院士的主要著述

03.学术影响与识别预期合

04.研究中国的学者

05.超越传统的看法

06.清末哲学译介热述论

07.镀金鸟笼里的呐喊

08.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出版的比较

09.中国美术研究英文论著的出版

10.费子智教授的中国学研究

11.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首任汉学教授费伦

12.一桩晚清往事的发现

13.徐梵澄本地治理廿七年纪略

14.理雅各英译《春秋》、《左传》析论

15.理雅各《中国经典》序言集

16.论语_与日本近代文学_论语物语_及其周边

17.莱布尼茨与白晋的汉字研究

18.中印诗缘开新篇

19.东西望洋全球视野与澳门编年史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

20.在交流中展开中法教育合作的历史

21.外刊汉学著作书评

22.北外举办_顾彬与中国当代学术_座谈会

23.坚持国际化办刊方针提升汉学研究水平

24.北京联合大学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25.后记

后记

张西平

本书系《国际汉学》第24辑。此前，第23期因为回顾北外汉学中心成立15周年，论文略嫌多了些，这一期则字数减少了，两期加在一起大体平衡。尽管这一期字数上少了一些,但内容仍十分精彩，许多文章在国内学术期刊中为独有，价值回味无穷。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淸先生病故，这使我们十分震惊。他曾两次到访过汉学研究中心，其知识之广泛和性格之开朗令人难忘。为表示对他的怀念，特邀请李明滨先生写了怀念文章，以表达中国学术界对他的思念，同时刊出了张冰所编的《李福淸院士的主要著述》。从纪念李福淸院士开始，本刊将对世界各国的著名汉学家的逝去设立专页，以示敬意。

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主体是这些辛勤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对中国知识的解释，与中国学者显然有着不同，读者可以从本期所刊出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德国汉学家郎宓谢、澳大利亚汉学家费子智三篇访谈和研究文章淸楚地看出这一点。显然，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和思路,但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是很有意思的。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自然要和别人对话，而首要就是要知道别人所说，读懂别人所思，然后才能展开交流、欣赏、批评等等。正如在本期所刊登的关于办好《国际汉学》学术座谈会上人民大学的沈卫荣教授所说《国际汉学》在引领国内学者与海外汉学(中国学）进行‘引用、读懂、交流、批评、互动’方面应作出更大的贡献。”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存在，使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汉语学术话语的单一体系中解读、理解、发展与重构中国学术的局面，已经开始和汉语学术话语体系之外的多元文化体系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解读、理解和发展共存，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与文化发展与建设不可回避和无法避免的问题。

如何把握这种中国学术文化研究内外共存的两个领域？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编者尚无法说出一个完全之道。但有一点我们很明白，要想听慊汉学家们所说，了解其历史，读懂其文献是基本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对话就很难展开，我们对中国文化学术在全球展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很难把握好。

本刊从创刊起一直把汉学史的梳理和基础文献的翻译作为其主旨内容之一。本期新加坡青年学者关诗佩的《英国国王学院首任汉学教授费伦:兼论斯当东赞助人的角色》是一篇很耐读的文章,作者十分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英国国王学院汉学诞生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当年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所带来的对汉学研究之必需，也看到欧洲汉学发展之间的竞争,而费伦复杂的个人生命历程更使我们看到英国汉学初创时期的多元复杂的局面。沈建育和李敏辞翻译的理雅各《中国经典》的各卷序言,则是理雅各重要历史文献的第一次中译，这是本刊的特色之一，每期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汉学文献的翻译和整理。脱离文本、脱离历史，借助一些西方理论来解说汉学,那样的路数看似轻巧、漂亮，但实际上基本无用，对推动汉学史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

自晚明以后，全球化已经开始，在这样的历史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全球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局面。这里既有汉学家的努力和辛劳、误读与发挥，也有中国人的尝试和努力。本期刊出的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的文章和上海青年学者王京芳的文章就揭示了这种双向的努力。前者是汉学家们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后者则是民国时期以吴经熊和温源宁为代表的一些留洋回国的学者利用《天下》杂志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推介。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时，20世纪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的交错局面就会呈现出来,显然，我们学术界对这种交错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互动研究还不够。

刘东在本刊的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域外汉学研究与国内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话说得十分生动与淸楚，他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学术对象，也就注定可以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样两种天成的视角。如果前者必然是外在的，那么后者可以是内省的；如果前者必然是价值无涉的，后者就可以是同情的；如果前者必然是冷静或者冷漠的,后者就可以是同情的和体验的；如果前者是实验的或解剖的，后者就可以是涵泳其间的；如果前者必然是专科的，那么后者就可以是通识的;如果前者必然是分析的，那么后者就可以是综合的：如果前者必然是僵硬的，那么后者就可以是灵动的和充满弹性的。”如果将中国文化交错发展的历史抽象化后,或许存在刘东所说的这种内外不同、相互冲突的局面，当然，这种抽象是中国学术与西方汉学之间的抽象。因为，他这种概括基本上忽视了东亚、印度和中亚的中国研究的特点。

