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联“中国文化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新闻稿）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研究员

2015年11月16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合办的“中国文化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存山研究员，为大家介绍“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首先，李存山研究员从分析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的讲话开始，引出中国文化的“变”与“常”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随后，李存山研究员从中国古典文献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与“常”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为更好理解这个议题，李存山研究员还详细分析了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早期的三篇文章，《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道德之“变”与“常”》（1933），《西化与创造》（1935），对张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文化的三种关系：“整”与“分”，“异”与“同”，“变”与“常”，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三种关系体现了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中国文化之“变”与“常”之间的唯物辩证关系。

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来反思儒家文化中的“常道”，也是李存山研究员此次报告的重点之一。从《韩非子·忠孝》到何晏的《论语集解》到朱熹的《论语集注》，再到康有为的《论语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李存山教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三纲五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他认为，“三纲”为法家之产物，不再符合现代社会；而“五常”作为儒家之“常道”，则需要扬弃而发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中所要完成的任务。

李存山研究员引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6年为纪念西南联大而写的纪念碑文，以及1982年冯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所做之演讲而提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分析了中国文化在新历史环境中的新任务，即，适应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李存山研究员认为，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需面对四个最为重要的变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教育体系、思想观念。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命”，就是必须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和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

在讲座中，我们还邀请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教授和杨慧玲副教授。两位老师与李存山研究员，就海内外学者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一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