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19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与韩国外国语大学及其孔子学院、中国研究会以及BK21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韩两国中国学研究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吸引了中韩两国多所高校以及台湾师范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前来参会，涉及“文学”、“语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中国学研究。
10月17日下午进行的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和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学研究会会长孟柱亿教授分别代表此次会议的中韩两国主办方进行了大会致辞。
闫国华校长表示，“近年来，中韩两国交流频繁。两国在诸多研究领域合作紧密，有着良好的学术合作基础和前景。中韩互为重要近邻，是好伙伴、好朋友。”“今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在与朴槿惠总统的会晤上，习主席指出，中韩关系正处在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双方应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全面深化合作，使两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韩双方共同举办的此次面向21世纪的中韩两国中国学研究论坛，符合中韩发展的大趋势。与会的中韩学者一定可以籍此机会，积极探讨中韩两国中国学问题，在交流和研讨中碰撞出思想和智慧的火花，为今后中韩两国中国学的研究与合作搭建更为宽广的舞台。也通过中国学的研究，为中韩两国的友好发展和深化合作构建友好桥梁。”
孟柱亿教授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领导与师生对参与筹备此次论坛所作出的辛勤的努力。孟教授表示，韩国外国语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有着20多年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今天举行的中韩两国中国学研究论坛将使两校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当前，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对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认识发展中的中国，如何认识一个历史与现实完整统一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中国学研究在这一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和显而易见的作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在国际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还有很多不相称的地方，我们此次论坛就将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对这些问题做学术探讨和切磋。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韩国外国语大学两校在各自的国家同为外国研究的最高学府，具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与传统，本届论坛将就语言、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等学术问题做深入的交流，对未来的学术交流以及中韩两国的友好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开幕式致辞结束，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永辉院长和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的李腾渊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韩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和《中国文学史演变过程之得失——以草创期外国人撰述中国文学史的体例特点为例》的主题报告。
10月18日的讨论会，由主论坛和分论坛两部分组成。主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孟柱亿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高育花教授分别做了《传统启蒙教材对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以< 增广贤文>为例》和《<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的疑问代词》的主题报告。
分论坛根据会议议题，分成了“文学”、“语言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小组，每组又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场，每场采取了主持、发言、评议一一对应的互动模式。
分论坛“文学组”，共发表了17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有关中国文学思想等方面。如，来自成均馆大学中文系的李浚植教授发表的《< 国风>讽刺诗的讽刺类型》，探讨了《国风》讽刺诗的讽刺类型和讽刺手法，并与讽刺意图结合，来发挥讽刺效果；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张爱冬发表了《钟嵘论‘味’——一个重要的诗学隐喻》，认为“味”或“滋味”在钟嵘的《诗品》是重要的审美因素，钟嵘对诗歌创作及鉴赏的审美判断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延边大学的李宝龙在其发表的《朝鲜学者郭钟锡论‘思无邪’》一文中认为，郭钟锡有一套较成系统的论“思无邪”理论，这种理论体现了由文学到人的精神，并且郭氏理论与朱熹的理论有一定的关联。而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唐立群教授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朴恩惠博士则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内容。唐教授在《李泳喜的鲁迅研究之启示》报告中，认为“李泳禧的鲁迅研究和鲁迅评论，对中国当下的“去左翼化”的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警醒，启示中国的鲁迅研究要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重新审视被遗忘的鲁迅精神遗产。”华东师范大学的朴博士在《80后作家的都市经验书写》一文中通过三篇80后作家的作品探讨了80后作家经验书写的特点。
“语言组”的讨论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共有12名老师做了报告发言，内容有涉及近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教学以及古代汉语等方面问题。如，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郑仁贞老师，他主要是研究的经济指标和现代汉语。他认为迄今为止在现代汉语当中，是现代汉语完成体，他们相似的地方都是现实相关性。他们所表达的世界发生的时间都是在参照时间以前的，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有现实相关性。
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的祁明明老师，研究现代汉语中“对于”和“关于”的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解决“对于”和“关于”的问题，力求在本体研究和汉语教学。而来自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申世利老师，从历史的角度对战国出土文献“是”的用法做了研究。
首尔大学中文系的金惠英老师，搜集了从《马氏文通》开始到1924年为止一共有9种语法书，做了详细的考察，她的结论是，我们现在汉语语法体系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西欧的语法体系或《马氏文通》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而是以我为主引进西方与法理论，从而在中国确立汉语语法体系以及语法领域的过程。
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刘瑞琪老师研究的是修辞学，他主要讲的是我们近代华裔新加坡汉学大师郑子瑜的修辞学，郑老师特别注重从语境当中来研究修辞，她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在修辞学领域当中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典籍。
