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沙勿略（Xavier, Saint Francisco，1506-1552）是天主教东传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也是耶稣会的创始者之一。他自1542年4月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前往印度传教，至1552年逝于上川岛，先后在印度、马六甲及日本地区传教多年，为天主教的东传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沙勿略最终并未进入中国，但其在日本的传教实践及其间接得到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教会内部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研究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时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以《耶稣会士日本通信》（イエズス会士日本通信）一书中收录的沙勿略书信为主要材料，试图从关于中日两国的总体认识、关于人们的认识、关于中日语言文字和关于中日宗教四个方面来概括沙勿略对中日两国的比较认识，并联系其后耶稣会在中日两国的发展状况，探讨其认识对于后来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沙勿略 中日比较 传教策略 社会文化影响

沙勿略（Xavier, Saint Francisco，1506-1552）是天主教东传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也是耶稣会的创始者之一。他于1542年4月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前往印度传教，随后在印度、马六甲及日本地区传教多年，为天主教的东传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549年8月20日到达日本九州的鹿儿岛起，到1552年11月15日启程返回果阿为止，沙勿略在日本活动了两年多，获得四国大名大内义隆和大友义镇的传教许可，并在鹿儿岛山口和平户等地拥有了一大批日本信徒，为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奠定了基础。1552年12月3日，沙勿略因病逝世于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未能完成其进入中国传教的心愿。

虽然沙勿略最终并未进入中国，但其在日本的传教实践及其间接得到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教会内部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成为早期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的重要来源，而且直接导致了罗明坚、利玛窦等人的入华传教，并对其传教策略的采用起了重要的影响。”[1]因此，沙勿略是研究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时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近年来以戚印平教授的研究为滥觞，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沙勿略与中国的关系，然而此课题至今尚未得到足够深入的挖掘。

本文以《耶稣会士日本通信》（イエズス会士通信）[2]的沙勿略书信为主要材料，以戚印平教授的《远东耶稣会史研究》、方豪神父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金国平教授的《中葡早期接触追昔》及汤开建教授《关于日本开教初期的几个问题》中的一些书信译文为补充，试图整理概括出沙勿略对中日两国的比较认识，探讨其认识对于后来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沙勿略对中日总体情况的比较认识

沙勿略最早提到中国是在1546年5月10日作于马六甲（满剌加）安倍那的一封信件中写到：“满剌加（马六甲）有一葡商，新从名为支那的大国归来。……其中一位主教曾自称是葡人东征印度时来自印度的，当地主教曾告诉他：圣多默到过中国，并曾有不少中国人信教。”[3]这其中包含了两个信息：支那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圣多默可能到过中国，使得不少中国人信了教。

其后，在1552年1月29日于科钦（cochin）致欧洲耶稣会士的信中，他在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情况之后，谈到了中国：“日本国附近有名叫中国的国家。如前所述，日本诸宗派从中国传来。中国是极大的国家，和平，完全没有战争。据葡萄牙人从那里发出的信件，它是正义极受尊敬的国家，是任何天主教国不可比拟的正义治国。……所有人都说，在中国，一切都在宏伟的设想下得到良好治理。大城市中住着许多人，房屋是雕刻精美的石头建造，有许多丝绸，是极为富裕的国家。”[4]同一日寄给罗耀拉(Loyola, Ignatius de)的另一封信中也这样写道：“中国（支那）是一个大国，在庞大的法律治理之下非常和平。独一无二的国王收到极大的崇敬，国家十分富裕，有充足的各种食物。中国离日本非常近。”[5]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沙勿略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归为以下几点：1、中国位于日本附近；2、中国地域辽阔；3、中国爱好和平，全无战争；4、崇尚正义；5、独裁王国；6、经济富裕。

