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纪念《国际汉学》创刊30周年”第三讲“细节、差异、矛盾、本质：明末清初中西地理学的交流”隆重举办。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国家博物馆舆图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学术委员汪前进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柳若梅主持。

讲座伊始，汪前进教授围绕当前国内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存在“重细节史实把握，轻理论概括”的问题展开探讨。他对后辈学者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提出殷切期望，并给出专业建议：既要注重剖析中国科技史的特征，更要在理论建构层面有所突破与贡献。

汪教授以适用性和权威性为关键词，考证了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材料来源问题。汪教授发现意大利学者在整理出版《中国地图集》时，错误地认为罗明坚主要依据的是明代的《广舆图》。汪教授留意到罗明坚书中存有一幅刻板地图《辽东边图》，版心处有“XX制卷二”字样。他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最终发现该地图出自《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简称《大明官制》）。经汪教授考证，《中国地图集》中的其余内容亦与《大明官制》相符。同时，汪教授还指出罗明坚在理解与翻译《大明官制》相关内容时存在错漏。汪教授深入剖析了罗明坚选取《大明官制》作为底本的缘由，一方面，《大明官制》作为官方文献，其权威性与准确性是吸引罗明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与罗明坚身为传教士的身份意识及传教策略紧密相关 。

接着，汪教授又围绕西方传教士在绘制地图及传播知识过程中的主体性与策略性问题展开了阐释。他以利玛窦所绘地图为例指出，在绘图动机上，利玛窦于中国传教期间意识到，宣传欧洲地图学和地理知识需与中国传统史学理念及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相结合。因此，利玛窦援引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以印证西方天文地理知识。

在表达策略层面，汪教授阐述了利玛窦为实现传教或传播科学地理知识目标所付出的诸多努力。比如：（1）利玛窦并未写过地理相关的著作，他通过绘制地图，以直观的形式来传播地理学知识；（2）他更侧重于绘制世界地图，而非大洲地图和国别地图；（3）他力求借助中国传统观念。汪教授强调，由于宗教因素，他未采用“世界”这一佛教词汇来指称自己绘制的地图，这也是当今译者常出现误译的地方。他在为地图命名时，特意选用“大瀛”“山海”“坤舆”“两仪”等中国经典中的词汇，以此表达对中国传统的认同与敬意。在具体内容层面，他亦常援引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记载阐释西方观点。如张衡《浑仪注》有载：“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将其视为地圆说的佐证；（4）他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这样处理与当时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对中国将自身置于地图中央的做法持有不同看法，错误地认为这体现了某种“愚昧”。汪教授指出，利玛窦的认知存在片面性。汪教授考察其他民族地图后发现，将自身民族置于地图中央的画法具有世界性。汪教授强调这种绘图习惯本质上是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体现，而利玛窦混淆了“文化中心”与“地理中心”的概念 。

此外，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收录了多篇中国学者撰写的序跋，汪教授通过分析这些文献，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利玛窦传播的地理知识的接受程度。例如，李之藻强调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既肯定了中西观念在本质上的相通性，也认可地图等西学工具具有的重要价值。

汪教授还以清廷和传教士合作测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教会职责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纠葛。传教士虽为教会服务，但其国籍属性使其不可避免地与母国利益产生关联。在测绘过程中，传教士借助清政府“以空间换技术”的策略，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取中国地理信息。作为主导力量的法国传教士，更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地理，弥补母国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滞后状态。

在现场讨论环节，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真教授提出：“利玛窦为何要绘制多幅不同地图”的疑问，汪教授从绘图技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逻辑，及以新地图不断满足中国学者认知需求两方面进行了解答。汪教授还解答了同学们关于借助地图学研究语言政策的问题，以及《大明混一图》的价值问题。

柳若梅教授对汪教授介绍的明末清初中西地理学的交流给予高度评价，本次讲座不仅让在座师生领略到地图学的独特魅力，也让大家感受到汪教授渊博的知识与风趣的谈吐。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白宗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