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8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2017年第8讲在北外西院国际大厦222会议室举行。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李庆本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本场讲座吸引了北外各院系师生前来聆听。

李教授在讲座一开始就清晰明确地指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绝对不是文化侵略，而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谈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不可以采用影响研究模式，而必须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模式。”影响研究是一种二维模式的研究方法，研究A与B（本国和异国文化）的关系，而跨文化研究是一种三维模式的研究方法，要追寻影响的影响。李教授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例，当前很多学者从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仅注意到叔本华对王国维的影响，却没有注意到东方思想对叔本华的影响，因此得出王国维以西释中的结论。事实上，叔本华的理论除了受到了柏拉图“理念”哲学、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之外，还明显受到东方佛教思想的影响。当我们不仅注意到影响，更进一步注意到“影响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形成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从而取代影响研究的二维模式，也就能够取代中西二元论模式。

李教授认为笼统地谈论“汉学主义”中的“以西释中”是没有意义的，而必须首先对“中”与“西”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实际上，当我们谈论“以西释中”的时候，当我们说外国的汉学家是不能理解中国的时候，隐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就是把中国和西方看成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实体，而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又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形成了中西二元论。

对此，李教授通过援引各类出土文物和史书典籍，明确地指出“中国”、“中华”概念在历史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教授指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当时“中国”的含义是“都城、京师之地”，这显然跟我们今天的“中国”概念大相径庭。“中华”一词则起源于魏晋时期，《晋书·桓温传》中称：“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之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在当时，“中”即中原，“华”即“衣冠华族”，“中华”作为一个地域名称，是相对于边陲“四夷”而言的，主指汉族居住区。这跟今天的中华概念也大不一样。

我们今天显然不可以按照古代的“中国”概念去阐释中国，按照古时候的“中华”的定义去讲述中国故事，而必须按照今天的中国概念去讲述。我们也不能按照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去重写中国文学史。因为那样，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显然就会被排斥在外。

为了说明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相通性，李教授又向大家讲述了“文化”的概念和对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认识。对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定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李教授认为这样的定义过于宽泛，让人无法把握。他建议在前面增加限定词语，把文化定义为“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要”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他解释说，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其外在形态尽管纷繁多样，但对应的内在的人类需要却是可以分析和把握的。李教授强调指出，满足需要的不同方式和手段，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人类需要的共同性，则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这就是为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相互理解的根本原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李教授把人类的自身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文化的整体结构。在“文化圆形结构”中，物质文化位于圆形的外层结构，社会文化位于中层结构，精神文化位于内层结构，位于圆心部位的则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文化发生变化的程度是由外而内逐渐减弱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物质文化，是最容易互相影响的，文化传播历史中，物质文化也是最容易传播出去的。相对来说，社会文化则相对稳定，而最稳定、最不容易传播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这也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稳定性。我们说中华文化蔓延五千年没有消亡，没有中断，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特别是中华身份认同，这才是一成不变的。

李教授在此特别地指出，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并未发生断裂。不能因为中国现代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断裂了。他援引王国维《殷商制度论》提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指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生巨变的时代是商周之际，这种变化在王国维看来可能要超过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难道我们能因为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变，就认为殷商文化就不是中华文化了吗？

接下来，李教授向大家分享文化传播相关知识。李教授讲述到，汉语中的“传播”一词，对应英语“communication”，可以翻译为“交流、交际、传播”等。文化传播不同于客观知识的传播，涉及价值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被称为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同于同文化内的传播，涉及中外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和文化误读问题。在文化传播的先后顺序和整体效应方面，李教授指出，文化传播最先和最容易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史上，最先传播和输出的往往是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发明。例如养蚕缫丝、纺织技术、瓷器、制瓷技术、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一旦输出至国外，便很快在广阔的范围得到传播、应用和推广。因此，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起到了先锋作用。相比之下，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要缓慢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文化不同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被完全割裂开。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的发明，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因此，物质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带动精神文化的传播。反过来讲，精神文化的传播也必然会促进物质文化的传播。传播是文化的本性，文化只有在传播和交流中才能生存。一种文化如果要保存其勃勃生命力，除了传播、交流，别无其他法门。我们之所以要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就是由文化的传播本性所决定的。

在讲座最后一部分，李教授讲述了如何用跨文化阐释的方式方法对中华典籍进行阐释。在李教授看来，跨文化阐释类似“倩女离魂”，即暂时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利用对方的“前理解”，用对方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意图，从而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李教授举例说明，严复在向西方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在按照司马迁的解释——《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学习者会更容易懂。蔡元培在向外国留学生讲中国的仁、义、恕这样的文化核心价值时，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博爱释仁，这种解释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易于外国留学生的接受。中国的这些元典之所以称之为元典，就在于它意义的深厚性。所以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元典解释史，而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元典的生命就存在于“日日新”的理解和阐释当中。如果我们试图预设一个固定不变且唯一的答案来框住元典，就等于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德里达曾言：“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同样，拒绝解释也是拒绝生命。在对本国的文化经典进行域外传播时，要遵循“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今已经被奉为处理国家关系和人际往来的“黄金规则”。在跨文化传播中，对知识性的理解是固定的，对于观念性的问题要允许有不同的解释，跨文化传播最为重要的是寻找共性并在此同时尊重差异。

在本场讲座中，李教授介绍了跨文化研究相对于传统影响研究的优势、“中国”和“中华”概念的发展和变迁、文化的概念和多种层面、中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李教授还从传播理论入手讲述了如何向域外阐释和传播中华文化。讲座结束后，前来聆听讲座的师生积极地同李教授进行学术互动，李教授就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战略、中国古籍阐释、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地解答。李教授的讲座生动形象、图文并茂，是一场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传播学的跨学科学术文化盛宴。本场讲座让广大听众受益匪浅，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16级硕士生杨尊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