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一个亚洲”基金会（One Asia Foundation）资助的“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形成”系列讲座第5讲在我校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允玉教授作了名为“亚洲共同体与汉字文化交流”的主题讲座。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讲座，亚非学院韩语系魏国峰老师作现场翻译。

姜教授首先通过对汉字的起源及其在汉字文化圈中的同化与异化，为大家展现了中日韩三国在汉字使用上的共同之处，特别是在三国文化上的相通之处。正是在汉字纽带的这一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可以更好地实现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姜教授介绍了汉字在亚洲尤其是在中日韩三国的重要性，同时也简要分析了三国在宗教、历史和语言的不同之处。比如宗教信仰方面，日本有本土的神道信仰，韩国既有儒家思想也有现代基督教信仰，而中国则没有普遍信仰的宗教。在语言上，三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与语序也各有不同。

此外，儒家思想作为中日韩三国的共同纽带，对三国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姜教授提到目前在韩国和日本仍有许多古代对儒家思想尊崇的遗迹。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曾经指出，中日韩三国在新时期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包括七个，分别为：自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能力主义、实用主义、和平、法治和教育。当前，世界的发展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也为这三个国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中日韩三国本身之间的互动交流仍显不足。针对这一问题，姜教授明确指出，三国应在发展中求同存异，而汉字正是“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中日韩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三个轴心，历史上诸多的儒家文化经典为三国间的交流与联系提供了共同理解沟通之处。姜教授系统地介绍了汉字在韩国和日本的传入过程，如在朝鲜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在日本也可追溯到百济时期。更为重要的是，汉字在朝鲜、日本并非一种简单被动的吸收，更是有本土的异化过程，最终形成了自己本国的文字。在韩国，自1997年金大中总统访华后，韩国又将对汉字教育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今汉字在韩国学术界仍居主流地位。

接下来姜教授分汉字字形和出土文物两部分，对汉字的根源与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她提到，最早在《周易》《尚书》中已对中国的古文字有记载，其中仓颉在系统整理汉字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除文献记载之外，当下层出不穷的文物与考古新发现，也对汉字的起源从甲骨文到金文、竹简、木简到碑文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姜教授总结归纳了八百多个中日韩三国共用汉字，并选取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进行讲解，同时辅以古代的诸多礼仪的介绍。如“行”字中所蕴含的祖道、路祭礼和“出必告，反必面”的出行礼以及出行归家后的饮至礼，而路祭之礼在如今中国南方的傩礼中也仍可寻得形迹；“告”“宗”“庙”等字被赋予中日韩三国共通的宗庙祭祀之礼；“尊”“爵”“鼎”“箸”“舞”“琴”等字皆源于中国的饮食文化、酒文化和乐舞文化，但在日韩都各有异化。姜教授引经据典，进一步解释了“步”“走”“台”等字的形态，印证了中日韩三国由汉字为基础连接的文化上的相通之处。

最后，姜教授指出，中日韩应利用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便利在新的时期、以新的方式团结到一起，在认识到共同之处的基础上合作，同时尊重各自的差异之处，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团结协作，共同发展。本次讲座吸引了来自多个院系的同学听讲，大家踊跃向姜教授提问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主讲人简介：姜允玉，1960年生，韩国首尔人。本科至博士阶段分别求学于几个地区：本科毕业于韩国成均馆大学，硕士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金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为明知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明知大学东亚细亚研究所所长、韩国中文学会理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理事、韩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韩国汉字学会理事、《中国语文学论丛》《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编委。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出土儒家文献及汉语史的研究，出版专书《亚洲共同体论》、《出土儒家文献所見儒家思想硏究》、《中国文化理解》、《中国古文字學綱要》、《中国社会语言学》、《實用中国语文法》等数种，在《古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國言语硏究》、《中语中文学》和《中国语文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项目多项，曾赴美国、日本、越南和中国、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从事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