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8日下午1:30-3:30，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一个亚洲”基金会（One Asia Foundation）资助的“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形成”系列讲座第十三讲，在我校图书馆三层报告厅成功举办。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学术顾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国家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研究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主任严绍璗教授作了以“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为主题的讲座，该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钧教授主持，来自北外及其他院校的师生共同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严绍璗教授就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提出了我们在研究国际中国学时，忽略的一种观念，即所谓当代某些日本学者表述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阴影之下，日本国民感到的一种紧张感和恐惧感。严教授就这种观念形成的原因，文化基础和核心提出了讲座将围绕“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来探讨这部分人所表述的日本观念是当时真实的状态还是只是现在所表述出的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严教授说明了当代“重构亚洲史”的虚像：一、远离“历史文化语境”与脱离“历史原典文本”。二、以“近代政治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近代国家学说”之观念考量古代东亚关系的基础，并以“近代民族”和“近代民族文化观念”为审视古代中日文化关系的标尺。三、缺乏在“文化学”观念中进行切实的梳理，而胶着于陈旧的主观意念。
关于如何认识古代中日关系的政治框架，严绍璗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有学者主张的自古以来，世界秩序的三种基本形式：一、“朝贡——册封”制度（滨下武志，Tylor Dennett）；二、殖民制度；三、契约关系制度。严绍璗教授根据“朝贡——册封”观念的学术渊源：福泽谕吉在《唐人往来》一书中提出的“开国论”，册封体制论和西嶋定在《东亚世界与册封秩序》一书中提出的关于6-8世纪东亚的“册封体制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册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册封的最基本的原则对于中国中央王朝来说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它是属于一种礼宾式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国家关系制度，中国不倚靠册封别国来维持中央大国的地位。
然后，严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两个日本，即日本历史上的两个不同族群的政治实体。最早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阿伊努人（Ainu），即在《山海经》和《（新）唐书》中记载的“倭”或“倭奴”，阿伊努人作为日本的原“先住民”，形成了日本最早的“部落联盟”和“古代国家的雏形”，5世纪以来“列岛新移民群体”东渡日本，组建了“大和”（Yamato）人族群，经历大约七百年，建立“日本”。日本最上古的历史纪年起始于《日本书纪》记载的第二十二代天皇雄略天皇十五年（AD.471）。当时最高领袖被称为“禹豆麻佐”（Uzumasa）。基于原典实证的两个基本历史事实是：1、古代日本列岛上的“倭国”与“日本”并非同一个族群实体；2、“大和族”由后来的移民组成，“阿伊努族”则是个更早远时代的日本土著原居民。
接着，严绍璗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古代中日政治关系的起源，古代中日政治关系的起源当以推古天皇派出的第一次“西海使”为标志。《日本书纪》记载，在此之前，作为古代国家雏形的“日本”曾多次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王朝建立联系。应神天皇三十七年，记载当时的使者：“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路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由是得通吴。吴王由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新“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者是在AD.607年，《日本书纪》记载的“大礼臣小野妹子遣于大唐。”《隋书·魏国志》也记载“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AD.608年，有记载“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严绍璗教授强调，中日主体对等的意识自古就有，如唐太宗在听闻第十次“遣唐使团”遭遇风暴后，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给予慰问：“此等灾变，良不可测。卿等忠心则尔，何负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闻此，当用惊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严绍璗教授强调，日本从“记纪神话”开始的天皇谱系，自神武天皇至明治天皇计124代天皇，日本历史纪年开始的雄略天皇到明治天皇，计90代天皇，中国没有册封任何一位日本国家的最高元首。
其次，严绍璗向大家介绍了中日主体均衡的两个层面：第一，双方从未把对方作为“从属体”，而保持“平等”。第二，双方从未以“强权”干预过另一方的内政事务，保持着相当“亲和”的状态。中日在这种“主体均衡”的状态中，持续千年，超越了某些学者所设定的“朝贡——册封”论说体系。
最后，严绍璗教授作了如下总结：一、历史上先后存在两个“日本”；二、中日古代关系处于“主体均衡”的状态，而非“朝贡——册封”体制；三、“华夷之辨”非中国王朝独有之心态与现象；四、在方法论层面，应以原典实证为基本途径，在历史还原的文化语境中动态地把握中日古代文化基本的状态与事实。
讲座之后，顾鈞教授作了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钱怡婷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