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外国专家讲座第二讲“汉字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于线上顺利举行。主讲人是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细亚研究所所长、韩国中文学会理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理事姜允玉教授，主持人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谢辉副教授。

姜允玉教授指出，中国的汉字文化对东亚地区的韩国、日本，甚至东南亚的越南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输入汉字与儒家文化的国家之一，在吸收、融合、发展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韩国本土特色的儒家文化。而汉文化在东亚地区被吸收、融合以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大大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也加速了东亚地区国家的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姜允玉教授首先介绍了汉字向朝鲜半岛的东传。1990年至1992年平壤市乐浪区贞柏洞古坟出土了多枚竹简，被证实是通行本《论语》的《先进》和《颜渊》篇的章句本，据此可推测出汉字与《论语》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西汉武帝时期。除了竹简，木简也是考察汉字东传的重要出土文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20世纪80年代在新罗古都庆州月城遗址出土的公元6世纪的木简，1999年釜山金海亦出土的《论语•公冶长》四面木简，2005年在仁川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公冶长》五角柱形木简等。

通过对这些文物材料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统一的新罗国于公元757年逐渐使用汉字命名地名、官名等，在一段时期内，汉字是唯一的官方文字，应用领域涉及行政管理、哲学、宗教、文化等方面。高丽中期以后受到宋代文化的影响，汉文学繁荣发达，汉字首先在上层社会中得到使用。至朝鲜时代，汉字逐渐走进平民的日常生活，在韩国国语词汇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1446年，世宗大王创造出一套表音文字，即训民正音，韩汉两文开始混合使用。

姜教授接下来谈到韩国的汉字与儒家思想的记录，特别是儒教册版和《朝鲜王朝仪轨》。儒教册版是为了出版朝鲜时期儒学学者的著作而刊刻的书板，收录了700多种书籍，内容涉及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朝鲜王朝仪轨》是朝鲜王朝立足于儒教原理，以国家仪礼为中心，进行重要活动时使用的记录制度的文献。该书根据一定的文书格式编制，共3895卷。除此之外，姜教授还讲解了韩国的儒家祭礼仪式、乐曲乐器等等。

姜允玉教授重点谈到朝鲜儒生的中国见闻录，介绍了《漂海录》及其价值。《漂海录》为15世纪朝鲜人崔溥所撰写的长篇中国见闻录，崔溥奉王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返乡渡海途中遭遇大风浪，漂至“大唐国”。在中国官员的护送下，崔溥沿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受皇封后启程渡鸭绿江回到朝鲜，隐居于靑坡驿撰写此次中国之行的经历。全书以流畅的汉文写就，约54000余字，朝鲜《海东文献大总录》及《文献备考》均将之作为重要古籍收录，目前已知有六种版本。《漂海录》在近代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书中使用了大量朝鲜俗字，其独特性不仅记录了汉字在朝鲜的使用方式，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朝鲜文化特有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漂海录》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学术价值，是值得学界关注的文献。

除此之外，姜教授还介绍了韩国汉字学研究的现状，列举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木简研究领域的李镕贤《韩国古代木简研究》，金石研究方面有金瑛泰《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任昌淳《韩国金石集成》等，书体研究方面有孙焕一《新罗赤城碑书体》、《新罗时代书体研究》等。

最后，姜允玉教授总结道，汉字文化要素传入韩国后，经过自身发展，形式变得更加完善而本土化。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对于构建“汉字文化共同体”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维护地区间的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讲座结束后，谢辉副教授向姜教授提问《论语》竹简出土时的具体情况，姜教授给予了详尽的答复，同学们从中获益良多。最后，谢辉副教授做了精彩的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姜允玉：韩国首尔人，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明知大学东亚细亚研究所所长、韩国中文学会理事、中国语文学研究理事、韩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韩国汉字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春秋战国文字、出土儒家文献及上古汉语史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国语言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2级研究生谭珺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