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在中国本土的广袤大地上影响深远，也西传至欧美。欧洲作为中国戏曲西传的重要阵地，其中国戏曲的痕迹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初。十八世纪前后，欧洲曾掀起一股中国戏曲热，《赵氏孤儿》等中国古典戏曲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拉丁语等语种并在欧洲诸国广泛传播。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戏曲热虽有所冷却，一些学者对中国戏曲的译介和研究却一经发端便从未停止。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成为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主要围绕“中国戏曲在欧洲的传播译介之个案研究”、“中国戏曲在欧洲各国的传播与影响综论”、“中国戏曲在欧洲的研究”和“中国戏曲与欧洲戏剧之比较研究”四个议题展开。

一、中国戏曲在欧洲的传播译介之个案研究

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戏曲如何逾越重重阻隔进行跨文化传播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一大焦点。通过各位学者展示的关于中国戏曲的译介研究和传播实例，我们可以一窥中国戏曲西传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王燕教授以《司登得与<黄鹤楼>的英译研究》为题，梳理了司登得在编纂汉语词典、译介中国民歌和民间故事、研究中国宫廷太监等方面的汉学成果；对《黄鹤楼》的故事来源和底本做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司登得选译《黄鹤楼》的缘由；在译介特色上，王燕教授认为司登得充分考虑剧本的舞台效果及可演性，删节次要人物和事件，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何玉人教授论说了中国京剧《司卡班的诡计》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司卡班的诡计》原是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三幕散文喜剧，在中法建交五十年之际由福建京剧院改以京剧的形式演绎，并在法国巴黎访问演出，并收到当地观众了积极热烈的回应。

南开大学的吕世生教授以《中国古典戏曲外译的译者文化身份、文本选择与阐释》为题，对人民大学团队译本和阿林顿、艾克敦合译本进行了翻译目的、译本选择、翻译策略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会娟教授在《对京剧英译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戏曲的翻译应遵从译入语的社会规范，以译入语观众的认知接受能力来调整翻译策略，培养集翻译、演员和导演于一身的译者，并重视字幕翻译。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志远副研究员针对《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播现象进行了论述。马若瑟翻译的法文版《赵氏孤儿》因被收入《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得到大面积的传播，随后引起了一系列以其为蓝本的改编作品，其传播过程呈现出发散性、叠加性和异化的表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艳副教授在题为《<灰阑记>在东西文化中的旅行》的发言中细致梳理了《灰阑记》在不同语言和国家中的纵向传播脉络，归纳了这部剧作横跨东西文化的数次流播，展现了这一作品超越语言和国界的魅力。

中国政法大学贺莉莹老师同样以《灰阑记》为中心，通过剖析克拉朋德对《灰阑记》改编，论说20世纪初德国元杂剧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山东大学（威海）杨欣老师着眼于《牡丹亭》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首先介绍了《牡丹亭》的不同法文译本，并将其分为文学译介和适用于戏曲表演的译介两个类型，随后将《牡丹亭》在法国的演出总结为现代阐释、跨文化合作和传统戏曲三个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戏曲海外输出模式的思考。

中央民族大学邓周媛老师以熊式一的《王宝川》为主线，通过对熊式一人物背景的分析，探究了《王宝川》成功背后的原因。

武汉大学德语系硕士葛程迁就元杂剧《赵氏孤儿》首个徳译本与歌德的《埃尔佩诺》之间存在影响关系一说作出了回应。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赵韵怡以京剧《浮士德》在意大利的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该剧的艺术特点、超越审美差异和文化理解等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这部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品中脱颖而出、为欧洲观众所接受的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徐爽通过比较与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相关的四个不同文本，分析了译者受到不同语言、文化、译介动机的影响而在译介上呈现的不同表现，并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进一步揭示了19世纪元杂剧在海外的传播特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高语莎介绍了以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为蓝本的中国戏剧近年来在英国的演出情况，并以此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戏剧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戏曲在欧洲各国传播与影响综论

