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一个亚洲”2017年系列讲座第九讲在北外图书馆四层报告厅成功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以“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的传播”为题作了精彩讲座。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
郭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典戏曲”的内涵、存在方式、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重点以及增值效应。他指出，中国古典戏曲”的内涵包括元明清时期戏曲的成熟形态及其现代遗存，剧本、声腔、剧种是其遗存的三种形态。它在现代社会有两种“活”的存在方式，分别是文献形态的文本和表演形态的演出。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社会的跨文化传播以阅读、观赏、收藏和研究为重点，这种传播具有双向的增值效应：对传播国来说，有利于激发、强化中国古典戏曲自身的文化价值，对被传播国而言，有利于衍生、催发日本的典籍收藏、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在各方面都会产生独特的效应，尤其是在跨文化的学术传播中，因“跨”的特性给双方都提供了“对看”“互看”的过程，这是单向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
接下来郭教授依次介绍了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跨文化传播中的三种现象，一是文献的载录与典藏，二是表演的衍生和观赏，三是学术的传承与探索。
第一部分文献的载录与典藏方面，郭教授重点介绍了两本重要的关于日本唐船持渡书目的书帐，和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
“唐船”指的是中国对日贸易中所用的帆船，是汉籍东渡的主要传播工具之一。汉籍东渡始于公元3世纪，繁盛于江户时代（1603—1867）。其中包括了几部著名的唐船持渡书，这些既定书目实际上是对于贸易的记载，如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内阁文库藏《分类舶载书目》和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商舶载来书目》。通过唐船持渡书即可清楚地看到有中国古籍通过船舶运输的方式传到日本的数量。
对这些书目研究的代表作书帐之一是大庭修的《江户时期唐船持渡书目研究》，该书内容翔实丰富，不但包括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还有对经史子集的研究等。这一著作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其记载的孤本戏曲就多达一二十种，丰富了国内的书目记录和关于戏曲刊刻的记录，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另一本重要的书帐是藏于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的《书籍元账》，记载了十九世纪初到中叶，唐船持渡书目传入日本的买卖时间、书名和书价。通过这些细节记录与当时中国大陆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可供探讨当时商人的盈利情况以及其他文化学、社会学等问题。
此外在这一部分中郭教授还详尽介绍了黄仕忠教授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的相关情况。该书收录了现存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主要文献来源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的戏曲文献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人的收藏。该书包括一览表和影印珍惜文献两个部分，这些内容既有利于1639—1860年中国戏曲典籍传到日本“定位”研究，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戏曲典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一部分结尾郭教授强调了典籍东渡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孤本戏曲典籍在日本依然被完好保存了下来，大大开拓和深化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包括戏曲史，戏曲文献等诸多方面。
接下来郭教授以时间为轴，以中日早期乐舞交流和近代梅兰芳两次访日演出为焦点，系统讲述了在表演的衍生和观赏方面，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中日早期的乐舞交流包括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分别以雅乐和散乐为代表。雅乐最早传入日本的乐舞是伎乐舞（吴乐），时间是日本推古朝二十年（612年），唐乐传入日本后，于奈良朝大宝元年（701年），在日本宫廷中设立了“雅乐寮”，将和乐、三朝乐和唐乐作为宫廷乐舞进行表演。随后在公元752年，奈良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之际，据说就表演了唐乐，当时的服装和面具至今仍珍藏于正仓院里。
散乐是指流传在民间的乐舞，传入日本的时间约为7世纪末8世纪初（奈良时代），后世的研究表明日本古典戏曲的演奏形式与散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散乐衍生而来。散乐经过了猿乐、田乐，到能乐、狂言这一有序的过程。14世纪，能乐艺术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至今还保留在日本舞台上的演出方式，古朴且具有生命力。
能乐与中国戏曲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它的剧本——谣曲，与唐乐、宋杂剧有着相当接近的结构法则；能乐与元杂剧渊源最为密切，最直观的是从川杂剧中吸取了假面面具，以及借鉴了元杂剧中的锣板与鼓笛等伴奏演出方式。
