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4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王永恩副教授在北外综合楼523教室举办了题为“中国原创话剧的海外演出”的小型学术讲座。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梁燕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校内外爱好戏剧的师生慕名而来，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永恩老师便指出，中国原创话剧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之路历来充满荆棘。1907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搬上舞台，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然而，中国话剧不仅形式源自西方，连诞生地也都在海外，免不了被冠以“舶来品”之名。直到1933年，曹禺创作了的划时代的话剧《雷雨》，标志着中国本土话剧走向成熟。凭借曹禺剧作的号召力，中国的职业剧团终于得以存活。在此后的16年间，中国话剧完成了从舶来品到民族化的巨大转变，也形成了中国原创话剧的兴盛时期。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原创话剧遭受了反右与文革运动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问世，才再次掀起了原创话剧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茶馆》一剧，在德、法、日、美等国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的话剧。然而，此后中国话剧并没有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远不如传统戏曲、民乐、舞蹈、杂技等技艺突出，并且，由于话剧一般以对话为主，且剧情复杂，语言不通便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随后，王永恩老师对已经成功迈向世界舞台的原创话剧做了透彻的分析，总结了它们值得借鉴的经验。近年来，已有三十多出话剧走出了国门，其中，由国家话剧院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作品最为成功。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类：以国家话剧院的《青蛇》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秀才与刽子手》为典型的一类话剧，有意地强化了中国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走出去的困难。前者取材于中国广为流传的故事，处处蕴含禅意和释家思想，舞台设计也主打中国意境；后者则依赖于中国的历史背景，选取有民族特色的职业身份，融入了人偶同台的传统演出形式。因此，这两部主打中国牌的话剧，受到了海外观众的喜爱。另一类话剧，如国家话剧院的《活着》、《恋爱的犀牛》，南京大学的《蒋公的面子》，则淡化了中国元素，以更先锋、更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来探讨个人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同时，其在海外的成功也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因此，王永恩老师提出，中国戏剧走出去若期望有长远和深入的成效，必须主推以语言为主的戏剧。因为，如果总是担心海外观众能否理解文戏，而一味地向他们呈现民族符号式的作品，以迎合他们看热闹、瞧新奇的心态，那么，戏剧走出去之路只会越变越窄。此外，中国话剧必须坚持商演，尽量摒弃以国家主导、政府扶持的海外演出模式。要向国家话剧院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海外演出模式学习，把话剧当作盈利的产品，而非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只有如此，中国话剧才能真正地进入主流，得以长期生存。

接着，王永恩老师详细讲解了中国话剧走出去的主要途径。首先，剧作在开始海外商演之前，一般会选择参加国外举办的艺术节与戏剧节来试水。若演出效果较好，中国剧团将同国外剧团合作，一起制作瞄准海外市场的话剧作品，如《青蛇》是与英国合作，《良辰美景》则同俄罗斯联手。联合海外制作的优势在于，可以借用外国人对中国剧作的理解与看法，来调整自身海外市场的演出策略，从而提高作品的接受度。除了联合制作的途径，也有导演通过在海外直接排演中国话剧的形式，使其走出国门。阿瑟米勒早在1983年就用此方法，将《推销员之死》带到了中国。如今，田沁鑫导演也利用这一途径，将《生死场》与《赵氏孤儿》带到了海外。王永恩老师最后强调，原创话剧虽然有以上途径推向海外，但中国演出商的实力孱弱，导致中国话剧过于依赖海外演出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创话剧走出去的进程。同时，王永恩老师也希冀，拥有优秀外语基础的北外学子，今后能更多地接触戏剧领域，扛起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大旗。

王永恩副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让在座师生受益良多。最后，梁燕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王永恩，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1995年、2001年和2005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做过两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戏剧史论研究，出版专著《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明清才子佳人剧研究》、《中国古典名剧——倩女离魂》等，发表相关论文五十余篇，主持多项省部级项目，参与数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