为什么沙勿略会关注到这几点呢？笔者认为，除了其传教士的身份、商人般敏锐的嗅觉[6]之外，还因为他是以日本为坐标来看待中国的。

首先，中国的地理位置是在日本附近。这是继其1549年的信件后，沙勿略对中国的地理位置的又一次报道。他曾于1月12日于科钦写给罗耀拉的信中提到：“据保罗（弥次郎）说，他们信奉的教义，是从名叫天竺的地方，通过中国，在经过鞑靼传来的。用保罗的话说，从日本去天竺，再从那里回日本，需要走三年的道。”[7]同年2月2日写给西蒙(Rodrigues, Simon)神父的信中也写到：“听从神的召唤，从今往后，会有许多会员前往中国，然后再从中国穿越鞑靼，前往更为遥远的天竺的著名大学。”[8]显然，当时沙勿略还未正确认识到中国、鞑靼与天竺的地理位置。但自从来到日本之后，沙勿略可能从日本人的知识中了解到中国的正确位置，他在1549年11月5日于鹿儿岛写给果阿圣保罗神学院修士们的信件中提到：“从日本前往中国的船只很多，整个行程需要十天至十二天。”显然，沙勿略此时的估计比十个月前的准确了许多，可以说日本是他了解中国的一个跳板。

其次，相对于“由几个极大的岛组成的”日本而言，中国的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更是传教士们关注的重点。葡萄牙与日本都是岛国，其土地、资源都有很大的限制，因而大陆对沙勿略这样的传教士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神秘感与吸引力。一想到要让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人们都成为上帝的子民，传教士们必然是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因此沙勿略在信中反复提到了中国的幅员广大、经济富足，甚至在还提到了中国有十五个地方区（省）[9]。

与日本最为不同的是，中国“和平，完全没有战争”。沙勿略来到日本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公方与幕府的对抗、各地大名的争斗，使得日本政治环境极为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因此沙勿略认为“他们（日本人）是非常好战的国民，总是在打仗，武力最强大者握有统治权。即使拥戴某人为国王，服从他也不会超过150年以上。为此，他们之间不停地进行着战争。”[10]动荡的政治局面让沙勿略原本设想的通过天皇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受阻，迫使他辗转各地大名之间，在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夹缝间发展传教事业。因此，我们不难想象，沙勿略此时已经认识到一个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状况将会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发展，因而他多次向教会提到中国的和平稳定。

沙勿略对中日人民及其生活习俗的比较认识

沙勿略早在1548年1月20日于科钦之罗马耶稣会士的信件中就表达过他对日本人的看法：“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如他（弥次郎）般是同样好学的国民，那我认为，日本人将是新发现的各国人民中最高级的民族。……他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对任何问题都刨根问底。他进步神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对真理的认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此时沙勿略对日本人的印象仅仅来自于池端弥次郎这一个体，因此还谈不上对日本人的整体认识，但此后不久，他于1549年1月12日由交趾发出、致罗耀拉的信件中写到：“日本既无天主教之劲敌伊斯兰教徒，亦无犹太人；日本人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重理性的民族；全国使用同一种语言；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这里的语句中已没有前一封信中那种假设与推论的语气，取而代之的是对日本人“充满好奇、重理性”的肯定，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马六甲活动的一年内，沙勿略接触了更多的日本人，对日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去日本传教的想法。

到达鹿儿岛后，他于1549年11月5日致果阿神学院众修士的信中写道：“在我们目前打过交道的所有新发现的民族里，日本人是最优良的，我认为在异教徒中不能找到比日本人更加优秀的了。这个国家的国民重视礼节，一般人都很善良，不怀恶心，尤其让人惊讶的是他们非常珍惜名誉。国民们普遍贫穷，然而无论是在武士阶层还是非武士阶层，人们都不以贫穷为耻。他们之间还有一种天主教诸国中未有的现象，即：虽然武士十分贫穷，但非武士阶层的有钱人们对他们都很尊敬，仿佛他们是非常富裕的人家一般。而且，武士就算再贫困，就算被赠与再多的财产，也绝不会与非武士阶层的人结婚。因为他们认为与低贱阶层的人结婚就会丧失他们的名誉。他们就是如此重名轻财。这个国家的国民彼此礼仪相待，也看重武器，非常信赖武器。他们总是佩带着大刀与小刀，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满了十四岁都得佩带大刀、小刀。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侮辱与轻蔑的话语。非武士阶层的人十分尊敬武士，而武士则以能效命于领主为荣，他们非常服从领主。似乎这并非因为他们害怕受到领主的惩罚，而是害怕失去自己的名誉而已。他们饮用米酒，这个地方名誉葡萄酒。他们绝不赌博，因为他们认为赌博者想要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必然发展成为偷盗者，而这是十分损害名誉的事情。他们不轻易发誓，发誓时要在太阳下进行。由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写，因而能够很快学会祈祷和主的教诲。这个地方盗贼很少，因为行盗者一旦被发现就会处以死刑的惩罚。他们非常痛恨盗窃的罪行。这个国家的国民拥有善良的意志，喜欢与人交往，求知欲旺盛，了解到主的知识后异常欢喜。在我一生所到过的各个国家中，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非天主教国家，都没有哪里如日本般憎恶盗窃。”[12]

