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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1-12-30 [来源]: [浏览次数]:

2011年12月28日,在寒风料峭的岁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二层一间会议室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明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齐如山文集》出版座谈会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文史知识》杂志社以及梅兰芳纪念馆等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学术研讨,高度评价《齐如山文集》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参会的人员不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的一批博士、硕士和大学生们,会场座无虚席。到场的新闻媒体多达十几家,气氛极为热烈。

齐如山是中国近现代戏曲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和活动家,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领域的一位文化大家。他的伟大贡献体现在为梅兰芳创作并导演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京剧剧目,奠定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成就,对京剧走向辉煌鼎盛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体现在主动策划、成功运作了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使京剧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戏剧迈出国门,登上世界戏剧舞台,首次向西方介绍和展示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体现在以毕生精力对中国戏剧理论的基础建设,特别是以京剧为主的舞台艺术理论的构建。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学术界对齐如山在二十世纪戏剧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缺少应有的关注,致使有关齐如山的研究处于“荒凉”状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梁燕教授,以长达数载的搜集、整理、点校和勘正,主编了全面体现齐如山对中国戏剧学、民俗学领域理论贡献的《齐如山文集》,填补了这项学术空白。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开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齐如山文集》共11卷,凡283万字,收录了齐如山一生各个时期富于代表性的戏剧学专著、民俗学专著、文学随笔共45部。与以往出版的齐如山著作有所不同的是,《齐如山文集》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出发,以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为原则,体现了当代齐如山的研究成果,其时代性极为鲜明。

出席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科研处长张朝意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副主任李雪涛教授,开明出版社社长焦向英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齐如山文集》责任编辑孟保青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副主任、《齐如山文集》总策划高飞先生等。

会议由李雪涛教授主持。

金莉副校长代表北外向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开明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向梁燕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表示祝贺。金校长最后表示:北外将一如既往地秉承自己的使命,为国家的文化繁荣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共中央统战部陈喜庆副部长为《齐如山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北外的召开特地发来贺信,张西平教授在会上宣读了陈部长的贺信: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欣闻贵校与开明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联合召开《齐如山文集》出版座谈会,特向你们表示祝贺!

齐如山是传承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戏曲学和民俗学领域都做了卓越的贡献。据我所知,梁燕同志常年从事齐如山的研究,并以十余年的辛勤劳动完成了齐如山著作的编校、整理工作,厥功甚大,可喜可贺!

开明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家有气魄、有远见,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推动这项成果的顺利出版,为我们的文化事业办了一件大好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身特有的学科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这次《齐如山文集》出版座谈会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意义非凡。它表明北京外国语大学重视并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工程中,迈出了扎实一步。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国家能够存延的精神家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预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陈喜庆

2011年12月28日

张西平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今天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座谈会,这在北外历史上是比较独特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的一个大学,有着自己非常好的学术传统,在这方面也有着很重要的学者,像许国璋先生、王佐良等先生。但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像这样大规模地出版中国文化重要人物的著作,还是不多的。正像陈部长所说,梁燕同志所以能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工作,我们汉学中心所以能举办这样一个出版座谈会,是与我们整个学校战略使命发生转变有一定的关系。五年前,现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同志任北外校长的时候,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新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熟悉和了解我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传播的历史。齐如山先生推动了梅兰芳先生在域外的演出,这个演出直接带动了西方戏剧的先锋派布莱希特,对推动西方先锋派的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究中国戏剧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也是我们汉学中心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梁燕老师来到我们中心,希望她在立足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展开中国戏剧在域外的传播与发展。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在中国本土、在纯中文领域的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这样一个工作对我们汉学中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像梁启超说的: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我们将依托于北外多语言的学科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揭示中国文化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梁燕教授在会上介绍了《齐如山文集》整理、编校的始末,她说:

“这套文集,收录了齐如山一生各个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戏剧学专著二十九部,民俗学专著十四部,文学随笔两部。这是经过多年搜求,在所能见到的齐如山所有的著述中,经过严格的遴选而确定的。力求最大程度地体现齐如山在戏剧学、民俗学领域的贡献。

《齐如山文集》主要包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出版的一批“齐如山剧学丛书”,比如《京剧之变迁》、《中国剧之组织》、《戏剧脚色名词考》、《上下场》、《行头盔头》、《国剧身段谱》、《脸谱》、《戏班》、《梅兰芳游美记》、《梅兰芳艺术一斑》;还包括齐如山于1948年到1962年在台湾出版的一系列戏剧学、民俗学著作,比如《国剧要略》、《国剧原则》、《国剧漫谈》、《国舞漫谈》、《谈平剧》、《谈四脚》(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清代皮簧名脚简述》、《编剧回忆》、《国剧艺术汇考》、《五十年来的国剧》,还有《中国馔馐谈》、《中国风俗丛谈》、《中国的科名》、《中国固有之化学工艺》、《华北的农村》、《北平怀旧》;这套文集也包括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齐如山全集》未收入的《说戏》、《观剧建言》、《国剧浅释》、《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土话》这五部著作。

