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于2012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是继2007年和2009年两届世界汉学大会之后又一次汉学盛事。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台湾中研院、东京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名海内外学者参加。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次大会以“汉学与当今世界”为主题，提出“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旨在拓展传统汉学研究的面向，力求融通关注传统的欧洲“传统汉学”和以现实为导向的美国“中国学”，推动文化互动和思想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增进中外学术的相互关联。为此，大会下设五个议题，即“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涵盖传统人文研究与当代研究，希望以此使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

应大会邀请，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副主任李雪涛教授、汉学家顾彬教授和麦克雷教授主持了分组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张西平教授针对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研究的曲解误读，从三个方面作了方法论上的论述。首先，我们不应以“帝国主义产物”的标签否认域外汉学研究的意义，借反对“自我殖民化”之名忽视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全球化的时代走向自我封闭；其次，正视西方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比较文化的方法将域外的研究成果将放入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对其知识的内容和变异做深入地研究，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最后，从重建中国学术的高度出发，努力构建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打破西方汉学界的话语垄断，这就要求我们熟悉他们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的传承，掌握他们的学术特点和文化背景，这样才能平等地同他们展开讨论与研究，与他们展开争论与合作。

李雪涛教授考察了福兰阁（Otto Franke）1901年由北京回国至1909年就任汉堡殖民学院汉学系主任的学术历程，以此映射出欧洲汉学的范式转换。20世纪初，欧洲汉学界试图革新研究的方法和观念，福兰阁一反前代学者对传教士文本的盲目接受，转以批判式的文本研究，并将汉学的内容置于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基于同样的思路，他将汉堡殖民学院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此外，他还从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思考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撰写文章著述，指导博士生论文。福兰阁本人的治学之路，体现着20世纪初欧洲汉学界范式转换的思潮，即建立批判性汉学以及注重学术性与当代性相统一。而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日后更成为美国中国学的主要范式。

顾彬教授提醒我们反思西方这个汉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一直以来，人们对1840年西方列强侵华的表述深信无疑，在顾彬教授看来，这样的叙事话语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因为至少在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所谓“西方帝国主义”（imperialist West）的概念。许多今日被视作西方世界的国家彼时并不存在。由此，我们只能说当时大英帝国入侵了中国。然而甚至这一说法也同样值得商榷，原因在于，从历史的语境看，与清廷交战的不是“英国”，而是东印度公司。顾彬教授还指出，德国汉学家福赫伯（Franke）、陶泽德（Trauzettel）、培高德（Eberspacher）等人研究发现，作为帝国主义入侵受害者的清朝，其实也扮演过对外侵略的帝国角色，曾与英国和俄国争夺中亚的控制权。以“西方”一词简单概括历史，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的影子，值得所有汉学研究者思考。

麦克雷教授的发言聚焦于早期汉学家与中国伦理之间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为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吸引，与其宗教背景不无关系：出于传播福音的需求，热切寻找与中国人的相通之处，最终将目光停驻于儒家道德。接着，麦克雷教授以利玛窦（Ricci）的《天主实义》为例阐述早期汉学家如何透过托马斯主义展开同儒家有关伦理道德的对话。利玛窦选择儒家而非佛教或道教作为对话的对象，显而易见是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认为良好的道德生活是接受福音的必要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托马斯主义为传教士汉学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麦克雷教授还谈及儒家伦理同“上帝”概念的关联之争。传教士汉学家认为道德至善的关键是上帝的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伏尔泰（Voltaire）等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则以中国社会不信仰上帝却道德良好为由抨击欧洲教会。四位教授睿智的学术洞见和精准的剖析引发与会人员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