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8日晚七点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张西平教授在电教楼三百人礼堂做了题为“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的讲座。该讲座为“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形成”系列讲座第九讲，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和“一个亚洲”基金会（One Asia Foundation）共同主办。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

首先，通过对古希腊关于“塞利斯人”的奇幻想象、中亚对唐人“桃花石”的称呼及蒙元时期的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标志性事件、人物的回顾，张西平教授简要地梳理了明清之前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在此基础上，他又从马可·波罗对中国（“契丹”）富饶形象的构筑出发，以全球史的宏大视角引出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这一背景下的西人东来。张西平教授认为，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传统的商路，西方人因此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渠道以满足其对香料的需求，而马可·波罗对“刺桐港”“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描述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方向。由此，哥伦布等人开始了对“契丹”的执着探寻，并因此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从而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循此线索，张西平教授又以丰富的事例，从数学（《几何原本》）、逻辑学、空间观念（利玛窦地图）等角度生动地勾勒了明清西学东渐的基本面貌。他认为，尽管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就目的而言是希望“中华归主”，传播的知识也不一定是欧洲最新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巨大贡献，就当时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远，佛教传入以来无能出其右者。这些影响不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中也清晰可辨，如从阳明心学到清初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实学倾向无疑就与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西学中蕴含的实证主义精神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随后，张西平教授又从传教对象的差异的角度解释了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对中国礼仪问题产生争执的原因。他认为，两者对中国的看法都是“盲人摸象”，耶稣会奉行“上层传教”，接触的多是士大夫阶层，因而看到的是繁荣有序、讲求实践理性的中国，而托钵修会则多和底层民间社会打交道，看到的是妈祖、灶神等形形色色的鬼神崇拜，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自然导致对于中国礼仪看法的分歧，这一分歧又进而导致双方在上帝译名、祭祖、拜孔等问题上的争执并最终引发“礼仪之争”。

简要叙述了“礼仪之争”的起因及经过之后，张西平教授又将话题引入了当时欧洲的中国热。他认为，“礼仪之争”导致中国禁教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当时欧洲持续的中国热和汉学的兴起。就此问题，张西平教授在简要交代基歇尔、门多萨等人的贡献的基础上，又具体以意大利的卫匡国、波兰的卜弥格和比利时的柏应理为例，从这几位中学西传关键人物的经历及作品出发，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西传的基本轨迹。他认为，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超越了以往以想象和器物为主的阶段，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开始真正进入西方世界。

最后，张西平教授从思想和学术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文化西传的重要成果。他认为，由于这一时期大量中国典籍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一方面，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得以从中得到启迪，由此推动欧洲在文化上走出了中世纪，另一方面，经过200年传教士汉学的辛勤耕耘，中国研究终于开始进入西方教育和学术的殿堂，专业汉学由此诞生。

张西平教授的讲述生动而充满热情，全场气氛十分热烈，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王寅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