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纪念《国际汉学》创刊30周年”第二讲“‘内藤文库’及其学术价值”成功举办。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钱婉约教授主讲，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柳若梅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钱婉约教授分享了自己对内藤文库的研究心得并介绍了自己已经翻译的作品（《清朝衰亡论》《清朝史通论》）和即将出版的作品（《研几小录》《读史丛录》）。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内藤其人其学”“关于内藤文库及目前的研究利用”以及“待开发的学术价值”。
首先，钱婉约教授介绍了内藤湖南（1866—1934）生平经历中的多重身份转变及其对民族文化的立场。内藤湖南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与秋田县交界处的十和田湖南岸地区，其名“湖南”即源于对出生地的纪念。内藤的一生经历了从记者到教授的身份转变，并在明治时期积极投身于回应日本西化热潮的文化思想活动中。起先他在家乡担任教师，之后他怀揣施展抱负的目的来到东京，加入了强调民族主义的社团明教社，在《明教新志》上发表了关于佛教如何面对西方文化革新的文章。不久后，他加入政教社，成为《日本人》杂志的专栏作家。钱教授强调，内藤湖南的前半生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时代眼光。作为新闻工作者，他立足于时代变革的浪潮之巅，凭借独到的文化视角坚定地捍卫民族文化。1894年，内藤湖南加入大阪朝日新闻社，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内藤湖南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1896年，内藤湖南被东京政坛的重要人物高桥健三招募为内阁书记秘书。1897年，内藤湖南前往中国台湾，担任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台北新成立的《台湾日报》的主笔，关注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经营，后又回到《朝日新闻》工作。在此期间，其著作《诸葛武侯》（1987）、《近世文学史论》（1897）等都相继出版。此时虽然内藤湖南仍是记者，但是已经完成向学者型文人的转变。正因如此，1907年，京都大学聘请内藤湖南担任教授，一直到他1926年退休。之后，内藤湖南一直隐居在京都郊外的“恭仁山庄”。
钱婉约教授进一步指出，内藤湖南研究之所以具有高度复杂性，主要源于其个人经历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这既包括其任教期间所收集的学术资料，也涉及到他10次访华考察期间形成的各类文献记录。内藤湖南不仅在学术上成就显著，在收集中国和日本资料方面也有着广泛影响力。他曾以记者的身份多次来访中国，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风俗有浓厚的兴趣，还对中国古代典籍、书画有深厚的造诣。他热衷收藏历代中日碑刻书法作品，并对书论有所涉猎。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沈阳故宫的调查，为研究满蒙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内藤湖南在晚年将个人最珍贵的四种典籍善本称为“恭仁山庄四宝”，并创作了《恭仁山庄四宝诗》来表达他对这些书籍的珍视。这些书籍包括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宋刊《说文解字》残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等国宝级文物。此外，间岛问题是近代日本与中国领土之争的问题，内藤湖南受外务省派遣进行调查。这些活动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学者与当时日本和中国社会都有更为深广的联系的一面。这些方面也是他作为一位日本中国学学者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至今仍具研究意义的关键所在。
接着，钱婉约教授对内藤文库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介绍。内藤文库位于京都和奈良之间一个叫瓶原村的地方。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以后，很有预见性地在远离京都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取名为“恭仁山庄”。他建了一个日式庭院，在庭院的旁边专门砌了一个水泥房子用来藏书，内藤文库的大部分书籍就出自恭仁山庄。1983年，内藤家族后人将其出售给关西大学，后由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等人整理。文库藏书主要分为四类，涵盖（1）中国学，包括文史哲等方面的重要典籍以及佛学美术典籍；（2）日本古版本、古钞本、海内孤本；（3）内藤湖南在典籍上亲笔写入的文字，如题跋、眉批、笺语等；以及（4）信函、笔谈甚至包括名片、挽幛等各种社会相关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然而，内藤文库由于研究门槛高、数量大等原因，学者在研究时普遍存在涉猎不深的问题。在中日学术界，有陶德民、高田时雄、稻畑耕一郎、钱婉约、村田雄二郎等学者对内藤湖南文库有所利用与研究。近年，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了多部利用文库进行内藤湖南研究的著作，包括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内藤文库所藏品集》（2009年），陶德民编《对大正癸丑兰亭会的怀念与继承》（2013年）、高田时雄与玄幸子编著《内藤湖南敦煌艺术调查记录》（2015年）、陶德民编著《又一个内藤湖南像：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探索二十年》（2021年）、《内藤湖南的人脉与影响——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还历祝贺及葬祭资料所见》（2022年）陶德民主编《内藤湖南研究的最前线》（2023年），以及玄幸子主编『内藤湖南と石濱純太郎』（2023年），以及中国出版的钱婉约、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钱婉约教授还介绍了内藤湖南与中国书业界的交往，并以内藤文库所见的信札为中心展开详细阐述。通过整理内藤与商务印书馆、来薰阁书店的信件，钱教授一方面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内藤湖南恭仁山庄丰富的汉藏典籍的某些细节，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中日之间典籍出版与图书销售的渠道和方式。例如，《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所载的1928年12月17日张元济致内藤湖南的信。张元济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出版家和学者，在1926年退休后仍致力于学术工作，特别是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编书工作。他特别关注《四部丛刊》的编纂，并为此前往日本多次，希望获取珍贵版本。尽管未能向内藤湖南借到所需书籍，但相关书籍在内藤去世后出版，内藤后人主动寄给了张元济。再比如，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店以经营古琴而闻名，后扩展到书籍销售。在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书店吸引了北平各大学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众多读者。书店主人陈杭具有前瞻性眼光，多次主动到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地举办图书展卖会，彰显了他的商业智慧。1931年10月，来薰阁书店因生意紧迫向顾客催款，其中就包括内藤湖南所欠书费（共计大洋贰拾壹元伍角七分）。1932年8月，书店收回欠款，并回信内藤湖南“蒙惠金念圆已拜领，换算银洋二十一元正，已登入。尊帐除收，尚短五角七分。已将张结清矣。希释锦念为荷。”
最后，钱婉约教授强调了“内藤文库”待开发的学术价值。这主要分为五类：书店往来、珍本刊印、论学书简、汉诗酬唱以及文物鉴定，除此之外，还有各个时期的请柬、名片、唁电、参会名册，乃至菜单、车船票、账单等各种资料杂件。钱教授重点介绍了内藤湖南的汉诗酬唱，以及在所创作的汉诗中所寄寓的书生意趣、经世情怀。这些资料对于深化内藤湖南研究，对于推进近代中日学术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等，均具有有待开发的学术价值。
柳若梅教授在讲座总结中对钱婉约教授介绍的内藤湖南其人及内藤文库的形成与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次讲座不仅展现了内藤文库研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更为我们研究内藤文库提供了新的方向。与会师生积极参与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雎弘睿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