中国戏曲在欧洲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如何？戏曲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遭遇了哪些困境？欧洲对中国戏曲的接受程度如何？怎样提高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与会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为进一步深入中国戏曲在欧洲的相关研究助力。

上海戏剧学院魏梅副教授从自身十余年旅居欧洲的经历出发，认为以德国为首的德语国家在历史上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戏剧（戏曲）的接受有着独到的认知和见解，她在《中国戏曲在德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一文中对中国戏曲文本及艺术形式在德语国家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接受史梳理，认为这一接受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意大利裔歌剧作家马塔斯塔西奥（Pietro Matastasio）在维也纳宫廷和德语国家巡演的歌剧《中国英雄》。而第一篇整体介绍中国戏曲剧场、演出及戏曲音乐特点的德文资料是19世纪中期，德国军队作家莱茵厚德•冯•维尔纳尔（Reinhold von Werner）的游记《1860—1862普鲁士远征中国日本和泰国》。20世纪后，中国戏曲开始以多元形式走进德语国家，例如戏曲文本的德文译介、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与德语戏剧表演理论的融合、京昆院团事物访问演出、德国大学课堂上的中国戏曲课等等。

中国戏曲学院朱俊玲副教授在《昆曲在欧洲的交流和传播史述及其意义》中对民国以后昆曲在欧洲的交流活动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传播史梳理。主要有1936年，北京大学德裔德语教授洪涛生带领演出团，到欧洲用德语演中国昆曲《牡丹亭》和《琵琶记》；21世纪初昆曲表演艺术家杨凤一在法国等国家参加世界民族艺术展演活动时演出昆曲《白蛇传》；2011年为庆祝中国与奥地利建交4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中国“昆曲艺术展示”活动上演出《烂柯山》和《窦娥冤》；2012年北方昆曲剧院在伦敦萧伯纳剧院演出《续琵琶》《红楼梦》等等。通过对中国昆曲在欧洲各国的具体交流事例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昆曲的出访演出扩大了昆曲在国际上的影响，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

中国传媒大学赵娟副教授以《从“困境”引向自由——中国戏曲在欧洲传播的影响》为题，从梅兰芳先生把中国戏曲传到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谈起，认为欧洲戏剧因京剧而解放了戏剧创作观念，是因为“真实”和“反向真实”两种戏剧观不同而产生的冲击效应。她提出欧洲戏剧的变革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有何启发，戏曲在欧洲传播和影响的意义应如何反作用戏曲本体等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国家图书馆的王岩馆员以《中国戏曲在英国的传播——基于英国汉学家阿什利•索普的研究》为题，将英国的中国戏曲演出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剖析。第一个时期是从1736年至1913年，英帝国人民依托来华传教士描述中国的作品构建对中国的想象，将戏剧文本经多重转译或再创作搬上英国舞台，认为这些剧作提出了文本翻译和文化占有的方法论问题以及种族模仿的政治问题，反映了当时英国的历史与文化特征，例如《赵氏孤儿》《黄马褂》等。第二个时期以20世纪上半叶英国华人侨民的戏曲创作及演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剧作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在跨文化背景下主张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性，并对中国戏曲的呈现方式进行了调整。例如Anna May Wong主演的《灰阑记》和熊式一的《王宝川》。第三个时期约从1946至2008年，在新中国通过戏曲艺术开展文化外交的大背景下，大陆专业剧团为英国民众上演短小且侧重身段的京剧剧目为主，比较符合受众的审美趣味。

中山大学徐巧越博士后在《从“器物崇拜”到“文化移植”——中国戏剧的早期西渐历程（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一文中探讨了欧洲“中国热”背景下，西方对中国器物的崇拜波及至戏剧舞台的历程，以《赵氏孤儿》为代表，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剧作在不同民族文化语境下经历的“文化移植”现象，认为改编者们通过改编和“再诠释”对中国故事进行新的解读，以宣扬不同的政见或思想，在艺术接受领域产生了文化借用现象。文章最后对中国戏剧早期西渐的缘由及历史影响做出阐释。

