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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第36期“寻羊读书会”成功举办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5-05-12 [来源]: [浏览次数]:

海报

4月23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生会在西校区国内大厦4号楼508会议室成功举办了第36期“寻羊读书会”。

合照

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语言、权利与信仰:跨文化传播中的实践机制”,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王红伟、韩专、范冰彬、刘佳怡和白宗炜分享了各自的读书体会。范冰彬同学担任读书会的主持人。

王红伟

王红伟同学以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经典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为例,剖析明清基督教传播困境,揭示其对当代跨文化传播的镜鉴意义。她指出,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与儒家“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存在根本冲突。即便利玛窦以“合儒”策略将上帝比附为“天”,穿儒服、引经典,但这种文化调和的效果仍浮于表面,未能触及价值观层面的根本矛盾。更致命的阻力在于:中国封建王朝将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皇帝以“天子”身份垄断神圣性,而基督教宣扬超越皇权的神权,直接动摇这一秩序。加之黄巾起义、太平天国等历史教训,耶稣会士发展信众的行为被视为潜在威胁,触发封建统治者的警惕与压制。最后,王红伟同学总结称,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宗教交流更需以史为鉴,促进文明互鉴与和谐共生。

韩专

韩专同学聚焦吴伟明的《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一书,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流播海外过程中的”在地化“机制。该书聚焦中国民间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通过八位“汉神”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信仰嬗变逻辑。韩专同学以伏羲、神农、大禹、关羽、钟馗等中国神祇为切入点,梳理其起源、象征及传入日本后的形态变迁。韩专同学指出,该书解析了中国信仰在日本“在地化”的底层逻辑:一方面,中日宗教自古具有趋同性,中国神祇“各司其职”的特征易于被日本接纳;另一方面,日本文化通过“儒学天下一家”和“本地垂迹”理论,将外来神明融入本土体系。这种改造体现为两种形式:或与功能相近的日本神共祀,或被赋予全新身份与传说。书中强调,中国民间信仰的跨海传播得益于中、日两国长期的经济文化互动,以及中国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中心地位。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系统构建了“在地化”理论框架,以清晰的目录脉络结合、扎实的个案分析,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

范冰彬

范冰彬同学从赵林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出发,阐述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联。从起源看,基督教的“两希起源”(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奠定其信仰内核与神学哲学基础:前者赋予其罪孽意识与弥赛亚主义等,后者通过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如柏拉图理念论)构建神学框架。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从底层秘密传播的小众信仰,历经迫害与殉道精神的淬炼,凭借《米兰敕令》获得合法地位,同时也吸收罗马教会法的制度经验。进入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以“上帝之国”的教阶体制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又因教会腐败(如买卖神职、赎罪券)引发信仰危机。15—16世纪,南欧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复兴古典文化,肯定人性欲望;北欧宗教改革否定教会中介,催生路德宗、加尔文宗等新教派,二者从不同路径瓦解中世纪教会的虚伪性——前者重现世享乐,后者重信仰纯粹。最后,她总结道,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犹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传统社会,已深度融入西方精神文化肌理;梳理基督教的起源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互动脉络,能够为理解中西文明内核差异及文化交流逻辑提供多维视角。

刘佳怡

刘佳怡同学聚焦李慰祖1941年的田野调查经典《四大门》,剖析华北民间对狐狸、黄鼠狼、刺猬、蛇的信仰如何成为旧时农民的“生存指南”。她指出,书中将“四大门”分为“俗凡”与“神圣”,前者通过“炼丹”“讨口封”等修炼融入乡村、成为“神圣”,既承载超自然想象,更折射现实焦虑——如“财神楼”象征家庭兴衰,白门保佑“暴富”,“胡门”保佑“发家”,皆是农民对生计的具象化寄托。刘佳怡同学最终回归作者的深层关怀:所谓“封建迷信”,实是农民在战乱与贫困中的心理锚点。“四大门”信仰如同今日求签占卜,是普通人“在艰难生活里找的出路”。它既维系乡土社会的脆弱平衡,也暴露出时代巨变下个体的无力。研究“四大门”,不仅是追溯民俗,更是叩问一个群体如何在绝望中编织希望——这份“生存哲学”,至今仍是理解旧京风貌的一把钥匙。

白宗炜

白宗炜同学以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为切入点,从语言翻译的视角剖析历史与权力的交织。他重点梳理了该书前两章的核心观点:刘禾提出的“跨语际实践”并非聚焦翻译史或技术细节,而是探讨不同语言接触时的话语实践问题。这种理论视角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新路径——历史变迁的具象往往凝结于新词语的流动中。对此,白宗炜同学以“重返书写形式的外来词”和“双程新词语”为例,阐释刘禾对词源流动性的强调:词汇意义无法被单一语言源头固定,需置于跨文化互动中动态考察。进一步,他解析“国民性”话语如何被引入中国并“自然化”:这一概念通过翻译嫁接至现代文学,掩盖了殖民话语的生成痕迹。白宗炜同学指出,唯有追问知识的临时性与目的性,才能揭穿话语的“真理”伪装。最后,他总结了刘禾的贡献与局限:虽以理论创新拓宽翻译研究视野,但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不足,为未来学者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

五位同学完成读书分享后,他们在热烈的现场氛围中,围绕分享者推荐的书目及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既分享各自体会,又提出独到见解与思考。例如:“谢和耐对基督教在华传播持何种态度?”“对中国神农和日本少彦名这两位药神在日本受欢迎程度的比较”“宗教宽容精神与利玛窦传教的‘适应政策’是否存在联系?”“‘四大门’这一民间信仰的源头可能有哪些?”“《跨语际实践》一书在提出理论之外是否蕴含着某种实践指南?”等。4月23日正值世界读书日,参会同学表示在此次活动中收获颇丰,都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乐趣。至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第36期“寻羊读书会”圆满结束。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4级硕士范冰彬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