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宗教文化传播活动探究

——以安徽省五河县为例

摘要：明清之际，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这其中，天主教传教士各处开展的传教活动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五河县，因其便利的水路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安徽省最早传入天主教的地区，并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在安徽全省的覆盖。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和历史文献分析等方法，理清天主教传入五河的脉络和历史背景，分析五河县首开教区的原因及传教活动。

关键词：天主教，五河县，礼仪之争

Abstract：In Ming and Ting Dynasties, Chinese and European cultural has unprecedented progress. It is formation another climax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Chinaand the West. During thi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limax,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mission around the world becoming a signification role in promoting. Wuhe is a countryside because of its convenient access of waterways and great location becoming the first place Catholic come in area inAnhuiProvince, and eventually formed the coverag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AnhuiProvince. This paper will through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to analysis the reason of Wuhe becoming the first parish place. After that this paper will use Wuhe as a case to analysis the activities of missionaries’ missionary.

Keywords:Catholic, Wuhe, rites controversy

绪论

明清之际，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1]。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则无疑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批随商船和商人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致力于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传播福音。他们或走进宫廷，担任高官，教授统治者先进知识；或走向田间地头，与民众接触，建立教堂、医院，直至建成教区，逐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群众中的影响。很多日后走进宫廷或是在汉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汉学家，都曾从田间地头开始他们的“中国之旅”。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认识，促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面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五河县，隶属安徽省蚌埠市，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下游，因境内淮、浍、漴、潼、沱五水汇聚而得名。因其水路交通便利，毗邻南京，而成为安徽向东的门户。五河县，作为安徽传入天主教最早的地区，其教区的发展历程一波三折。

本文首先将从“礼仪之争”[2]的历史背景出发，以历史文献记录为基础，梳理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五河地区传教的整体脉络，并分析五河县首开教区的原因。其次，通过走访和实地考察，回溯传教士在五河县的传播历史，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认识天主教在中国民间的传教活动，解读外来文化同中国民间本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影响。

一、天主教五河传播源流考证

由清顺治六年（1649年）起，天主教五河教区已然走过三个多世纪，期间波折不断，传教活动和教堂也曾一度废止。五河教区，是天主教传入安徽最早的地区；同全国其他教区一样，它的沿袭和发展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一）清初传教活动

据《五河县志》记载：“清顺治六年（1649年），明末时期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德意志人汤若望[3]，这时到五河传教，在城乡建了多处教堂，开始传入天主教。”[4]此谓天主教安徽传播之始。

对于这一段历史，在光绪甲午年（1894年）重修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五河县志》中未见记载，在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数目·汤若望》中同样未见表述。因此，曾有学者推断，汤若望当时在五河的传教活动影响并不大，并且，伴随清初禁教政策的实施，各地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曾一度被废止。但无论如何，五河教区的开辟及汤若望在此短暂的传教活动，为后来五河教区的重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初的禁教政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陷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礼仪之争”[5]的漩涡之中。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受挫，史称“历狱”。然而，康熙帝执政后推倒鳌拜，重新起用外邦人。南怀仁[6]利用西方发明贡献清朝，建立天主教传教士的声望，南怀仁亦与利类思、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康熙八年（1669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在此背景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7]至五河县传教。1684年，33岁的卫方济从里斯本启程前往东方，并于1685年8月抵达中国。卫方济接受阿维罗公爵夫人的资助，本打算到日本传教，但因不能入境，只得改赴中国。是年，卫方济于江苏淮安主持传教，后应许甘弟大[8]侄子之邀来到五河传教，开始建堂传教，一次就吸收了几百名教徒。[9]据费赖之著《入华耶稣会传教士列传及数目》记载：“方济居淮安时，许太夫人之子侄召之至五河县城，以所建之教堂赠之，嗣后教务极为发达。”[10]

经过调研，笔者并未发现卫方济于五河传教的详细时限和详细记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卫方济于淮安、五河传教若干年后，移居上海，并于1691年间赴江西传教。后因索邦神学院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文化适应策略，为了维护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卫方济、庞嘉宾于1702年同返欧洲交涉。之后，卫方济虽仍有机会返华，并到达澳门，却未能进入教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卫方济再度返欧，后无法重返中国。[11]

卫方济离开后，五河教区的传教工作由恩安当、方惟一接替。[12]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法国传教士在五河县有了固定住院，传教士芮效连在城东门（现中兴路）设立教堂，下设许场、安三里、安淮集、钟阳集、武桥、黑鱼沟、张滩、聂圩等八处分堂。

