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日本欧亚基金会（Eurasia Foundation）资助的2021年“亚洲与欧洲：全球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课程系列讲座第十三讲——“新中国舞台上的外国戏剧演出”于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上海戏剧学院宫宝荣教授主讲，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梁燕院长主持。

讲座之初，宫宝荣教授以李叔同、田汉、李健吾等一批有留学经历的中国早期话剧创始人说明中国话剧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与欧美等外国戏剧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宫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剧在曲折中发展，中外戏剧交流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

宫教授重点介绍了从1949年至1966年期间，外国话剧在中国的演出情况。1950年代早期中国文艺政策受“一边倒”等外交战略方针影响，外国戏剧的上演以苏俄戏剧为主，其余作品则主要来自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极少量来自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剧作基本阙如。通过列斯里、库里涅夫、列普科夫斯卡娅等来华苏联戏剧专家的指导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国内专业院团的大力推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原则得以在中国确立，斯坦尼体系占据权威地位。同时，以焦菊隐为代表的戏剧家也为中国话剧民族化作出重要贡献。

谈及该时期苏联以外的外国话剧演出，宫教授分别介绍了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席勒与布莱希特等剧作家的作品上演情况。这些戏剧的排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文艺政策密切相关，如《娜拉》的上演适逢“双百方针”的推出，《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排演为庆祝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等。莎剧则多作为戏剧院校本科生或表导演进修班的实习、毕业剧目，由苏联专家指导，以传授和实践斯坦尼体系的表导演方法为主要目的。宫教授特别提到黄佐临排演布莱希特戏剧时，几乎是“依样画葫芦”地呈现“间离效果”。尽管当时演出效果不尽人意，但黄佐临的初步实验为新时期戏剧观的多样化作了铺垫。

1959年至1960年中期，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文艺出版界配合“反修”需要翻译出版了一批以批判为目的的内部读物，主要收录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但其中也包括《等待戈多》《老妇还乡》西欧现代派剧作。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文艺政策有所放宽，但“文革”期间，戏剧发展进入低谷。

宫教授且评且述，将现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外国戏剧演出史一路梳理至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西潮”。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了包括戏剧在内的大量欧美现代派作品，许多外国剧作被搬上舞台。其中值得一提的包括陈顒和黄佐临联手执导的《伽利略传》、上戏师生上演的迪伦马特《物理学家》等。陈、黄二人吸取过去的经验，将斯坦尼表演方法融合到布莱希特的作品中，活用“陌生化”理论；张应湘导演的迪伦马特剧作则进一步打开戏剧人的眼界；陈加林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采用京剧说白等戏曲表演手段拉近了中国观众与西方荒诞派作品的距离，并为传统戏剧发展开拓了道路；胡伟民导演则首次推出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肮脏的手》，通过结合中国语境让剧作反映两种时代精神。演出融合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极具超前性。宫教授总结道，在新时期，斯坦尼体系光环褪去，中国话剧舞台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至在本世纪初外国戏剧家广泛受邀来华表演，迎来了第二次“西潮”。

讲座尾声，梁燕院长对宫宝荣教授的研究进行精彩总结并作高度评价。她指出，年轻一代是拥抱世界，享有丰富艺术资源的一代。最后师生积极互动，讲座在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黄欢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