这封信件是沙勿略到达日本后寄去果阿的第一批信件，其中对日本人及其生活、习俗的详细介绍无疑成为了教会内部认识日本的重要材料。从日本回到印度科钦之后，沙勿略又在1552年1月29日寄往欧洲耶稣会员的信件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日本人及其习俗：

“日本人使用武器，乘坐马匹。认为没有比他们更优越的国民。他们轻视所有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尊重武器，极为爱护，拥有良好武器比什么都自豪，并在上面施以黄金和白银的装饰。无论居家还是外出，总是带着大刀和小刀，睡觉时也放在枕旁。

我从未见过如此爱护武器的人们。他们的箭术极为优秀。这个国有马匹，但他们徒步作战。他们之间的礼仪极为庄重，但由于蔑视外国人，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礼节非常随意。由于所有的财产都用于服装、武器和家臣的俸禄，他们似乎不储蓄财宝。他们是非常好战的国民，总是在打仗，屋里最强大者握有统治权。即使拥戴某人为国王，服从他也不会超过150年以上。为此，他们之间不停地进行着战争。

……

日本人有出色的才能，是服从于理性的人们，所以认为这才是真理。

……

日本人有极强的好奇心，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质问，求知欲旺盛，有数不清的问题。

……

日本人是白人。”[13]

沙勿略在此处所用的“白人”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白种人，而是区别于伊比利亚半岛上肤色较深、社会地位较低的摩尔人的指称，是基于种族主义立场的另类的褒义词。[14]综合以上信件，沙勿略关于日本人及其生活习俗的认识可归纳如下：1、日本人重视礼节，珍惜名誉；2、轻视钱财，憎恶盗窃；3、他们尊重武器，随身佩刀，乘坐马匹，十分好战；4、大多数人能够读写，才能出色，好奇心强，求知欲盛。5、有民族优越感，轻视外国人。

可见，沙勿略对日本人的态度基本是肯定的、积极的。虽然沙勿略信中对中国人的描述并不是很多，但对比于他对日本人的认识来看，或许我们能够更好地挖掘沙勿略对中国人的态度。

在上述同一封信件中，沙勿略写到：“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来世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都比日本人）造诣更深。……据我在日本和其它地方的所见所闻，中国人极为敏锐，富有才能，是比日本人更优秀、更有学问的人。”[15]另外，在同日写给罗耀拉的信件中，类似的赞美之词再次出现：“中国人头脑聪明，爱好学习，尤其喜爱专研治理国家的法律学问，求知欲极其旺盛。国民们都是白人，没有胡须，眼睛也很小。他们是宽厚和蔼的国民，特别爱好和平，国内没有战争。”[16]可以看出，沙勿略对中国人的认识与对日本人的认识并无太大差别，但他强调了两点不同：1、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加优秀；2、中国人宽厚和蔼，爱好和平。

当然，沙勿略对中国人的认识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究其原因还要归结于他日本传教经验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传说，即日本人问他：“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作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国人没听到它呢？”这件事情对沙勿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他坚定了前往中国传教的想法。他甚至在1552年1月29日写给罗耀拉的信中说到：“如果听闻中国人信奉了主的教义，日本人应该就会迅速抛弃现在诸多宗派的谬见了吧。”[17]这不仅反应了日本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其实也间接反映出了沙勿略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感到的失意。如前所述，日本战争不断，各地大名在与传教士接触时都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色彩，改宗只是换取世俗利益的途径，日本教会发展中隐伏着重重危机。因此，沙勿略对中国过于美丽的幻想其实折射出了他在日本的不尽如意。