正值耶稣会在五河县的传教活动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礼仪之争”中教皇与中国掌权者间误解和矛盾进一步深化，教皇的错误决定最终致使康熙帝于晚年再度颁发“禁教令”，并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施行。雍正、乾隆年间，各直省奉旨一再查禁，五河各教堂遂被废止。

（二）天平天国运动前后的传教活动

“礼仪之争”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775年教皇解散耶稣会，争论随之彻底结束。但是，“礼仪之争”带来的影响在中国却远未结束，直至鸦片战争后，伴随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的签订，各国可“于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中方才被迫开禁。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6名法国传教士接管了江南教区的215座教堂和40500名教众。[13]而五河县，作为安徽省天主教的一个老据点，自然而然成为了传教士的目标，传教士往来频繁。曾有学者根据高倍龙、史式徽二人的《江南传教史》中对五河地区传教活动的记载分析指出，1847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前，至少有六名传教士曾到达五河，有人甚至殁于此。[14]（见表1）

表1：太平天国失败前五河传教士情况表

年代	姓名	传教活动	备注
1847	龙保理	探访教徒
1849-1851	薛孔昭	探访教徒
1851	马再新	探访教徒
1852.12	赵方济（主教）	巡视水灾区教民	由马再新陪同
1852-1853	马再新	留驻五河	殁于此
1855.5	葛必达	探访教徒
1861	葛必达	北上搜集情况	因战争未能到达五河
1863	桑李爵、张星伯（中国）	探访教徒	因战争未能到，仅张单独前往
1864.7	张星伯	视察太平军战后情况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尽管不少传教士等曾到达五河，但驻留时间并不长，大都是“走马观花”似地路过，主教更只是以“巡视”的名义来到五河，仅有马再新在此长期居留，并殁于此。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徽的迅速蔓延。根据《安徽文化史》编委会考证，1855年到1864年间，五河县城在一次战争中被烧毁，教堂被烧掉，教徒四散流离[15]，安徽其他传教点的情况亦无出其右。天主教希望在安徽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的计划也就此“流产”。但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据此推断，战争中传教士仍接连不断“探访”，甚至主教亲自前去“巡视”，正是反映了耶稣会想以五河为跳板，早日打开安徽传教局面的迫切心情。

在清军残酷的军事镇压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位于南京的西方传教士立即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措施。中国神父张星伯此时被派往五河，以恢复在战争中中断的联系。1867年，法国神父金式玉[16]又来到这里，在全省建立许多教堂，直至1890年病死于五河县。可以说，他是近代西方天主教会在华传教的急先锋式的人物，早在来安徽传教之前就曾于上海徐家汇建立育婴堂；抵安徽传教后，在芜湖、宁国、五河等地大量置地修建教堂。当时，金式玉在五河主要进行恢复传教工作，修复、重建在战争中被摧毁的教堂，继续扩大教众，并建立了每年派神父走访两次的制度。[17]到了同治庚午年间（1870年前后），五河县的大兴街、张家滩、黄家嘴、石家嘴、武家桥、聂圩、许场、安淮集、头铺等村镇先后建起了10余座教堂[18]，变为皖北的一个传教中心。

同治九年（1870年），传教士刘德耀于大兴街北首购地两处建天主教、育婴堂各一座。马其苏、金缄三两教士又在张滩、黄家嘴、石家嘴、许场、安淮、头铺等村建分堂。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设分堂5座，教徒550人。光绪八年（1882年），五河与霍邱县组成一个独立的总铎区，名为颍州府总铎区。五河则为该区的基地，以五河县为中心沿淮向全省发展。

图1：《五河县志》中关于天主堂的记载

（注：全文如下：明季泰西利玛窦、南怀仁等航海至粤东五羊城，辟地建堂，敬事奉天主，此为天主教入中国之始。国朝顺治间以西人汤若望精于推步，命掌钦天监事。汤若望亦是教中人。自是天主教流传浸广时，五河城乡亦建教堂数处。雍正、乾隆间，各直省奉旨一再查禁，五邑教堂遂废。道光二十五年，和约成准在各省购地建堂传教。同治庚午，其教士刘德耀于大兴街北首购地两处，建天主堂一、育婴堂一。马其苏、金缄三两教士复于张家滩、黄家嘴、石家嘴、武家桥、聂家圩、许家场、安淮集、头埠各处次第重建。）

（三）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五河教区的发展[19]

1929年五河县重新扩建天主教堂，并分为东西两堂，东堂（又名男堂）由法籍神父执理，西堂为修女院。1939年意大利人杜义道神父由凤阳来五河，直到1953年新中国建立后，他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勾结，被驱逐回国。从此，五河天主教堂划归蚌埠教区，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走上独立办教会的道路。[20]

