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5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24“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第十七讲“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学科的创设、发展及意义”成功举办。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何培忠老师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管永前副院长主持。

讲座伊始，何老师首先介绍了国际汉学专业的存在历史、命名过程和总体现状。随后，何老师阐述了西方世界在中华文明域外延伸影响下产生的域外中国研究的总体分期，并强调，西方汉学研究学科的设立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起初是汲古拾奇，之后转变为系统地、各有所专的翻译与论述。然而到了后期，部分人的研究却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相结合，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分析第一阶段的游记汉学时，何老师介绍了这一时期记载中国情况的西方游记著作，重点强调大航海时代西方的对外探索和马可波罗等人对早期汉学的积极影响。何老师列举了许多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例子，如意大利画家西蒙・马丁尼《受胎告知》在人物动态上与南宋画家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之间具有的相似性等等。在介绍专业汉学时期的情况时，何老师介绍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对专业汉学建立的重要作用。何老师还介绍了二战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汉学研究重镇和重点转移的情况，指出研究重镇从法国转向美国，其研究功能体现在教育公众和影响政策方面，并且研究目的也从文化兴趣转向了现实政治。

在介绍域外东方国家研究中国的内容时，何老师重点阐释了日本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研究的命名、日本中国研究的历史起源和时间界定等问题，还提及了韩国、越南等国受中国影响的悠久历史等。何老师强调，总体而言，海外的中国研究始自中华文明的域外延伸和影响，但对海外的中国研究的称谓则因时代与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东西方世界对 “汉学” 的内容所指存有差异，因此何老师认为，将域外研究中国各个领域的学者统称为汉学家或许不够恰切。

在讲座第二部分，何老师指出，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始于我国学界对域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关注。自近代以来，林则徐的《华事夷言》和梁启超的《东籍月旦》已经显示出中国人对西方汉学的注意。在上世纪 60至70 年代，民间思想家、翻译家、跨学科研究者孙越生为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学科奠定了基础。何老师大加赞赏孙越生先生的突出贡献，介绍了自1983年以来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课程、机构与专业的设立情况。以此为契机，何老师继续介绍现代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快速增加的现状，并指出中国本土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何老师介绍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经济背景及其发展情况。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关注，因此关于中国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其相关学术论文与学术活动快速增加；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建立的相关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机构等，标志着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从自觉、自信迈向自主阶段。同时，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也逐渐走向与世界海外中国学交流互鉴的全新阶段。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何老师强调，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是文明互鉴之学，我国学术界开展的国际汉学研究与汉学主义是不同领域的问题，西方汉学的发展历史悠久，情况复杂，不能简单化、概念化，将汉学等同于汉学主义是误联。其次，中国学不能作为友好学推进，它首要的作用在于学术领域的拓进。最后，海外中国学研究并非外国学，海外中国学是综合性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并不单一，作为互鉴性质的学术研究应正确看待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

讲座结束后，管永前老师对何培忠老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称赞其讲座内容丰富和准备精心。他表示，何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方法论研究上的全新的启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学术资料。何培忠老师还与在座师生积极互动，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徐馥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