在二十世纪的戏剧学研究领域里,王国维、吴梅、齐如山三位大家各自从历史文献、传奇声律、舞台实践,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一个世纪以来,后辈学人对王国维、吴梅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齐如山的研究仍处于荒凉的状态。1994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已故著名戏曲理论家苏国荣先生曾建议我把对齐如山的戏剧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也认为自己有责任开垦这片学术荒凉的地带。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齐如山在近现代京剧史上的突出成就。1997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齐如山剧学初探》陆续发表,之后又应约《北京日报》“精华周末版”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长文《齐如山与梅兰芳》,正是这篇文章让我结识了齐如山先生的后人,他的女儿齐香教授(北大西语系教授,她的先生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罗大冈先生),他的外孙女贺宝善女士。她们通过《北京日报》报社找到我,开始和我交往,希望我继续齐如山的研究。我也讲述了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料零散、不成系统,于是我们当时就共同萌生了要编辑一套《齐如山文集》的想法,以便学术研究之便。当然我知道,在齐如山家属的直接参与和安排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曾将他们提供的齐如山的著述汇集成册,与1979年出版,名曰《齐如山全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印数极少。台湾和大陆只有少数专业图书馆的特藏室里有这个书,读者借阅非常不方便。齐香教授和贺宝善女士热情鼓励,我就开始着手此事。与此同时,得到了齐如山家属的正式授权。

自此我就跑遍京城各大图书馆,尽可能搜求齐如山各个时期的著作。我记得十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天,在戏研所资料室的一堆旧书里头,发现了《说戏》、《观剧建言》这两部写于民国初年的著作,当时欣喜异常,快慰之情难以言状。由于这两部著作出版年代久远,纸张易碎,资料不许复印,我只好每天到图书馆去抄录,抄录以后再仔细核对,惟恐出现纰漏。

在确定了入选书目之后,开始了长达数载的编校、标点、校对、勘误、编辑……这些繁琐枯燥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考验着我的学识和体力,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灯下校读齐如山的著作,感受着这位学术前辈的渊博睿智、风趣平易,那些真知灼见、那些生活智慧,使一页页方块字显现出灵动鲜活的气韵,他的那些发现和他的那些描述,时而令我敬仰,时而让我解颐。有时候我常常冥想,徜徉在齐如山笔下的世界里,时时和大师做着跨越时空的交流,那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在几易寒暑的编校工作中,不断有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和海外的学者前来探问,他们都是为研究齐如山而来北京搜集资料的。对这些学界同好,我也尽可能向他们提供我的研究心得,希望有更多的“齐学”成果出现。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工作一再搁置,在编校结束后,我又前后发表了几十篇有关齐如山的学术论文,完成了《齐如山剧学研究》这部专著。学界、戏剧界的很多专家看到这项研究的推进,更加对《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充满期待。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齐如山文集》的整个编校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前一个时期,我总想最大程度地保留齐如山著作的历史原貌,这就不可避免地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相抵牾,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副总、《齐如山文集》的责任编辑孟保青老师认为,作为旧版,也只是民国年间出版商和台湾出版商出版的版本,他建议应该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出发,提出这部书的编辑首要原则应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体现当代齐如山的研究成果。经过一段慎重地思考,我改变了从前的做法,后一个时期,按照孟保青先生的建议,和我们确定的编辑原则,重新对书稿进行校订和勘正,尽管花去了很多的时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特别是当终校彻底完成之后,我感到后来在编辑原则上的调整是非常正确的。这也使这套文集自身拥有了鲜明的特性和不可辩驳的时代特性。

非常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他们以出版家少有的气魄,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投入巨资、下大力气,出版鸿篇的学术著作,这种远见卓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满腔热忱,令人敬佩,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齐如山文集》是无法问世的。”

责任编辑孟保青先生介绍了《齐如山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

“这套文集是列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十一五重点出书规划之中的。台湾虽有一套所谓的“《齐如山全集》”,但实际上仅仅是个纪念本,不是出版本。我们大陆的出版社要做,就得“一锤定音”。后来成立出版集团,经费遇到困难,一筹莫展之际,开明出版社在关键时刻慷慨出手,于是两家出版社分担出版费用,使此书得以出版。这其中的波折一言难尽,我在将近二十年的出版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部书这样费尽周折。”