二、传教士在五河的传教活动及首开教区的原因

（一）以“善”为媒——在传教士五河的传教活动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必然具有的多样化的社会功能，而慈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纵观世界三大教，尽管教义不同，信仰不同，教法不同，修持方式不同，却有着共通的精神，那就是慈善。

历史上，重要的宗教团体都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或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抑或在重大灾害前全力投入救灾活动。同样，天主教诞生以后，参加慈善救助活动也就自然成为其履行社会责任和传播信仰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深受欧洲天主教服务社会的慈善观念的影响，明清之际，天主教随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也一直践行其慈善传统。

一方面，这种观念随之走进当时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到了晚晴时期，伴随入华传教士人数增加和传教范围扩大，天主教已然成为当时社会救助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活动主要包括收养弃婴，创办医馆，救治疾病，赈济灾民等。另一方面，“慈善”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在华传教士的传教工具。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的建立，其对中国幼童和孤儿的教化以及救治伤患、赈灾救济等活动，对其宣传信仰和博取当地百姓信任和好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弃、溺婴儿是一个当时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生育率居高不下，沉重的生活负担，加之“男尊女卑”、“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婴被抛弃和溺死的案例十分多见。于中国各处传教的传教士，不忍对此类现象置之不理，开始了收养和救助弃婴的工作。早在1569年，天主教会就已经在澳门设立了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仁慈堂，该堂的一个主要慈善活动就是收养社会上的孤儿和弃儿。[21]

天主教进入五河后，一直热心于履行社会责任。同治庚午年间，传教士刘德耀于大兴街北首购地两处，修建建天主堂、育婴堂各一处[22]，救助了大量弃婴。

天主教在华慈善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办医馆，救助疾患。在当时的中国，很多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并没有充足的医疗费用来源，一旦患疾，就只能坐以待毙，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在华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利用西医帮助民众解除痛苦。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会在澳门创办了一所贫民医院，该院分男女病区，由一道高墙隔开，收治社会上的患病者，“不仅对被遗弃的染病的基督教徒是这样，对异教徒也是如此。他们被接收进院，得到照料，如果可能的话，还由医院的医生进行医治。[23]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伴随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的签订，各国可“于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传教士在华设立医疗机构数量不断扩大。

五河的传教士同样积极活动。清道光年间，法天主教总堂在五河县城买地建屋，法籍传教士詹有道办育婴堂、义学、行医，是为西方医学传入安徽之始。[24]

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开展各项慈善事业的目的，除了出于天主教慈善观念，为社会贫穷和弱势群体提供及时的救助服务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借行善以扩大天主教在当地的影响，进而扩大传教果实，使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马若瑟就曾提到，“只要顺便给一点小小的施舍，就可以争取一些人成为基督教徒或在一个村庄留下宗教的种子。”[25]道光三十年（1850），在江南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士卜亦奥面对洪灾肆虐、难民蜂拥的悲惨处境亦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有权组织管理慈善事业，继续已开始的仁爱工作，在上海，我们定能收获无数的救灵成果……我从教区的四面八方，得知教友们行的慈善事业，使我们大得人心。”[26]

（二）五河县首开教区的原因

对于五河之所以成为安徽天主教传教之始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地理位置优势

五河县的地理位置优势是决定性因素。上文已经提到，五河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五条河流在此汇聚，分别为——淮河、浍河、漴河、潼河、沱河。《宋史·地理志》释五河县名：“有浍潼沱漴淮五河，故名”。清人张佩芸有《五水咏》：“五水相连号五河，东潼西浍北沿沱，漴流春泛鱼苗长，淮浦秋生雁影多”。[27]尽管到了清朝光绪年间，由于地势变化和泥沙淤积的影响，五条河流中只有三条河流通航，但依旧未影响五河县交通上的通达性。

以上五条河流在五河县汇合并注入洪泽湖，五河县同传教活动密集的江苏省之间仅这“一湖之隔”。卫方济应邀来五河传教之前，正是在洪泽湖另一岸的淮安传教。

此外，密集的水路交通使五河成为省内人员和商品往来的集散处，便于教会人员往来活动，并发挥五河在地理上的辐射作用。

（2）民俗民风优势

伴地理特色而形成的独特的人文风情吸引着传教士。光绪《五河县志》中记载，“五俗质直少文，或以浅陋见诮，然贫富不相耀，告讦之风亦少。衰毋亦脊徒之民，劳劳则善心生欤。”又云：“民性率直，贱商务农。”“民性淳直，词讼简少。”“经商则客籍多于土著。”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分析指出，五民“贱商务农”、五地“经商则客籍多于土著”、“民生不止商贾”，所有这些都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了，五邑之民能够接纳外来之民，或来营生，或来办学等等，外国人来此地传教，当然也能接纳，更何况传教士们在传教时伴以一些社会福利性的惯常活动，易于吸引社会贫民、平民特别是一些最底下的民众入会。[28]