即便是对中国学术和西方汉学研究的抽象概括，实际上的中国文化历史进程要比他所抽象后的概括复杂得多和色彩斑斓得多。在这个交错的文化发展中，既有我们自身文化受到西学影响后的裂变，中国文化自身巳经不能完全在自身的发展轨道上前行，也有国门打开后，中国学者的远行与拓展，在不同韆域展开中国文化的多彩与丰富。前者请看本期熊月之先生的文章，他是学问大家，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方知，晚淸时期，中国对西学接受的热烈和多样，但最终“哲学”这个来自西洋、中转于东洋的词汇进人了我们的学术肌体。这个词语不仅仅是一个新词语，而且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思想方式，在它的催生下，胡适写下《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写下《中国哲学简史》，一代学人跟着胡适、冯友兰勤恳耕耘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力图总结出像西方哲学史一样的淸晰线条。无奈，几十年后才认识到，在这个概念下催生的近代中国哲学研究有着根本性的问题。刘笑敢等后辈学者的“反向格义”才由此而生。“哲学”这个浸入我们精神肌体内核的西洋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挥之不去而又消化不好的东西。“笑谈西洋与东洋，不知何处是关乡，佛陀华化六百年，众人期盼新学扬。”这或许是我们对百年西学东渐的期盼。

后者则是朱璇的文章,他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知的徐梵澄先生只身一人在印度生活的画面和重要的文献。徐梵澄先生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上最重要的文化独行侠,最重要的思想拓展者。他只身一人，远漂印度几十年时间，在那里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一张宣纸，泼墨而画，他用水墨画展示中国精神的博大;几颗米粒，就地画格,他教授印度学者围棋，传授中国古老的智慧；一壶红茶，彻夜清谈，阿罗频多修道院的同仁们,感受他的宁静与深远。朱璇这篇文章首次公布了徐先生在阿罗频多修道院留下的墨宝和文字，在一篇《改名三绝并序》的短文中，徐先生调侃自己的名字，写下：“醉月迷花事可曾？铅华眼缬两模棱。‘凡’情未尽君虽改，千顷波涛一沉澄。”徐梵澄先生——中国文化的播火者、西方文化的传送者、印度文化的解释者，三大文化融为一身的伟大学者。本刊从第一期就得益于先生指点，先生仙逝以后，我们始终将徐梵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其目的在于继承徐先生这种融汇百家而又独辟溪径的学术精神。朱璇这篇短文披餺了徐梵澄研究的最新文献,在学术文献上价值是很大的。

所以，内外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外部的研究巳经开始渗透到了内部，内部的研究巳经开始向外部扩张,将中国研究明确地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显然，这种抽象使得域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国内学术所形成的复杂局面和文化之间的交错的多维局面消失了，用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反映出来由于域外汉学研究的登场所形成的交错文化史的复杂局面。

但刘东提出的大陆学者的自觉性问题是重要的，汉学家是我们的对话者，而不是我们的模仿者，与其展开深人对话，展开学术批评是我们保持这种张力的表现，

只有在这种对话与批评中，刘东那种忧虑才会消除。本期刊出的北师大学术大家刘家和先生的文章值得一读，刘先生和费乐仁先生都是做理雅各研究的，但这种内外的区别还是明显表现出来，他对理雅各在知识和理解上的批评使我们看到中国本土学者应有的学术价值。这说明，当年陈垣和傅斯年所提出的让汉学研究中心回到北京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研究在全球展开的繁荣和所形成的文化之间的解释张力，

应该看到，这种内外同时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带来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思想的更新。但中国学者作为中国文化母体文化产儿，他理应成为这种研究的主体和主体性解释者，中国学者理应成为中国学术的重建的主体和主体性解释者。不要被外在的繁华看走眼，不要被交错的文化史迷住了自己的立场和视野，这是任何一个从事汉学史研究的学者必须牢记的。在我们这样说时，我们不需要借助赛义德的理论，不需要那种看似自主性的狭溢的“汉学主义”的议论，多元与自觉，交错与淸醒,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重建所必须保持的两条战线，这是一个无法理淸的“二律背反”，但同时确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重建一个无穷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的张力使我们更为成熟和理性，更为自觉与全面。

张西平2013年6月写于北京海淀区枣林路游心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