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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8-05-09 [来源]: [浏览次数]:

“一个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

十九世纪英译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王燕 副教授

2018年5月7日下午,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一个亚洲”系列讲座2018年第一讲在北外国际大厦222会议室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燕副教授做了题为“十九世纪英译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学术价值”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来自北外各院系及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博士生和老师们济济一堂,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王教授首先对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要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期,此期间,传统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新材料的倚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胡适、鲁迅、郑振铎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进行整合,试图从宏观上建立研究体系。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海外外文文献却较少得到关注,重视研究这批内容丰富的资料,将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1807年,第一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来华,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开始被大量译介到英语世界,这批文献内容丰富、体系庞杂。1829年,德庇时在英译《汉宫秋》中著录了32种中国戏曲;1867年,伟烈亚力在《汉籍解题》中著录了250种中国小说,开列了137种禁毁小说。他认为中国出版业较为自由,禁书主要指有政治问题或艳情描写的作品。《汉籍解题》出版之前,清政府曾两次销毁淫词小说,1838年《计毁淫书目单》和1844年《应禁各种书目》共查禁125种作品;《汉籍解题》出版后第二年,1868年苏州巡抚丁日昌发动了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禁毁淫词小说运动,先后发布《应禁书目》和《续查应禁淫书》,共列作品156种。与之相比,伟烈亚力书目尚有12种未见于历次禁毁书目,如《红楼幻梦》、《听月楼》、《柳八美》等,其中的几种至今鲜有学者论及。伟烈亚力的著录补充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为中国禁毁小说的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

随后,王教授结合具体案例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三方面论述十九世纪英译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学术价值。

其一,文献保存价值。1824年,澳门印刷所的汤姆斯将广东木鱼书《花笺记》翻译为英语Chinese Courtship,在排版上中英文合璧,上排中文、下排英译,间接为这部粤语说唱文学作品保留了另一个中文版本。供职于大清海关的英国人司登得于1872年发表了《中国歌词》,1878年出版记录街头民歌的诗集《活埋》,他采集并翻译了大量口传民歌,并配有五线谱,以原生态方式为我们展示了近代“新乐府”诗歌的文化风貌。这些英文版图书对于当前的文学研究还有意想不到的价值,如著名学者柳存仁巧妙借助《好逑传》的首个英译本的出版时间,推定《好逑传》是清初创作的作品。

第二,研究方法。十九世纪汉学家们比较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使他们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1832年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认为“中国无史诗”,较早提出这一判断的还有马礼逊,他在1825年出版的《中国杂记》中有类似观点,但《花笺记》的译者汤姆斯或许是最早提及这一观点的英国人。他将《花笺记》看作一首长篇叙事诗,并将其比附为西方的“史诗”,以诗行方式逐字翻译。尽管汤姆斯的译作因用词粗俗被讥为“反韵律的译作”,但他的译作是第一部率先走出国门的中国式“史诗”。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自印度神猴哈奴曼,这是20世纪孙悟空形象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根据1914年出版的德译《中国童话》,最早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时,胡适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与卫礼贤的论述非常相似。因此,卫礼贤的学术观点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胡、卫二人“个人才性”不同,以及当时中西方“文化转向”差异,致使胡适在发表相关观点时,没有彰显卫礼贤的学术贡献。

第三,研究格局。王教授认为《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作品西传谱系尚不完善,“文学场”亟待重建。如《红楼梦》早期海外传播研究的相对薄弱,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撰写《红楼梦》评论之前,马礼逊早在1812年便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并作为汉语学习教材使用。《三国演义》早期海外传播研究同样有待完善,如马礼逊多次提及《三国》,主张传教士在翻译《圣经》时,应选择《三国》这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此外,德庇时指出,《三国演义》在走进英语世界前已有一个拉丁语译本和西班牙译本,这些都值得学者们关注。十九世纪汉学家对中国通俗小说的翻译和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研究关系密切。如英国汉学家傅兰雅主张创作反对时文、鸦片和小脚的“时新小说”,影响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又如十九世纪汉学家笔下的传统“演义”变为“历史小说”,评价叙事文学时追求“情节的统一”等。这些当时使用的新概念、新表述一直沿用至今,影响着中国文学的研究。

最后,王教授指出,十九世纪汉学家是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话者、比较者乃至批判者出现的,是站在另一个文化坐标上审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他者”,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评价体系,其翻译和评论存在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个别错译、错评带来的文化误读。文化接触与交融绝非坦途,但了解常常起于误解、止于理解。十九世纪汉学家对中国通俗文学的译介和评论,深刻影响着近代以来的学术转型,这是我们关注中国通俗文学海外传播的根本原因。

讲座最后,梁燕教授用三个关键词对讲座进行了总结:“研究视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体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本体立场”,汉学家是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的桥梁,海外汉学研究最终应回归中国文化本身,为中国学术提供养料;“学术乐趣”,做学问可以滋养人生,青年学者们不应急于求成,“真诚做学问”才能乐在其中。梁院长对本次讲座给予高度评价,并感谢王燕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一场生动丰富的高水平学术讲座。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师生们共同合影留念。

主讲人简介:

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2003年出站后留校任教。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助理研究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关西大学访问教授。

长期致力于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代表作有《伟烈亚力〈汉籍解题〉的小说目录学价值》、《〈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德译〈中国童话〉与〈西游记〉学术探究》、《19世纪英译〈三国演义〉资料辑佚与研究》等。出版专著《晚明小说期刊辑存》(60册),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项:《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史论》和《清代来华西士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海外传播》。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17级硕士耿子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