三、结论与反思

（一）结论

五河，是安徽省天主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清顺治六年（1649年），汤若望首开五河教区。清初禁教政策解除之后，卫方济应许甘弟大侄子之邀赴五河传教。自雍正元年（1723年）起正式施行。同各省一样，五河教区的教堂和传教活动一度被废止。

近代史开启之后，活跃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将目光投向了与江苏仅有“一湖之隔”的老教区——五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五河教区的恢复和发展并未如期施行；但是，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在张星伯、金式玉等一批传教士“急先锋”式的推动下，五河教区迅速扩大，并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辐射到了安徽省其他地区。

传教士在五河通过收养弃婴和治病行医等方式，既践行了天主教的慈善观念又逐步扩大了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对于五河首开安徽传教之始的原因，笔者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五河汇聚的地理优势不仅方便位于南京的传教士往来活动，而且利于在全省的覆盖；第二，此环境造就的民风开放，天主教的植入受到的抵触相对较小。

（二）反思

（1）地方史编纂忽视了天主教与本土的文化的相互作用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教士以狂热的激情、非凡的毅力，坚忍执著，勇敢无畏，不怕挫折，不惧压力的精神传播信仰，充当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当东西方相当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壤上相会时，由于地域各异和文化传统有别，异体间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融合交会、互为补充，但互相排斥、离异冲突、互为抵牾的现象不可避免。

五河，作为安徽省最早传入天主教的地区，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个缩影，传教士在此的传教活动同西方教会在中国的整体传教策略息息相关。

由利玛窦开启的“适应政策”无疑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适应政策”已不仅局限于传教士取华名、学汉语、偶尔中国式的打扮和游走于中国宫廷，而是在教会中强调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采取一种灵活和赞同的方式，将西方教义同中国传统流派和宗教，如儒教、佛教等相结合，将西方主流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并在广大普通百姓中传播、扩大影响，以求得民众最小的抵触心理和最平和的传教局面。

首先，传教士将西方教义译成中文。因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观念的一些地方具有吻合性，且一定程度上与传教所在地区文化和民俗的兼容性，更易为民众所接受，也较易于遵守。此外，这一政策在遗迹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教堂建设的本土化。笔者曾于2013年2月，在五河天主堂王神父的指引下，参观了五河教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距今已170多年历史的聂圩天主堂。尽管年久失修，但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整个教堂不是欧洲典型的哥特式，而是类似于传统的南方民居。没有钟楼，取而代之的是徽派的屋顶和漆红色的对开门。

无论是中国式的天主教堂，还是上文中提到的天主教参与地方慈善事业，都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和风俗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在地方史的编纂中，对此进行系统梳理的却少之又少。以安徽省五河县为例，无论是清光绪年间重修的《五河县志》，还是1992年由五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五河县志》，抑或1981至1999年间由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并陆续出版的《安徽省志》，都几乎未有系统梳理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及其参与地方性事业的活动。此类信息大多是散见于文化、卫生等与之相关分卷中的叙述性文字；不仅数量少，且缺乏详细的文字说明、史料文献和数据统计。

（2）史料文献的有效保护

笔者在为此篇论文做准备的过程中，经由蚌埠市宗教事务局拜访了五河县宗教事务局刘新海局长，他同时也是五河地区宗教问题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就由他率队组织了五河县最大的一次宗教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他那里，笔者得知，那次的搜集活动中天主教的材料搜集得最少，原因多少跟建国初期和动乱时期特殊环境的历史遗留有关，自从1953年最后一任意大利主教离开，相关传教历史文献大多不是被带走就是被毁灭了。现存的只有一份五河天主堂建堂时的文书，但是确切历史年月不详。与五河教区形成与发展相关的历史记载，大都散落于各类综合史籍。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在五河修建的诸多教堂，今天也已不复存在，仅存聂圩天主堂一处，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

文献作为触摸历史的工具和敲门砖，它的丢失使我们无法还原历史实情。海外汉学这门学科领域近年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大量历史文献不断挖掘和不断回流的基础之上，“澳门学”、“敦煌学”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发现，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及普通大众开始关注到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这次由传教士牵线搭桥的戏剧性的相遇；也开始认识到伴随“中学西传”，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普世性意义。现如今，在文化大繁荣和大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建立起对历史文献的正确认识和有效保护，打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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