沙勿略对中日语言文字的比较认识

沙勿略首次提到日本的语言文字是在1549年1月12日由交趾发出、致罗耀拉的信件中。他这样写到：“日本既无天主教之劲敌伊斯兰教徒，亦无犹太人；日本人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重理性的民族；全国使用同一种语言；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18]笔者认为这里沙勿略所说的“全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可能指的是京都方言或者汉字。就日本历史来看，在江户方言成熟的江户时代晚期之前，京都方言长期都是日本实际上的“中央语”，即通用语。但是沙勿略时期的日本，中央政权力量减弱，各地大名崛起，方言的使用也逐渐增多。1603至1604年在长崎发行的《日葡辞书》虽以京都方言为中心，但也广泛收录了大量的九州方言。这既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有关，也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方言的盛行。但是汉字一直是日本通用的文字，也是日本官方文书使用的文字，因此，尚未到过日本的沙勿略此时所说的“同一种语言”指汉字的可能性更大。

随后的1月14日于科钦致罗耀拉的信中写到：“（他们的文字）与我们的文字大不相同，是从上往下写的。”[19]这里对日语的书写方式进行了介绍。同年2月2日,沙勿略在写给西蒙神父的信中说到：“据说，就像我们（不懂用拉丁语写的书）一样，日本人信奉的信仰是用难以读解、一般人不能理解（的汉字）写成。”[20]这里提到了日本的文字——汉字，同时也说明而来汉字这一书面语同日常使用的口头语差别之大，以至于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

以上可以看出，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多的沙勿略对日本语言本身的介绍并不细致，反而对中日两国共通的汉字更加关注。他曾于1548年写给印度总督加尔西亚、德、萨（Garcia de Sa）的报告中说：“他（一位曾在中国景山的葡萄牙商人）说，如果会讲中文，可以毫无顾忌、安安全全地走遍各地。……他说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学校，各地的统治官员在那里学习王国的所有法律。有学校供神父学习，是通过书本学习，他看到那里有很多书，他们还把书带到日本。那里还有学习治疗各种疾病的学校，拥有关于一切知识的巨著，都用汉语撰写。除了汉语之外，他不知道还有用其他文字写作阅读的。他们说从占婆到日本陆地的京都，人们都读汉字书籍。……我也多次听到其他很多中国人说，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书是印刷的，有很多印刷厂。”[21]1552年1月29日于印度致罗耀拉的信中也写到：“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口头语言有很大不同，不能彼此说话的意思；但是日本人懂得汉字，可以理解中国人的书面文字。各个大学里都教授汉字，懂得汉字的僧人们被大家认为是学者。中国汉字每一字表一事物，所以日本人学习汉字时，要在文字上方画出这个词语表示的事物。例如，在表示“人”的文字上方画出人的形状，其它一切文字也都同样处理，将文字收集整理成为词典。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书写时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即使都懂得字面意思，但双方的国语却是不同的。”[22]

沙勿略对中日两国文字共通性的认识对后来范礼安的政策、澳门神学院课程的设立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沙勿略对中日宗教的比较认识

宗教问题当然是沙勿略重点关心的问题。早在1546年5月10日作于满剌加（马六甲）的信件中，沙勿略就提到了圣多默（Saint Thomas，又译圣多马、圣多玛斯）到中国传教的传说；且在同一封信中，沙勿略通过一个小故事介绍了中国的某些宗教情况：“我在马六甲（Malacca）时遇到了从被称为中国的国度来的以为葡萄牙商人，他在那里进行了重要的贸易。他说，从中国宫廷来的中国人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基督徒是否吃猪肉。葡萄牙人回答说：‘是的，吃猪肉。’然后问道，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那个中国人回答说，有许多人居住在山区，远离其他民族。他们不吃猪肉，还遵守各种各样的祭典。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如他所说，或是像新天主教百科全书（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的信徒那样，是遵守旧约与新约教义之人，或者就是犹太民族。因为他们不像所有人说的那样是伊斯兰教徒。”[23]

从此，沙勿略便开始关注中国是否已经存在某些基督信仰的人，他“向了解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打听他们中间所遵守的祭式与习惯等许多事”，“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是基督徒，是否是犹太人。”此问题的答案体现在其1552年1月29日的信件中：“据来自于中国人（提供的）知识，中国有大多数人属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据我获得的情报，他们中还有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天主教徒。”[24]