澳门大学潘铮铮博士聚焦于汉剧的海外传播，《汉剧海外传播65年》一文梳理了自1953年以来汉剧在东亚、东南亚级欧美等地的海外传播历史，认为汉剧的海外出访已呈现出由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府间合作，到亚洲内部各国合作，至现如今的走向亚洲、面向欧美等国，民间主动传播的趋势。

上海淮剧团编剧朱蓓蕾老师从多年置身一线剧团的亲身实践出发，以《淮剧在爱丁堡》为题，为大家分享了上海淮剧团《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在2018年8月受邀参加爱丁堡艺术节展演的具体演出情况，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诸多问题，引发与会学者的思考。例如，当下中国戏曲向外输出的方式与在国内推广应有何不同？中国戏曲在西方的传播上有何优劣势？在曾经以武戏为主满足国外观众猎奇感之后，中国戏曲的内容如何能引发广泛观众的共鸣？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生陈璐在《京剧艺术在波兰的传播：历史，现状与建议》一文中，对京剧在波兰的传播史做出了回顾，通过受众的接受程度分析京剧在波兰传播的效果与现状，并以湖北省京剧团“2017年欢乐春节波兰行”的演出为案例，进一步剖析我国京剧从业者在波兰进行京剧传播时取得的成果与出现的问题，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

三、中国戏曲在欧洲的研究

随着中国戏曲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一大批汉学家对中国戏曲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学术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李玫研究员的论文为《龙彼得关于明代戏曲俗集<满天春>研究的特点》。文中指出，龙彼得的明代戏曲研究具有明确的地域视角，重视对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其对《满天春》中所收录的戏曲折子戏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此外，龙彼得梳理探讨了中国明代戏曲俗曲集流失欧洲国家的历史因由、契机和被辗转收藏的历史，值得学界注意。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永恩副教授以朱有燉杂剧研究为例，论述了伊维德戏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对朱有燉杂剧的分类、对作品的总体评价和对作品主题的提炼归纳等方面可以看出，伊维德的研究视角十分新颖。同时，伊维德在研究中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发现了朱有燉的杂剧创作对明代元杂剧改本的范式意义和对明代宫廷剧演出形式的奠定作用。伊维德的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要扩大研究视野，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分析，用新的角度洞察文本，才能得出客观而有创新性的结论。

首都医科大学的张净秋副教授的论文题为《莱顿大学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述略》。文中归纳出莱顿大学的研究特点主要是关注边缘地域和群体研究、以汉学教授的个人研究为主体、个人研究具有综合性。其中伊维德作为第一位将中国古代戏曲引入荷兰的汉学家，在元杂剧研究、朱有燉研究和戏曲的传统题材研究等方面成果斐然。伊维德的研究重视文献本身，通过细深阅读发现其中有关作品产生、表演传播各层面的诸多问题，对世界汉学领域的中国戏曲研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荷兰的中国戏曲研究由此走向了世界。