开明出版社焦向英社长高度评价这部文集的理论价值,表示出版社为繁荣文化、实践六中全会的精神,再多的投入都是值得的,他对梁燕教授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戏曲理论家廖奔研究员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讲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向梁燕同志表示祝贺,这个祝贺不是祝贺她现在取得的成就,而是祝贺她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在这里咬定青山不放松,把这个工程完成,现在终于见到了成果。刚才梁燕提到了苏国荣老师,那么我想她这个《齐如山文集》的完成也应该是了了苏先生的一个心愿,苏先生去世已经十几年了,梁燕是苏先生招的第一个博士。当时苏老师请我和刘彦君做助手,那么我也是梁燕导师组成员,看着梁燕开始结构她的博士论文,而且我还对她有一点课程贡献,叫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中的中国戏曲。这和今天的话题有些关系,因为今天主办者是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刚才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他们都在这里讲他们关注齐如山是因为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沟通的作用,这一点讲得很准确。

梁燕自从苏先生给她指定了这个题目之后,一直坚持到今天,有十五年时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九九五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剧烈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对一个选题、一个方向一经咬定始终不放,皇皇的十一本巨著摆在大家面前。这种精神非常可贵,所以我向她祝贺的不是最终的成果,而是中间的精神。

第二层意思就是关于齐如山这个人。过去我通过戏曲知道梅兰芳,通过梅兰芳知道齐如山,自从梁燕选择了齐如山这个题目后,我在她的引导下才对齐如山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台湾的《齐如山全集》(注: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我见过,在美国图书馆里,看到中间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梁燕这个文集(出版),实际上两个应该翻过来,这个是全集,那个是文集,因为它在前了,我们叫文集也非常恰当。

通过这一套书,我们可以有一个捷径,能够了解齐如山、了解齐如山做了哪些事情;通过齐如山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在东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中国新一代学术开始产生的这个过程中,第一代奠基人齐如山就是其中之一。通过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言,我们可以接触那个时代,可以更深入、更准确、更透彻地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这是关于齐如山研究的一个深层意义,不仅仅是戏曲。

通过《齐如山文集》可以看到,尽管其主要撰述是戏曲,但实际上是他在承接了大量学术渊源基础上,由于时代给他造就的契机,他又捷足先登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起到了穿针引线的导引作用,他在这个孔道中来回游走,然后做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应该是那一代学者非凡的地方,又是他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我们无法望其项背的地方。

我几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的学术都是由19世纪末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之初的新一代史学开始奠定的时候,我们对现在大学的分科、学科的分类都是从那时开始奠基的,是他们奠定了现代学术的格局,我们现在很难跳出前人的经验,我们只能丰富它、完善它、充实它,但是我们一直在他们的框架里面。尽管有时候左冲右撞,有时候会突破一些,会把框架打碎了重建,但是整个框架是那样奠定的。

齐如山的主要贡献当然还是在戏曲方面。刚才讲到我们不能单纯把齐如山看成戏曲学者,是因为他的研究范围确实宽泛得多。我从梁燕这里也拿到一些材料,包括她的研究著述我也在读,也读了《齐如山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发现齐如山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齐如山对于晚清以来的社会风俗,当时的科举体制,当时的政治结构,当时的社会层次等等,他都娓娓而谈,清清楚楚。我读到他的有关科举制的著述时,发现齐如山的长处在于他的文笔非常好,不是用那种学理化的学者思维、辩证的语言来描述对象,他的语言都是感性的。通过他的感性描述,看到了一幅晚清以来的中国科举制度整个操作的流程。

