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日本欧亚基金会（EurasiaFoundation）资助的2021年“亚洲与欧洲：全球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课程系列讲座第十五讲——“回溯汉字的上水之源”于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常耀华主讲，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梁燕院长主持。

讲座伊始，常耀华教授从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殷墟评价讲起，介绍了汉字的起源与历史。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普遍被视为中国文字体系的最早证据，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但对于中国文字发源的最早时间，常教授告诉我们，不少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估算汉字产生的时间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有人主张“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还有学者则否认这一说法，认为夏代没有文字。

常耀华教授则从两个方面，对汉字之源进行了说明。由于汉字最早起源的争论涉及到夏朝及之前的中国历史是否存在的问题，所以，常教授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研究与争论，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学术界，如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就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人物是后来的儒家学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而虚构的，而同时代的另一位日本学者林泰辅则持相反的观点。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史的反思也在此时开始，最为著名的学者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常教授介绍说，顾颉刚从《尧典》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的问题上，引发了他对上古史的怀疑与思考，继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术观点。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系统的特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尧、舜、禹、稷的事迹是编造的，都靠不住；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从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轰动，一时之间，“疑古”成为时尚。但常耀华教授依据相关考古资料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顾颉刚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派”所持的部分观点今天已被证明为错误。例如，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对甲骨文和文献的研究，以及西周中期青铜器“

公盨”上所刻的关于夏禹的故事，足以证明夏禹的故事在西周之前早已流传，而不是后世伪作或假托，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夏朝是确实存在的。

在论证夏朝确实存在之后，常耀华教授继而就“夏朝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展开论述。常耀华教授指出，事实上，二里头文化中确有一些陶器刻符出土，可与《夏书·五子之歌》等古籍中关于夏“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的记载相印证，夏商既有典册，说明文字已成系统。常耀华教授还介绍了早于此时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裴李岗文化等与文字相关的文化刻符。指出只是这些文化刻符连接在一起的还比较少，有些尚不能解读，当然这也牵扯到“文字”定义的理解问题。有文字学家强调“用符号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而古埃及文字资料证明文字最初形成于“非常短的标注”，这些就是“没有表述包含有明确的谓语关系，完整的句子更没有了”，但它们仍然被认定为文字。人类初造文字一定有一个有单词到句子的过程，像小孩儿牙牙学语一样。小孩儿学语，也是先学会单词，然后才去组句，并且组句时常常不合正常语法，在大人的纠正中才逐渐学会句子的表达。

常耀华教授赞成一些文字学家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七千年前的龟甲上契刻有三个符号与殷代甲骨文形构非常接近。常耀华教授指出，从汉字整个发生发展流变的全过程来看，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蚌埠双墩，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甲骨刻符及陶符，是很值得充分注意的几个座标点，它们可能在中国文字的形成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常耀华教授总结说，汉字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耗散系统，它从七八千年前起就一直不断地在生长和消亡着。它不断地改善着自已的结构，以适应古老的中国社会和汉语的需要，最终汇合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汉字是华夏民族全体成员数千年智慧的共同结品。也是人类智慧的文化息壤。

讲座尾声，梁燕院长对常耀华教授的研究进行总结并作高度评价。讲座在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龙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