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下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纪念《国际汉学》创刊30周年”第七讲“《聊斋志异》在俄罗斯”成功举办。

讲座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索嘉威（А. Г. Сторожук，Aleksandr Storozhuk）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郭景红主持。

索嘉威教授梳理了《聊斋志异》的俄译历程，他指出，《聊斋志异》的俄译始于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院士，他选译了《水莽草》《阿宝》《曾友于》《庚娘》和《毛狐》五篇。译文最初见于1863年他的手写汉语教材，后分别于1883年和1896年印刷出版。由于主要用作学生学习汉语的材料，王西里的翻译虽然较为准确，但语言不够优美，语言风格与蒲松龄原作存在较大差异。最早出版的俄文本《聊斋志异》故事是由他的学生莫纳斯德列夫(H. H. Moнacтыpěв，1851-1881)翻译的《水莽草》，该译文于1878年发表在《新闻》（Hoвости）报纸上，杂志中还附有介绍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序言。然而，对于王西里和莫纳斯德列夫的译本，当时人们关注甚少。

后来，《聊斋志异》的俄文翻译逐渐增多。1900年，《新世界文学会报》上刊载了署名刘世祯（Лю Ши-чжэн）翻译的《考城隍》《种梨》两篇。1907年，俄罗斯汉学家伊万诺夫（A. H. Иванов，1887-1937）翻译的七篇《聊斋志异》故事，被收录于俄罗斯地理学会恰克图等地分会著作集。在俄罗斯人于哈尔滨创办的《亚细亚时报》上，先后刊登了俄罗斯汉学家巴拉诺夫(И. Т. Баранов，1886-1972)、达尼连科(Ф. Ф. Даниленко，1875-1955)和什库尔金(П. В. Шкуркин，1868-1943)翻译的聊斋故事。

然而，上述翻译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阿列克谢耶夫（В.M.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的译本出版，《聊斋志异》才在俄罗斯开始真正产生影响。1922年，阿列克谢耶夫出版了以狐狸故事为主题的选译本《狐妖集》，此后，他在1923年、1928年和1937年又分别出版了《神僧集》《异闻集》和《异人集》。至此，他总计翻译了156篇《聊斋志异》故事，约占原著总数的三分之一。索嘉威教授指出，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本运用了古俄语和方言词汇，译文准确、优美，在风格上更贴近蒲松龄的原著。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本还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比如，当代俄罗斯作家佩列文（В. О. Пелевин，1962-）的《阿狐狸——变者圣书》以狐狸精为题材，他的其他作品也受到《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且风格与阿列克谢耶夫译本有相似之处。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之后，乌斯金（П. Устин ）和范加尔（A. Файнгар）两位汉学家也尝试翻译《聊斋志异》，但在翻译质量和影响力方面，都不及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本。

接下来，索嘉威教授介绍了由其翻译、马义德（Д. И. Маяцкий，Dmitrii Maiatskii）副教授编辑，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聊斋志异》。该译本沿用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过的篇目和注释，增补了相关注释，增加索嘉威教授补译阿列谢耶夫未译的篇目，同时用红蓝两种字体颜色区分新旧注释及译文。全译本《聊斋志异》共七册，目前已出版三册。

本次讲座还荣幸邀请到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学会会员崔岱远老师，与索嘉威教授进行对谈。崔老师以《聊斋志异》为切入点，谈到了《煎饼赋》一文，并分享了煎饼的起源和在流传过程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他还与索嘉威教授讨论了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关“饼”的饮食传统。紧接着，崔老师以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礼”为话题，与索嘉威教授以及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崔岱远老师还向索嘉威教授赠送了自己的新作《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以此表达对远道而来的索嘉威教授的欢迎与感谢。

郭景红老师高度评价了索嘉威教授的讲座。她表示本次讲座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史，还让我们认识到了汉学家在沟通中外文化中的桥梁作用。索嘉威教授和马义德教授的心血之作《聊斋志异》全译本，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场师生就《聊斋志异》在俄罗斯受欢迎的原因、诗歌的可译性等问题积极向索教授请教，并得到了详细的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4级硕士生白宗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