说到齐如山的戏曲研究,刚才我们说到王国维、吴梅、齐如山三位大家,这三大家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和中国现代学术奠定这个当口出现的,三家的风格完全不同。齐如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也无可替代的事。他当时生活无忧,大家族里面有生活底子,人又很聪明,后来做贸易做得很成功,所以他完全可以有优裕、闲暇的时间在戏曲圈子里混,所以他没有任何功利的局限。他一旦产生一个念头,就下很大功夫去做。他采访了几千人,舞台内外、戏班上下,从最红的角儿到打鼓佬,到管戏箱的,到烧水做饭的,他都很熟,他都去采访他们。这个当然因为他经常到德国等西方世界游走,也建立了一定的平等的意识,所以他跟那些不管是仆役还是打下手的人交往时能够持有一种平等之心。实际上,他打破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戏曲、对于唱戏的所持的那种非常鄙夷的观念。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是冲不破这种观念的,他冲破了,就能得到自己的所得,所以能够采访出那么多东西来。而他的东西留下来,现在旧的戏班没有了,旧的传统都看不到了,我们想了解的,很多老艺人都记不得了,我们把齐如山的这些东西拿出来问他们,让他们印证,他们才恍然大悟:“哦哦,以前听老师们、听祖师爷们是这样讲的。”所以齐如山的功绩在这里。他用他非常优美的文笔,把戏曲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琐琐碎碎,细细致致,点滴无遗地记录下来。这个工作也只有他能做,迄今为止也只看到他在做。有很多人做的都是片片断断、吉光片羽,一本书、两本书,齐如山毕生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戏曲已经完全不是一百年前的样子了。我们从齐如山的书里面能够看到中国戏曲是怎么样在变革中一步一步走来的,它便于今人在研究戏曲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否则现在的学者依据现在的舞台状况对一百年前的戏曲发言就失之远矣。所以这一套书的出版对于戏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斯。

另外我再特别说几句。对于齐如山过去的研究不够、了解不够,是由于时代风气遮蔽了他,当然也因为他后期到了台湾,我们现在有条件重新认识他、重新面对他。我们从戏曲了解梅兰芳,从梅兰芳知道齐如山。过去从梅兰芳那里影影绰绰的知道梅兰芳后面有高人,谁呢?齐如山、张彭春等等。但是对这些人的了解远远不够。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社会变革的时候,戏剧界正在风起云涌地转换舞台形式,当时出了很多大家,很多在当时舞台上指点江山,如欧阳玉倩、田汉、后来的剧作家曹禺、郭沫若,一直到焦菊隐这些人物,他们活跃在实践中,所以社会一直对他们形成聚焦,他们为世人所熟知。但是还有另外一批学者,他们也从西方学成归国,拥有东西方的双重背景,当时对于中国的戏剧形势把握得非常准确,这批学者我们对他们了解并不多,像宋春舫、余上沅、齐如山、张彭春,这都是学者的名字,素养都很高,当时在理论把握方面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趋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一直被隐在后面,齐如山后来到了台湾,我们就更不敢谈他了,这样造成了一个世纪的阻隔。

梁燕把这套《齐如山文集》摆在了世人面前,它的价值中间也包含了这一块,就是把历史的迷雾剥离开来,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梁燕的工作功莫大焉!”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研究员在会上也高度评价了《齐如山文集》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理论建设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我们等待《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已经多年,我们知道梁燕教授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齐如山的研究,包括《齐如山文集》的编辑。在梁燕把齐如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国内的学者涉足齐如山领域的研究还是非常少的。其他的一些学者,比如说王国维、吴梅、周贻白等,有很多研究者在涉及。但是像齐如山这样的大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与他后来到了台湾非常有关系,大陆学者对齐如山有关戏曲研究方面的贡献应该说涉猎的比较少。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梁燕把齐如山研究定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齐如山剧学初探》,后来完成了《齐如山剧学研究》,并且在前些年出版了。作为一个对齐如山戏剧理论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来编辑《齐如山文集》,我相信这部文集的质量、它的学术含量、它能够做到的一种认真程度是可以期待的。

齐如山是二十世纪的戏曲大家,如同王国维、刘师培等等这样一些大家一样,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但是历史的原因,使得我们对齐如山的了解、认识、研究和评价都是非常不够的。前些年有一部电影《梅兰芳》,里面所塑造的以齐如山为原型的这个人物,所面对的是一些普通的观众,但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使齐如山先生蒙垢的。所以我想可能要对齐如山有一个发现和再认识的过程。所以说《齐如山文集》的出版,不论从学术理论方面也好,或者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讲也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近些年来我们对二十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包括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专门有一门课就是讲二十世纪戏曲的学术史。但是也因为资料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在认识研究齐如山方面是难以展开或者难以深入的。《齐如山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应该是为研究认识齐如山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应该说对我们认识齐如山在戏曲理论方面的建树,或者我们把齐如山这样一个戏曲大家放在二十世纪整个戏曲发展长河里面去认识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齐如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戏曲理论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戏曲研究所刚刚立项的,也就是我们这两年一直筹备的一个国家的超大的课题,就是关于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课题,这个课题前段时间已经得到国家的批准,财政部已经立项,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课题,也是戏曲理论工作者多少年来孜孜以求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我们看齐如山的文章,他的研究,他的理论,我们注意到齐如山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他想要构建戏剧学的体系,所以我想这部《齐如山文集》的出版,对我们接下来做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的戏剧理论体系,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戏曲研究所继《昆曲艺术大典》、《京剧艺术大典》之后,今年一月份启动了“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的这样一个项目。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在涉及到齐如山文献方面,我首先想到的是梁燕教授,我觉得是当仁不让的这个工作应该由梁燕教授来承担。也很高兴在百忙之中,梁教授参与到了我们这个课题中来,这个工作也在进行中。”