如果说沙勿略对中国宗教的了解只是道听途说的话，对日本宗教的了解则是他亲身经验的总结。他多次在信件中用了相当大篇幅来介绍日本的宗教。在1549年11月5日发自鹿儿岛至果阿的信件中，他讲到：“他们（日本人）多数信仰古人。据我听到的消息所知，这些人都过着哲人般的生活。另外，国民中有很多人崇拜太阳，其他一些则崇拜月亮。他们乐于接受合乎道理的事情，如果你向他们说明某种罪行的理由及其不正确的地方，他们就会承认此道理并禁止该行为。俗人之中罪恶较少、通晓道理的人被称作‘坊主’（Bonzos)，赋予神父或祭司的职责。”[25]随后，沙勿略批评了和尚的腐败和他们对主的教义的无知，他继续分析了日本人尊敬和尚的原因：“大部分日本人都十分尊敬僧侣，即使他们罪恶深重。他们如此受到尊重的理由是，他们节制欲望，绝不食肉类、鱼类，仅靠蔬菜、果物和大米维生，且每日只食一餐，绝不饮酒。僧侣数量很多，寺院收入甚微。这些如牧师一般身着黑衣的节欲之人禁止与妇人来往，一旦犯戒将失去生命。我认为，就是因为这样，再加上有关信仰的各种故事的流传，就是他们受到尊敬的原因。”[26]

他在其它信件中还介绍到，同中国相反，“日本既无天主教之劲敌伊斯兰教徒，亦无犹太人”。[27]但是“当地有许多男女过着修行生活。他们中间的男性被称为僧侣。有各种各样的宗派。”[28]随后沙勿略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日本佛教僧尼的衣着、寺院的数量及人数、佛教的起源及宗派、教义的特点与缺陷、戒律，以及他们与佛教徒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沙勿略对中日宗教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看出，就宗教的整体环境而言，中国的宗教情况比日本更为复杂，而之后的来华耶稣会士们的经历更印证了这一点。另外，他对日本佛教的认识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然而他并未能区分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及禅宗，只是笼统地认为他们都是起源于释迦和阿弥陀。同时，由于一神教强烈的排他性，沙勿略在论述过程中难以抑制对日本宗教的蔑视和批判。这种态度一直影响到了后来的日本耶稣会士及来华的耶稣会士。

影响

1、“听从神的召唤，从今以后，会有许多的会员前往中国”[29]

沙勿略对中日各方面的比较认识引起了教会内部对中国的关注和热情，为其后大批耶稣会士入华奠定了基础。沙勿略对日本人的良好修养和日本社会的高度发达的描绘，让耶稣会对远东地区的情况有了新的认识，从而采取了与其它地方传教政策不同的策略。而相对于日本，中国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更为发达，且社会状况和平稳定，似乎更利用福音的传播，也更有挑战性。加之圣多马中国之行的传说，以及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存在的传闻，更加激起了传教士们归化中国的热情和决心。沙勿略之后的耶稣会士们，在面临日本教会发展瓶颈之时，被其勾勒的美好中国图景所吸引，受其顽强执着、不畏艰险之性格的感染，为其献身精神和宏大理想所感动，前仆后继地为打开中国大门而努力。据荣振华神父（Joseph Hehergne）的统计，沙勿略至利玛窦之间，曾有32名耶稣会士、1名奥古斯丁会士、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30]

2、“中国是很大的国家，和平，绝无战争。”[31]

沙勿略虽未曾进入中国，但其在印度、马六甲和日本活动期间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成为了耶稣会内部间接了解中国的途径，成为了以后来华传教士的早期知识储备。他的信件介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经济情况、社会风气、人种特点、语言文字、宗教情况以及同日本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他在上川岛所写信件中，对中国严格的海禁有所描述：“中国壁垒森严，无国王的‘答’，任何人不得入华，因为国王严格禁止外国人无他的‘答’进入他的国土。……所有见到我们的华人，都是诚实的商人，对我们的举动感到高兴并希望我们前往中国。他们以为我们写在书上的圣法比他们信奉的道法为佳，也许他们是出于好奇。众人兴致颇高，但无人愿意冒风险引导我们前往。”[32]这也为后来试图入华的传教士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信息。