接着郭教授介绍了梅兰芳的两次赴日演出，包括演出的基本状况、细节、影响、日本方面的接收情况等，这是20世纪的中国戏曲在日传播影响巨大的事件。这也使得梅兰芳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他提醒这一热点将加强外语语言在获得一手资料方面的优势，推动梅兰芳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在这一部分，郭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几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如访日赞助人和梅兰芳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演剧目的研究等。他指出一种文化走出国门时必然要经历重新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就会诞生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以从文化和心理等层面进行查考，这对文化走出去策略方针的调整将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郭教授特别提到了在第一次公演当中诞生的《品梅记》的价值，这是日本学者针对中国戏曲演出情况的最早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学术评论，这中间就可以诞生很多研究母题，如戏曲演出现代与传统风格之辨等。
针对第一二次公演的异同，他认为第二次公演对梅兰芳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性因素比第一次公演更鲜明，经历了外行看热闹到内涵看门道的过程，也更多地贴近中国戏曲本原的特征。并且在第二次公演时将戏曲用音频的方式录音加以保留，这种唱片的录制过程、录制手段、制作和流传方式等都值得仔细研究。最后他总结了梅兰芳赴日演出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如吸引了更多日本人欣赏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美；引发了日本歌舞伎演员模仿梅兰芳，上演日本版的《天女散花》《思凡》等剧目，学习程式化的表演艺术；以及中国戏曲演员赴日本演出。
第三个部分，郭教授讲述了学术的传承与探索情况。他认为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根基于语言的传播，文化传播具有语言先行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了在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传播的方式——双轨道传播上，即传播于上层知识阶层和下层群众阶层之中。
之后他以中国古典戏曲在上层知识阶层的传播情况为切入点，分别介绍了古典戏曲的阅读翻译和学术研究。
古典戏曲的阅读翻译始于“唐话”与戏曲翻译。“唐话”是指近代汉语，包含口语和白话文。小说与戏曲因通俗易懂而成为学习白话文的好教材，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初，大量的戏曲小说文献在日本广泛传播，掀起了“唐话学习热潮”。江户方面以荻生徂徕创办的萱园为主，京都方面以伊藤仁斋与东涯父子的古义堂为主。
“唐话”的流传在戏曲翻译方面有了直接的成果——开译社，也就是领读和翻译中国的戏曲小说。荻生徂徕首倡“汉文直读论”，从口语文章到文言文直接使用中文读音阅读，在日本汉学史上是划时代的。
之后到了江户时期，诞生了许多中国戏曲的日译本，如《水浒记》《西厢记》等，其中传播最广泛的是《李笠翁十种曲》，不少日本剧作家将其改编成日本的小说或者是歌舞剧剧本。
在明治时期戏曲更为广泛地被系列翻译。这其中翻译最多的是元杂剧。20世纪20年代渐渐扩大翻译范围到传奇戏文，这一阶段著名的翻译家包括盐谷温、宫原民平等。40年代以后的翻译代表作有盐谷温的《西厢记》，吉川幸次郎的《金钱记》等。郭教授认为这些翻译作品有助于启发中国人对字、词、句的新理解、新认识，从异文化的视角重新看待中国古典戏曲。
在古典戏曲的学术研究方面，郭教授依旧按照时间顺序首先介绍了森槐南的学术成就，包括写了第一个中国戏曲的专题演讲，日本近代史上第一篇中国戏曲研究论文，开创东京学派等，认为森槐南在日本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功不可没。
随后讲到了20世纪初王国维与日本戏曲界的交流。郭教授认为这种双向互动交流对中国及日本整个古典戏曲研究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比如王国维在1911年东渡日本后完成的《宋元戏曲考》开现代中国戏曲研究之先声，这就是学术交流的结果。此外王国维的戏曲观、戏曲研究和日本学界之间也有着密切关系，如“悲剧”这一观念就是来自日本。郭教授强调要重视对于类似外来词的研究，这样才有助于思考和认识中国文化在转型过程中的得与失、未来发展之路等一系列深刻问题。
接下来郭教授比较了20世纪以来，以东京和京都为据点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异同，他认为京都地区相对东京而言更注重文本的阅读，通过文献去建构历史，并大力赞扬了京都大学的元曲研究班。提倡这种纯粹的，毫无功利的学术研究，他们凝结心血，一代一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最后郭教授讲到当今中日民间的戏曲交流日益密切频繁的情况，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俞玖林和有“日本杜丽娘第一人”之称的坂东玉三郎的戏曲交往，并带领同学们一同欣赏了有他二人主演的《牡丹亭》选段。
梁燕教授对郭英德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讲座具有丰富的学术营养、是一场信息量巨大的学术大餐，号召同学们学习郭教授严谨的治学逻辑和态度，并认为这同样是一场十分难得的戏曲文献学的启蒙课程。她对郭教授主张包容的文化交流态度也表示了深深的认可和赞同，同时提醒同学们重视对文化本体的研究和学习，没有文化本体的文学交流是“无水之源”。
此次讲座，郭英德教授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穿针引线，深入浅出，将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的传播讲得有条不紊，清晰生动。最后的师生互动环节，学生们积极发言提问，郭教授一一给予了详尽的解答，同学们十分受益。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17级硕士生. 龙艳芸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