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15：00，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一个亚洲”2018年系列讲座第五讲在北外西校区国际大厦409教室成功举行。来自加拿大杜瓦尔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的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魁北克—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主编李晟文教授为大家分享了“清代前期来华法国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主题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吸引了北外各院系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开始，李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时代背景，即16~17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李教授讲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个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密切，其中葡萄牙人在1517年到达了珠江，155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定居澳门；西班牙人在1598年到达了广州，1626年占领了台湾北部地区；荷兰人从1601年开始相继到达了广东和福建两省，1624年开始入侵台湾并在台湾南部建立赤嵌城，1642年从占领台湾北部地区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鸡笼（今基隆），直至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和统治才终结。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李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加入“葡系传教团”的法国传教士。葡萄牙在16~17世纪享有前往东方传教的保教权，当时葡萄牙组建了吸纳欧洲不同国家传教士的“葡系传教团”，其中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属于这个“葡系传教团”，在法国有17名传教士加入“葡系传教团”。第一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是金尼阁。金尼阁生于佛兰德斯杜埃城（当时为西班牙领土，现为法国领土），他分别于1610年和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其中在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专门为中国教区募集的7千余部书籍，书籍内容涵盖神学、哲学、数学、物理等学科领域。金尼阁在汉学史上的贡献之一在于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该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轰动。除金尼阁外，加入葡系传教团的法国传教士还有史惟贞（1611年来华）、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1623年来华）、金弥格（1630年来华）、方德望（1630年来华）、汪儒略（1651年来华）、聂仲迁（1656年来华）、蓬塞（Edmon Poncet，1656年来华）、穆迪我（1656年来华）、蒂萨尼尔（Joseph Tissanier，1656年来华）、傅沧溟（1656年来华）、穆尼各（1656年来华）、洪度贞（1656年来华）、刘迪我（1656年来华，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乐类思（1656年来华）、穆格我（1656年来华）、方玛诺（来华时间不晚于1659年）。在以上传教士中，只有罗德、蓬塞、蒂萨尼尔未进入中国内地。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李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法国时期对华传教计划的制订和实行。在法国国内，路易十四国王希望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进而扩大法国在远东的影响。路易十四的计划同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期待不谋而合，南怀仁呼吁欧洲派更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柏应理于1680年受南怀仁派遣前往法国，他在觐见路易十四时，请求法国派遣一批“德智兼备”的人前往中国，路易十四与其大臣财务总监科尔伯抓住机会开始筹备法国传教团的组建。为避免同葡萄牙保教权的冲突，法国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计划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685年，法国派出了6名“数学家传教士”，其中5名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李明、刘应）于1687年抵达中国。来自法国的“数学家传教士”抵达中国后，康熙皇帝对其表示欢迎并甚表重视，其中张诚和白晋被康熙皇帝任命为御前侍讲，洪若翰、李明和刘应获得康熙皇帝的批准前往各地传教。1693年，康熙皇帝派白晋前往欧洲招募法国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带领10名法国传教士来华；1700年，张诚正式成为法国在华传教团会长；1701年，洪若翰受康熙皇帝之命招募8名传教士来华。1687—1773年，有88名法国传教士来华，成为当时欧洲各国来华人数最多的传教士。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奉行“中国化”的传教策略，具体体现在学习汉语、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装和行中国礼节。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李教授讲述了法国传教士在中法交流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首批“数学家传教团”充当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相互交往的使者，他们来华时携带了法国国王肖像和法国王宫的绘画等礼品。1693年白晋奉康熙之命前往法国，并携带了赠予法王路易十四的四十九种中文书籍，1699年洪若翰再奉命出使法国，也携带了赠与法王路易十四的瓷器和茶制品。1700年洪若翰在巴黎给康熙上奏汇报见到路易十四时也提到法王要他携带礼品赠送康熙一事。在法国及其他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努力下，大量西方知识得以传入中国。在地理方面，由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1584年刊于肇庆）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刊于北京），上述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地理，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第一部用中文撰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其中对法国的介绍就包括了地理位置、首都、国民、教育、宗教信仰等内容，向读者传达出法国没有战乱、没有饥饿、国泰民安的理想化形象。法国传教士也向中国皇帝具体介绍其祖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法国传教士钱德明通过和乾隆皇帝的对话向乾隆介绍了不少有关法国的信息：如1770年左右，北京的皇宫中大约有11名法国传教士，法国传教士来华一般由法国国王派遣并受到法国国王资助的；法国国王的继承制度同中国古代类似，王位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的；在外交方面，法国与沙皇俄国的知识界关系密切，同意大利和平相处；海外殖民方面，钱德明向乾隆介绍了法国在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今加拿大）的情况，等等。康熙统治期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西方科技人员（尤其法国传教士）密切合作的结果。这部地图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经纬度定位，测绘范围广阔，是中外地理学科发展史上的空前之举，被誉为“大清最精最全之地图”。除地理学外，数学、天文学、军事武器（特别是火炮）制造、医学、机械学等西方科技也都通过这些传教士的努力传入中国，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法国传教士还把西方的艺术传播到了中国，例如在乾隆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担任宫廷画家；在康乾时期，许多法国工艺品流入宫中，乾隆时期职于宫中钱德明就称，当时清宫中收藏有大量法国物品，其种类甚至和卢浮宫、凡尔赛宫一样多。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李教授向大家讲述了法国传教士对中国语言的学习研究和当时法国传教士的中国观。白晋编有《中法字典》，而马若瑟编著的《汉语札记》被欧洲人称为“欧洲十八世纪最好的汉语语法书”；韩国英对“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进行了翻译；金尼阁是最早翻译五经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傅圣泽、刘应、马若瑟、雷孝思、宋君荣、蒋友仁等传教士也参与了五经的翻译。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译介以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为代表，该书主要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编译，并同时参考了其他书籍，内容涉及中国自远古至康熙时期的历史。在文学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马若瑟对元代作家纪君祥《赵氏孤儿》的翻译，《赵氏孤儿》被翻译成法文后，伏尔泰把这部戏剧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在欧洲引起轰动。在中国社会文化方面，1819年里昂版《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的书信记录了自1699~1776年间在华耶稣会士的众多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成书于1735年）汇集了近三十位耶稣会士（大部分为法国人）的多种著述。在中国观方面，白晋的《康熙皇帝传》对康熙皇帝大加赞扬；李明在其编纂的《中国近事报道》中介绍并称赞了孔子和儒家文化，具体体现在：称赞孔子是道德楷模，认为孔子不仅可以和西方的古代哲人相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可以更胜过西方哲人，还对孔子晚年从事的教育工作高度评价；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称赞，认为中国君主制度自建立起就非常完美，是“经典政治”和“奇迹”；李明认为中国社会能够保持安定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儒家强调的“孝道”，即子女的父母的孝敬、百姓对官员的孝敬和服从，以及民众遵守礼仪、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的行为。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李教授讲述到，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知识译介到法国后，在法国引起了思想大论战，对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例如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制度高度评价，具体体现在对孔子的赞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一国“如一家”的社会体制的称赞；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把中国视为农业国的典范，对中国的重农政策非常推崇；相比之下，孟德斯鸠则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多有批评。李教授总结道，法国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他们希望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但是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把法国与西方文化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他们的这种文化媒介的作用对于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增进中西方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一场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盛宴。讲座结束后，梁燕院长高度评价了李教授在中法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治学态度、丰富的学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本次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16级硕士生杨尊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