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24“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第十四讲“欧洲Sinology：汉学抑或中国学？”成功举办。讲座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管永前主持。

讲座伊始，管永前副院长简要介绍了沈卫荣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沈卫荣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沈教授是2013/14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业方向为西藏历史和汉藏佛教语文学。

沈卫荣教授先由“Sinology”一词的古今发展及其原义引入，他指出：随着“区域研究”在北美学界的强势崛起，以及重视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科领域“中国研究”的乘势兴起，“汉学”风光不再。与此同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促使汉学消亡的原因是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内愈来愈严格和精细的学科分化。因为学术发展的时空错位，中国学者在引入西方汉学成果时，常常忽视了Sinology与现代的“中国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这导致今天中国学界在把握汉学时缺乏对其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

随后，沈卫荣教授带大家回顾了法国和德国早期的“汉学”史。在分析法国汉学史时，沈教授介绍了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戴密微、石泰安几位学者，他重点介绍了“汉学领头羊”伯希和。沈教授认为：伯希和是世界学术史上最杰出、最具典型意义的“虏学”家，他是将“汉学”和“虏学”完美结合的“中国学家”，代表了欧洲Sinology研究的一个伟大传统。他的“虏学”成就超越了他作为一名狭义汉学家的成就。沈教授指出：将藏学、蒙古学等作为Sinology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直至1980年代欧洲学界依然坚持的一个学术传统。在德国汉学史、以及德文的语境中，汉学（(Sinologie)和汉学家(Sinologe)的概念也出现得比较晚，最早的汉学家是经常在大学中教授汉语或者亚洲语言的学者。沈教授由人物案例引入，介绍了乔治·冯·伽贝伦茨、柯恒儒、硕特、胡特、赫尔曼·贝克、福兰阁、海涅什、傅海波、西门华德等学者的生平经历。如，世界著名的中亚学家傅海波曾经是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权威的辽、金、元史专家，也曾为西夏和西藏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晚年专门从事元代西藏历史和宗教研究，编写古藏文词源字典。

在结束部分，沈卫荣教授再次强调了本次讲座的核心观点。他指出：经过对法国和德国汉学学术史的概述，我们不难看出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将汉语语言、文献、历史、文化作为主体研究对象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不同。欧洲“汉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中国的语言、文献、历史和文化，所以，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文献、历史、文化的“中国学”。欧洲早期汉学家们所具备的这种兼擅“汉学”和“虏学”的学术素养，表明欧洲早期的汉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中国学”的学术性质，我们不应该将欧洲的Sinology和Sinologie等理解为纯粹的、汉语语境中的“汉学”。

最后管永前副院长总结道，沈卫荣教授从概念和学术史方面阐释了“Sinology”一词的相关问题，通过人物、著作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使大家更清晰地区分了汉学和中国学的定义。从法国汉学史和德国汉学史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欧洲先辈学者在中国研究上的整体情况及二战结束后的相关变化。此次讲座不仅厘清了汉学研究史的重要学术概念问题，也让如今的青年学者学习到了汉学研究的方法，让在座师生都受益匪浅。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赵依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