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纪念《国际汉学》创刊30周年”第十二讲在国际大厦417教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担任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田卫卫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段江丽教授指出，从明治中期到大正年间，日本学界在短短四十余年间撰写了二十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式多样：既有力图全面勾勒的“通史”，也有专注于个别朝代的“断代史”或者专注于文体的专题史，更有以教学为目标编写的教材性质文本。段教授强调，这些著作并非孤立的学术产物，而是日本近代思想变迁、教育制度重建和西方学术思潮输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后，段教授结合大量史料与案例，从三个方面深入解析了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代语境：第一，儒学的解构与重构。明治维新后，儒学一度受到“脱亚入欧”思潮的冲击，传统汉学地位衰落。然而，随着国家主义和皇权体制的加强，儒学重新被纳入教育与意识形态框架之中，这一过程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认知。第二，近代学制改革与汉学学科建设。日本大学体制确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设置汉文学科，中国文学史教材需求随之增长。大量文学史著作因此诞生，既服务于课堂教学，又推动了学科的专业化发展。第三，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史学观念与文学观念的转型。受德国新史学与西方纯文学观的影响，日本学者逐渐将文学从经学体系中剥离出来，确立为独立学科。文学史不再仅是经学附属，而是成为探索精神与审美的“学问史”，这一转型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范式。

此外，段教授对儿岛献吉郎、笹川种郎、古城贞吉等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做了介绍，指出他们在分期模式、文体划分、史料取舍等方面的的特点及影响，既显示出日本学界对文学史现代形态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初中国学者的文学史撰写。

互动交流环节，现场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提问，气氛热烈。黄一玫老师首先发问，关注日本学者与欧美学者在书写中国文学史时的差异。段江丽教授回应指出，日本学者因接受过与中国本土士人相近的儒学与经学训练，在理解古籍和把握文学脉络方面更具亲近感；而欧美学界多从东方学与语言学传统切入，研究视角、目标和价值判断都有所不同。随后，多位师生围绕文学史分期、学术方法与政治文化语境等问题展开讨论。段教授强调，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跨文化书写，需结合对“时代语境”与“文本特征”的双重考察，并鼓励青年学者在比较视野中拓展研究，善加利用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留下的宝贵文献资源。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田卫卫老师对段江丽教授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她指出，本次讲座不仅揭示了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多重语境，也提醒我们关注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学科制度及学术方法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一研究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对青年学者深入理解中日学术交流史与中国文学史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李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