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1日下午3时，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第八讲——《中国传统戏曲中女性角色的“他者”文化解读——以<赵氏孤儿>与<西厢记>中的女性角色为例》于线上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高翻学院吕世生教授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黄丽娟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吕世生教授介绍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作品中两类“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一是“恪守忠贞的民女”；二是“久陷深闺的佳人”。中国学界对上述两种文学形象的分析多集中于男权视域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探析，或女性意识觉醒与缺失交织中无奈与反抗的探讨，倚重于自我文化的剖析与反省。那么，中国戏剧的女性人物在“他者”文化眼里呈现的是何种面貌？“他者”文化的不同解读又有怎样的深层原因？这些解读又有什么启示？以这些问题作为导言，吕世生教授指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论是对于跨文化戏剧，还是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都极有价值，而且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可能。

接下来，吕世生教授首先以《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之妻这一女性形象为例展开了跨文化的分析与解读。吕世生教授指出，《赵氏孤儿》这部剧所提到的这位不知名姓的程婴之妻，属于“恪守忠贞的民女”这一类形象。她忠于庄姬公主临终所托，牺牲自己的孩子而保护赵氏孤儿，其身上所体现的巨大隐忍与沉默正是恪守忠贞的写照。不过，中国戏剧中忠贞与顺从的程婴之妻在18世纪英国译者墨菲（Arthur Murphy）的剧中却得到了不同的演绎与解读。在墨菲的剧中，原剧的家族之争被改写为民族之争，而程婴之妻也被改换为“悲剧英雄”曼达妮（Mandane）。

吕世生教授表示，在墨菲的笔下，曼达妮是“理性”力量的化身，是理性光明在艺术层面的直接表达。曼达妮的悲剧性，体现在通过毁灭与死亡张扬了正义与理性的力量。墨菲对“程婴之妻”的“他者”解读，折射了18世纪欧洲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正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对墨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才使得《赵氏孤儿》当中“恪守忠贞的民女”通过墨菲的改写一跃成为西方文化理性崇拜的代言人。

随后，吕世生教授进一步以《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为例说明跨文化戏剧的不同解读与诠释。《西厢记》在郭沫若的笔下乃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而其中崔莺莺这一女性形象更是折射出对封建道德、婚姻及科举制度的反叛。不过，吕世生教授特别指出，崔莺莺的反叛虽十分可贵但并不彻底，久陷深闺让她的身心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难以脱离女性觉醒意识形成过程中“天然”的妥协与让步。从这个意义出发，崔莺莺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拜月亭》的王瑞兰、《娇红记》中的王娇娘一同构成了传统戏剧文学中“深锁闺中的佳人”的女性形象。

针对这一形象的跨文化解读，吕世生教授将目光投向了美国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 Hart）的节译本——The West Chamber。在哈特的译本中，崔莺莺这一人物继承了反叛与妥协的双重性格因素，但其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得到了深化。吕世生教授通过对哈特译本中一些译例的分析，指出哈特对崔莺莺这一人物的性格描绘以及译本开放式的结局均加强了崔莺莺对社会的批判。究其原因，这与哈特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写实性与批判性两大要义的迎合不无关系。吕世生教授认为，哈特正是通过这种跨文化的改写与诠释，深刻批判当时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由此引发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

讲座最后，吕世生教授总结道，中国传统戏曲人物跨越文化边界后往往呈现不同的形象，而“他者”的跨文化解读为诠释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提供了另一种面向。借由“他者”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女性形象融入了西方译者的文化想象，这些人物形象的“重塑”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出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

此外，吕教授补充道，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视角，我们看到戏剧文学的女性形象从男权“逻格斯”中走出，走向了由理性（曼达妮）与自由（崔莺莺）构筑起的理想天堂。中国传统戏曲女性角色的“他者”文化解读源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需求，这是跨文化戏剧社会文化本质属性的直接体现。这一认知对跨文化戏剧与世界文学的建构颇有意义，而且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有一定启发。

讲座结束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黄丽娟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精彩的总结。黄教授指出，在本次讲座中，吕世生教授以《赵氏孤儿》和《西厢记》为例，阐明了“他者”文化对中国传统戏剧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给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1级硕士生吴欣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