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联“中国文化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八讲（通讯）

“如何解读中国上古史——

柏应理《中华帝制历史年表》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

梅谦立教授

2015年12月11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八讲“如何解读中国上古史——柏应理《中华帝制历史年表》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学博士、《国际汉学》执行编辑叶向阳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中国学中心（TBC）学术主任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主讲，来自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员罗莹、谢辉等老师参加了此次讲座。

梅谦立教授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他通过对不同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向我们解释了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的史学名著《中华帝制历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1686）。

梅谦立教授从三个角度解读了柏应理的《中华帝制历史年表》。首先，他分析了柏应理如何继承耶稣会士的工作，以及如何使用新史料撰写中国历史；第二，梅教授指出，柏应理之前的耶稣会士所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圣经史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平行性的关系，而柏应理则提出几个证据，证明了这两个历史之间所存在的连续关系；最后，梅教授重点分析了柏应理的历史观：只有把握人类的完整历史，才能理解中国史。所以，梅教授认为柏应理提出了崭新的历史框架，它对于西方传统及中国传统来说，都十分具有挑战性。在梅教授看来，柏应理的中国史，把中华民族纳入了当时西方人的世界史中，使中国具有了突出的历史地位。

梅谦立教授总结认为，柏应理是第一位把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历史连接起来的来华传教士，并试图通过《圣经》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它的来源和最初的文明形态）。梅谦立教授认为，柏应理《中华帝制历史年表》的写作对象是欧洲读者，通过此书，意欲向欧洲读者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及信仰来源于《圣经》，以为在华耶稣会争取其在礼仪之争中的有利地位。不仅如此，柏应理也被是第一位试图把不同文明（包括中国文明）放在同一个人类史之框架中的学者。

会后，梅谦立教授与在座的师生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详尽地回答了在场提出了各种问题。

主讲人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简介：法国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2003），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北京中国学中心（TBC）学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学、当代新儒家。著有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Boston, 2015），Jesuit Chreia in Late Ming China（Bern, 2014）（与台湾中研院李奭学教授合作），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Rome, 2010），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Liang Shuming（Boston: Brill, 2010）等；编有《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北京，2014年），Teilhard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New York, 2006），《巴黎、北京、台北》(台北，2002)，《哲学家的雅典-基督徒的罗马》（北京，2012）（与中山大学张贤勇副教授合编）等；译有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郑州，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