3、“如果能在中国设立商馆，国王陛下将会收到莫大的利益。”[33]

沙勿略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世俗任务，他在开辟日本教区之时就凭借敏锐的商业直觉，抓住了日本大名的利益需求，充当了葡萄牙商人与日本大名之间的中介人。他刚到日本鹿儿岛之时，就于1549年11月5日的信件中向马尼拉总督提出了在堺建立商馆的建议，在同日写给果阿戈麦斯(Gomes, Antonlo)神父的信中还提交了一份葡萄牙商船来日贸易的商品目录以及航行、交易时的注意事项。[34]他还在1549年11月5日于鹿儿岛写给果阿神学院的信件中提到：“如果能够取得日本国王的安全通行证，就可以安心地前往更大的中国，而不会受到任何虐待。只要日本国王信奉我主，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可以容易得从他那里得到通行证。日本国王与中国国王关系友好，他拥有作为亲善标志的印章，可以给前往中国的人们颁发勘合符记。由日本前往中国的船只很多，整个旅程只需十天至十二天。”[35]在1552年1月29日写给欧洲的信件中叶提到：“因为堺是日本最富有的港口，（日本）国内的金银大部分集中在那里。……堺是极大的港口，是有许多商人与金钱的城镇。比日本其它地方有更多的银子与金子，所以我想在堺设立葡萄牙商馆。……载来神父的船不要装过多的胡椒，最多80帕莱尔（barrel，桶）因为如前所述，在到达堺港时，带的越少，就卖得越好。可以得到许多金子。”[36]以上内容中除了介绍日本富裕的港口堺和日葡胡椒贸易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提到了中日之间航行便利，允许持有勘合符记的船只进行贸易。由于在远东地区，教会与商人关系密切，不难推断，沙勿略提供的这些信息为以后葡萄牙商人抓住中日之间的商机、发展以生丝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提供了灵感。

4、“如果没有中国与日本耶稣会是不可能永存的。”[37]

沙勿略的信中多次出现中日两国在地理位置、语言文字、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方面的比较，这就为以后传教士在澳门的培养方案，以及中国耶稣会借鉴日本经验提供了认识上的前提。

由于中日两国虽然“口头语言不同，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因此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培养的传教士都要学习汉字，根据黄启臣教授的研究，“学院根据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参考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Coimbra）的教学程序设计课程，共设置有中文、拉丁文、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音乐、修辞等课程。其中中文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人人要学，学时最多。因为它是在中国以至远东进行传教必需的沟通工具。不但学生要学，而且连一些教授也要学。例如艾儒略，既是数学教授，又是在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故其名字也列入该院毕业生名册之中。”[38]

而在“Deus”的中文翻译的讨论和礼仪之争中，日本耶稣会士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他们深受“大日如来误译事件”之害，对中文译名的翻译比中国耶稣会士敏感得多。沙勿略提出的音译原则在日本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了中文的翻译。而后的礼仪之争也不仅仅是中国单独的产物，在日本同样存在同样的问题。沙勿略因地制宜地对传教策略的调整也为后来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的“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奠定了基础。中日两国教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相辅相成，都在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结语

本文试图从对中日两国总体情况、两国人民及其生活习俗、中日语言文字和中日宗教情况四个方面来概括沙勿略对中日两国的比较认识，并联系其后耶稣会在中日两国的发展状况，对其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本文并未能直接利用沙勿略信件的葡文原文，主要依据的是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的日文译文。相信随着进一步对葡语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沙勿略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和透彻。本文内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还待进一步地探讨，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今后的沙勿略研究提供一些灵感。

参考文献

戚印平，《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1期，P66-74。

王冬青，《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P138-142。

汤开建、刘小珊，《关于日本开教初期的几个问题》，《文化与宗教的碰撞——纪念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7年10月，P179-218。

黄启臣，《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岭南文史》，1995年01期，P57-60。

イエズス会士日本通信，イエズス会[編] ;村上直次郎訳;柳谷武夫編輯 ，東京:雄松堂書店，1968.12-1969.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

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8月第一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11级硕士研究生沈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