梅兰芳纪念馆的俞丽伟老师以《梅兰芳京剧艺术研究》为个案，分析了法国视域下的梅兰芳研究。20世纪中后期法国的梅兰芳研究受本国戏剧文化历史的影响，加之梅兰芳未在法国演出，以及关于梅兰芳的法文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匮乏，使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稍显滞后。作为第一本梅兰芳专题研究的法语专著，《梅兰芳京剧艺术研究》以中国化的主体视角，进行了以表导演为核心的研究，兼顾东西方的戏剧比较，以梅兰芳为代表向法国人普及了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国学者走出去传播梅兰芳京剧艺术的一次有益尝试和探索。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陈思思在《施高德与中国戏曲研究》中通过梳理施高德的文化身份及其著作，归纳总结出施高德在西方世界传播和译介中国戏曲的特点。施高德忠实传播中国戏曲的原则以及包容平等的文化心态为戏曲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赵冬旭的《英语世界中丁西林研究简论》细致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起英语世界对丁西林戏剧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阐述西方学者在进行丁西林研究时强调戏剧艺术价值、实践杂糅多元的戏剧观念、批评男性中心主义等特点，并客观指出了研究中的意义和不足。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赵婷以《老生儿》、《汉宫秋》为中心，对德庇时英译中国戏曲研究进行再研究。文章对德庇时的译介动机、选材原则、翻译策略和译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德庇时的翻译符合当时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实现了译者以文学唤醒公众认知的目的，值得从戏曲外译史和翻译实践的角度深思。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雅楠通过梳理杜为廉对元杂剧的地位、成因、剧作家、戏曲素材和主题的研究，窥探杜为廉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维，进而从他者的角度启迪本国的古典戏曲研究。

四、中国戏曲与欧洲戏剧之比较研究

此次研讨会不仅有对戏曲译介和传播个案的专门探讨，也有从比较视角出发对中西戏剧关系、中西戏剧理念的跨文化观照。中国人民大学谢江南教授的论文《中国戏曲舞台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拼合互补》，以《血手记》、《王子复仇记》和《查理三世》三出在中国戏曲、话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为例，探讨了“借莎言志”对跨文化改编的借鉴意义，分析了中国戏曲和莎剧在“互构互现”的历程中走过的挪用与融合的道路，从而揭示中西方戏曲戏剧舞台的拼合互补关系，诠释中国戏曲与莎剧跨越时空的丰富性和永恒性。

福建师范大学周云龙副教授在《跨文化戏剧：概念所指与中国脉络》一文中对“跨文化戏剧”的概念进行了溯源。在古巴人类学家奥尔提斯首次构建了“跨文化”概念后，普拉特使用的“接触地带”术语、巴巴的“杂糅”观念和巴斯奈特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表述等都对“跨文化”的概念化作出了贡献。当“跨文化”被用于限定戏剧时，文化杂糅与权力关系成为戏剧实践的核心关注。最后，周老师将跨文化戏剧代入了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说明其担当的角色和面临的困境，认为不妨把跨文化戏剧视为一种视角和策略，开放传统的戏剧学科边界，重构戏剧介入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

中国戏曲学院董昕老师的论文《程砚秋赴欧洲游学考察始末》剖析了程砚秋访欧考察的深层原因、赴欧考察过程及其带来的积极结果。罗瘿公开放的教育理念、金仲荪的文学素养和爱国思想、李石曾的国际视野和“进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程砚秋产生赴欧游学之志产生了影响。程砚秋在欧洲考察一年零两个月，归国后提出了改良中国戏曲的十九项建议，被誉为具有学者型人格的艺术家。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任婷婷在《面部形态与表情——比较视野下重思色艺论战》一文中，从清代中期的梨园花谱引出重伶人色相而轻艺术的鉴赏传统，继而分析了民国剧评家围绕这种传统展开的论战，通过考察借法欧洲戏剧观念的剧评者和植根于传统的剧评者两方的论证，揭示面部在中国和欧洲戏剧表演中的具体运用，并发掘中国戏曲演员面部形态和扮相在戏曲表演中发挥的独立审美价值。

此次“中国戏曲在欧洲的传播”学术研讨会议题集中，论文质量高，学术氛围浓，不仅丰富了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专业上的理论支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在梁燕教授的多年耕耘下，在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戏曲研究的目光由本体转向海外，依靠北外多语种优势，追踪、探寻、搜集、整理海外汉学家有关中国戏曲的研究成果，在海外中国戏曲研究这一学术方向的学科建设及高层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17级硕士高语莎、王雅楠、侯一菲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