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下午两点三十分，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北外中国学讲堂”第三讲——“中外影视交流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认识论’转向到‘本体论’转向”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教授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丁亚平教授介绍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开端。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是欧美电影，而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历程又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交织在一起。从经济意义上说，欧美电影是伴随着资本、商品和大众娱乐的输入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为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了世界视野。最先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电影以法国电影为主，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是最早开放的重要口岸，也是西方电影登陆中国的首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电影崛起，开始大规模地在中国电影市场放映。

随后，丁亚平梳理了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历程，回顾了中国影视业初创时期电影人所做出的努力，谈及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诸多中外交流例子。中国的电影放映业最早是外商经营为主，外商经营的电影院在20世纪20年代占据垄断位置。在初创时期，很多重要的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发展做了重要贡献，如鲍庆甲、洪深和孙瑜等。海外留学的经历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电影界的左翼文艺家不少都曾留学日本，如夏衍、田汉、欧阳予倩。正是这些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将外国电影剧本、电影拍摄手法技巧介绍到中国来，为电影事业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电影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本土的影视行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丁亚平向我们介绍了“长城画片公司”的创立与发展历程，长城画片公司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华文化，为早期中国电影走出去做出了拓荒性的重要尝试。

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最早进入北美的剧情长片，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出品的《莲花落》等电影；1929年，《西厢记》在英国伦敦爱文利戏院放映，获得了好评；1929年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盘丝洞》在挪威的斗兽场电影院首映，获得了观众的关注。中国电影不仅在欧美地区传播，还在南洋地区产生了影响，获得大量观众。到30年代，中国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进入美国放映，如1933年的《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故都春梦》、《天伦》等电影在美公映。1941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外合拍的电影《世界儿女》面世，导演是流亡到上海的奥地利籍犹太导演弗莱克夫妇，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1938年1月，荷兰记录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来华拍摄《四万万人民》，加深了伊文思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苏联罗曼·卡尔曼都曾在延安拍摄过纪录片。

接着，丁亚平为我们梳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外影视交流历史，分析了不同时段发展的特点。1949-1976年，中国电影合作交流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参加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周为主要形式，很少涉及商业发行。1978-2002年，中国电影开始主动参与西方主流国际电影节展，并通过艺术院线或商业渠道获得海外发行的机会，电影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这一时期，电视的中外交流也得到发展。电视较之电影在中国的产生时间晚了五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外的电视剧也进入了中国。2003年之后，产业化改革拉开大幕，中国影视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90年代以来，我国影视剧产品逐渐走出国门，凭借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在东南亚地区打开市场，又由第五代导演为先导，推动了中国影视剧在世界各地的拓展与影响，建构中国的国家文化品牌。丁亚平指出，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电视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包括认知观念的焦虑、更新等。

同时，丁亚平提出要正确看待影视译制。他指出，自发性的翻译活动是中外影视交流的重要方式，影视译制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是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和切入。

讲座中，丁亚平重点分析了中国影视“走出去”的现状及现存的一些问题，对此他提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看法。认为，市场化、中国符码、语言与观念是关系影视作品能否“走出去”的重要关卡，扩展中国影视的海外版图，输出文化价值观是必然的，对于当今中国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价值。推动中国影视走出去应采取“反身性策略”，即反向性地建立以世界影视市场为导向的创作体系、市场化策略与传播规则。以受众为中心，研究西方观众的文化语境，兼顾不同文化语境下西方观众存在的语言障碍、文化障碍和审美习惯的差异情况。同时，影视创作者也可以吸引国际优质影视与文化资源为我所用。

讲座结束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性讲座，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史论结合，对中国电影发展和中外影视交流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了系统的回顾、研判和展望。讲座对北外学生知识视野的开拓和学术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1级硕士研究生鞠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