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一个亚洲”基金会（One Asia Foundation）资助的“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形成”系列讲座第8讲，在我校图书馆三层报告厅成功举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及亚太研究学会会长郭岱君（Tai-chun Kuo）教授作了名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的主题讲座。该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管永前老师主持。当晚，报告厅座无虚席，会场气氛热烈，除北外各院系师生外，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校外师生和学者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郭岱君教授破除了许多人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陈旧观念，即认为台湾“生来就是市场经济”。她指出，台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而是通过多年艰辛的改革才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接着，郭教授向在场的同学与老师详细介绍了台湾经济模式转型的过程、遭受的困难与挫折、经济模式转型的转机，取得的成效，对台湾经济模式转型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以及改革成功的原因。
首先，郭教授详细介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背景，尤其是台湾经济改革主要推手尹仲容的事迹。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到台湾时，台湾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不仅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生产停滞、物资短缺，而且基本没有外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经济改革“推手”如蒋介石、陈诚、严家淦以及尹仲容等便开始思考如何改革台湾的经济。在诸多的人物中，郭教授重点向大家介绍了尹仲容对台湾经济改革做出的巨大贡献。在1949年5月31日，台湾地区成立了台湾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陈诚担任会长，尹仲容担任副会长。当时尹仲容的经济策略是通过缩小产业结构，提高效率和产量，来发展诸如电力、肥料以及纺织业等策略产业。尹仲容通过借助美国的援助，以及加重对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实施“代纺代织”，复苏了台湾的纺织工业。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他又“跌破众人眼镜”，将日本商品进口关税恢复到原来相对较低的水平，目的是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意识以及竞争力，因为他深知政府不能培养“温室产业”。尹仲容杰出的经济才干以及深远的发展目光由此可见一斑。
然后，郭教授重点分析了台湾经济转型的过程，以及遭受的困难和挫折。郭教授指出，尹仲容在经济改革方面超前大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一本名为《计划与价格机能》（Planning and Price Mechanism）的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尹仲容，也改变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1953年，尹仲容大力支持以公营事业股票换取民间土地的政策。1954年起，尹仲容主张放宽政府管制、发展民营企业、推动外汇贸易改革。从此，他成为国民政府“民营化、自由化”的代言人，大力呼吁各项经济改革，力促台湾经济迅速与世界市场接轨。但是，台湾经济改革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3-1954年，台湾发生了第一次财经大辩论。人们围绕“台湾究竟应该实施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时台湾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自由经济、计划的自由经济。许多人认为只有实施计划经济，大力扶持国营企业，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缺陷，提高人民的福祉，从而符合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原则。此外，由于经济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者，违背了保守派和三民主义派的原则，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更糟糕的是，整个辩论也在“耕者有其田”制度的提出后而更加升温。部分官员认为这项制度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节制资本”思想相悖，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1955年，尹仲容因为“扬子木材案”受到台北地检署两次上诉，国营事业派抬头，民营化受阻。1957年，台湾进行了第二次财经大辩论。因为从1956年开始，台湾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贸易赤字严重、失业率高、产业过度依赖政府和美援、不同的产品存在复合式汇率，并且贪污腐败严重。
紧接着，郭教授向在场的师生介绍了台湾经济模式转型发展的转机。1957年，尹仲容复职担任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他和以徐柏园为首的保守派展开了大辩论。据郭教授介绍，以尹仲荣为首的改革派认为，当时的台湾经济是一种“浅碟经济”，并且面临着新挑战，只有实行自由化才能补救。在当年，由陈诚、余鸿钧、徐柏园、江杓、尹仲容组成的外汇贸易研究小组成立。1958年1月，严家淦回到台湾，经济形势立刻改观。尹仲容以经济公式说服陈诚，并在1958年使改革派在外汇贸易改革中取得胜利。此时，台湾经济的“水闸”打开了，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但是，尹仲容以超前的目光认为台湾仍需要更多、更加全面的改革，再加上当时美元政策发生变化，国民党高层就“是否要深化改革，是否要开放市场给外国投资”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郝乐荪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八点建议，但其中削减“国防”军费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后这些改革者们以巧妙的方法说服了蒋介石，将更多地资金用于台湾的经济建设方面。
最后，郭教授认为，台湾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和蒋介石、尹仲容、陈诚等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变通的头脑是分不开的。其次，在对台湾进行建设时，大部分官员都怀着一种“知耻和雪耻”的心态，因此他们能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台湾的建设中，并保持自身的廉洁。最后，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以统治经济的手段推动市场经济的方式，以及美国的援助等都是台湾经济腾飞必不可少的原因。
讲座的最后环节是交流互动，同学们踊跃提问，现场氛围十分活跃。有同学问到关于蒋介石日记的问题，郭教授热心地回答道，蒋介石日记很少谈私事，大都是一些国家大事以及自我反省的记录。它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当时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有着重要意义。整个讲座持续两个多小时，最后由管永前老师做了总结，代表观众感谢郭岱君教授的精彩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左亚楠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