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教授抒发了对《齐如山文集》出版的一番感慨,他说:“《齐如山文集》是梁燕教授十多年来做学问很好的一个园地。她把齐如山这个园地开垦的很透彻很全面很深刻,所以她就做出成绩来了。”他回顾了九十年代中叶梁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以齐如山研究为选题的经历,他认为,齐如山这个人物的文化蕴藏十分丰富,在戏曲研究的领域,他是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化史不可以绕过去的人物,但是几十年来政治的禁忌居然将这一人物千方百计地绕过去,海峡两岸的阻隔没有办法把他公诸于众,说到齐如山要么就是讳莫如深,要么就是语焉不详。京剧之所以有梅兰芳,梅兰芳之所以形成梅派,离不开齐如山等几个文化人的扶持。一手筹划、一手操作,使京剧走向世界的,不能不提齐如山。

二十世纪以来研究中国戏剧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深入戏曲舞台的内部规律,来做全面的钻研,能够身体力行,能够把戏曲门儿里面的事情说明白的人真是不多,能够留下系统的学术著作的人更加稀少,齐如山非常了不起。梁燕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博士论文是属于戏曲历史及理论的,是戏曲学的一个题目,要做这个题目就必须把齐如山做全面的观察,全面的研究,那么这个工作同时也是在做戏曲文献的研究,可以同时出两个成果。一个是博士论文、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同时可以完成《齐如山文集》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戏曲学和戏曲文献学两方面的成果都可以完成。

现在这套文集出版了,它将为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研究中国京剧史的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提供极大的方便。这套书虽然不是畅销书,但它可以成为插架之书,它存在的生命将是很长久的。以后我们做戏曲史研究的人,做京剧史研究的人,会把它看做一个非常宝贵的文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龚和德研究员兴奋地说:“关于齐如山的作品,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了一些单行本,但都比较零碎,而且缺乏学术的整理。现在有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齐如山文集》,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想这套书将是对整个戏曲研究界,特别是京剧研究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备的文献资料。和台湾的《齐如山全集》相比,《齐如山文集》收集的东西有一部分比它要丰富,而且也出版得比他们讲究。”龚和德还高度评价了齐如山在口述史料方面的巨大贡献:他重视原始资料的积累,他的理论没有过度发挥,而是述而不作,他不耻下问,他专注于采访、记录和整理,他对京剧近几十年的历史掌握得十分详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王政尧教授指出,《齐如山文集》出版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祖国大陆第一部以文集体,并且是一次性推出的多卷本著作。该文集立意明确,重点突出。既包括中国的戏剧史、京剧史,也包括中国的民俗史,特别是清末民初部分,极有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表示这套文集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有着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以单一的文学史的视角向学生传授知识,遗漏了许多文化的内容,比如研究鲁迅、周作人二位周氏兄弟,齐寿山、齐如山二兄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这个维度我们的文学史缺乏重视。齐如山先生给梅兰芳写戏,放置在五四以后的文化背景来观照,如同是从文言到白话的变化,齐氏对舞台、对表演、对整个情节的处理,都有现代性的因素在里面。齐如山也好,鲁迅也好,他们这一代人靠自己的努力,远不失固有之血脉,近也能追上世界文化之风潮。东西合璧,通天地之神,合东西之音。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研究文学史如果不研究齐如山,很遗憾。在民俗学方面,孙郁教授还指出,齐如山对北京的研究贡献很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各有不同,同是民俗学家,周作人缺少气节,齐如山操守自持,这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启发作用。”

整整一个下午,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齐如山的戏剧学贡献和民俗学成就,对《齐如山文集》主编梁燕教授十余年的辛勤劳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第一部由齐如山研究专家系统主编的这套文集的出版问世表示祝贺。北京师范大学的郭英德教授、李真瑜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周华斌教授、周靖波教授,中央戏剧学院的张先教授、麻国钧教授,梅兰芳纪念馆的秦华生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谢雍君研究员,中国戏曲学院的王永恩副教授、陈友峰副教授,《文史知识》的副主编胡友鸣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任大援教授等,都在会上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柳若梅教授、麦克雷教授、何明星教授、叶向阳博士、杨慧玲博士、李真博士、管永前博士等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