“政治经济”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韩两国“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从政治来讲，有关于韩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这样的课题，有从韩国的视角分析当代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问题，还有梁启超的国家观对民国时期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的影响问题。
从经济上，发言者中有研究汽车集团开发战略的问题、国际金融监督问题以及研究中国的经济成长与HDI关系的研究问题。
法律方面研究的是大学的法律治理结构问题。
此外，本小组的讨论还涉及到了文化产业方面的问题。
“社会文化组”共提交了18篇论文，实际宣读有17篇。从研究的领域来说涉及到了哲学、历史、艺术、宗教、文献、文学、语言教学等多个学科和跨领域的结合，提交的论文既有分析个案的研究，也有旁征博引综合论述。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教授的论文是丝绸之路与汉代香料的输入，这是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期文化交流过程当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分析了汉代中国从海上这个路线引入西域香料的过程、种类、用途，并且以胡椒为例详加说明当时这种香料之路是如何促进了中原地区物产的丰富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的骆锋老师的论文是以广播电视媒体当中常用的俗语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研究分析广播电视节目当中的有声语料大概有一千多条，进一步的展现了语言背后当代中国的生活途径和社会的风情，反映中国人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韩振华老师是依照一种批判性现代重构的诠释方面，通过对于朱熹哲学和启蒙思想进行了理性的重构，从跨语境和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朱熹哲学与启蒙思想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点来分析当下的一些哲学和伦理学的难题。
韩国交通大学校的李哲源教授是以20世纪初中国所涌现的一些新思潮，比如新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立足点，通过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以当时这种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突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这种求变的心理，形成了当时中国青年思想和思潮的心理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杜庆龙博士则是梳理了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日本所获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和韩国的望海奖的奖项情况，以及他的文学作品在日韩的相关译本和当时研究的情况，重点探讨了莫言的作品在东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以及背后这种深层次的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真老师，则是通过解读明清来华耶稣会当中的一个团体，从形成到分化，由盛转衰的过程，揭示出基督教文明在与汉语接触的时候，神学家为重要做的调和和适应。
韩国光明大学的田宝玉老师特别关注中国文化演出市场的印象品牌系列。他的论文针对了这一汇聚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所诞生的文化品牌产生发展的内涵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对这个文化品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新汉学计划的，来自罗马大学的胜利博士，他是通过比对12到17世纪中国和阿拉伯旅行家、地理学家各种游记航海学的一些记载，重点分析了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中文名字所受到阿拉伯的这种影响，展现了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关于印度样，特别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一些地理学的知识。
近70位学者参加的分组讨论，涉猎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有关中国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时间跨度也从历史到现代再到未来，参会发言的学者充分的体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结合，既有享有声誉的著名教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还有创新潜力的后起之秀，学者们充分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学术氛围浓厚，讨论热烈，将此次论坛的举办推上了一个高潮。
会议闭幕式于18日下午五时举行，由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张晓慧处长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发表了闭幕致辞，张教授表示，此次中韩两国的中国学研究论坛是一个综合性的会议。它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首先就是东亚文明的整体性，过去我们研究中国的时候只在中国研究中国，研究韩国的时候只在韩国研究韩国。现在我们在中国研究韩国，我们在韩国研究中国，我们在一种交错的文化里面互视，进行互相的观察。因此这种知识开始有了交融，这恰恰是恢复了东亚文明体原生态的特点，汉字文化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向我学，我向你学，形成了繁荣的东亚文明，而这个东亚文明引领世界将近三四百年时间。今天在东亚重新崛起，整个东方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东亚知识的融资，仍然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次会议表面上看着很杂，不是很杂，但是恰恰是这种杂，这种综合，给我们展示了东亚文明所原来具有的多维性和综合性，一种交错的文明和交错的文化。
再就是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中国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现在我们说四大文明中唯一延存到今天，并为中国人作为实际生活的文明。但是中国文明由于庞大、绵延、繁杂，很容易出现对它不同的理解。像美国汉学家就认为，中国历史灿烂辉煌，没有任何世界上的文明能够与中国的文明相比，但是它已经死去，只在博物馆里面展览着，是青铜器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当代发展蓬勃向上，振动世界，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不为人所接受，有人认为它甚至是邪恶。因此，一个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在很多西方汉学家眼中是两个中国，有很多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可以说如痴如醉的学习，而对当代中国嗤之以鼻。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完整中国的延续和一个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之间的勾连，而这一条在今天的会议上可以展现出来，我们用有社会经济组、有社会文化组，有语言组。
可以看得出来，历史的中国是当代中国文明的基础，它的血脉仍然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流传着，是构成整个中国今天崛起重要的历史文化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文明的中国做支撑的话，中国在今天的发展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因此我觉得在今天的会议上，不同的学科组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灿烂和不同发展的问题。正是这种完整的中国，才能使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起点，而不限于学科和国别以及各种其他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中，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所在。
会议最终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