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之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立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寅恪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全文如下：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指的他并非是和某个人有矛盾而自杀，传说和罗振玉关系不好；一姓之兴亡，因为，王国维在政治上保守，曾拜见小清廷皇帝溥仪，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这里，陈先生将王国维之死，提高了精神层面来理解。

这里开篇就说，“士之读书治学”，这就指明了他是对“读书治学”来讲的。“士”在这里就是指的指大学师生。全篇的思想，就是强调，大学师生在学习和研究上，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见，碑铭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一种大学的学术精神，而不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追求。一切离开学术精神而对这十个字的解说，都是出于不同的需要所做的各种不同发挥，并不是陈寅恪的本来意旨。这是必须要说明的。 ”

陈寅恪说“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的“俗谛”本为佛教用语，与真谛相对，在这里指世俗的、既有的、流行的成见。这对我们来理解大学是很重要的，大学一方面是和当下的社会密不可分，但又和当下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人类知识的传承之地，作为社会的精神家园，它是不能跟着社会思潮跑的。在商业化社会中，他始终是以金钱为主导观念的批判者，大学是社会的良心，道理就在这里。但现在的大学忘记了这一点，过度的世俗化，追随社会风气，而不是引领社会风气。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北京已经在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把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园地，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作为大学精神，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之地也。蔡元培先生的这句名言我们应时时牢记。

大学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确保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潜心地研究高深学问、不断地追求和认识客观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文化，这正是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在研究生阶段知识的积累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心智的培养更为重要。尤其是选择做人文学科的学生，一定要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是社会思想的策源地，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创造。必须记住，做人文学科有两个根本点：知识只是手段，思想是灵魂，没有灵魂的知识是一堆废纸，当然没有知识为基础，也很难有思想的灵魂。而思想的锤炼主要依靠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另一点，也必须看到，作文课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在经济生活上永远不可能和做经济商业的人一样，尼采说，适度的清贫是思想飞跃的前提，满脑肥肠，天天想着发财，就不要做文科。傅斯年先生说过：想发财的别进史语所。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以学术为志业是做好学术研究之根本。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是追求真理，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大学的教师应以学术为志业，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并不能仅将教书作为自己为稻粮谋的手段，同时也应将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这种对学术的追求也并不仅仅是对实用知识的描述，对科学的顶礼膜拜，而是自己对生命的追问，将学术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样我们才会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保持者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才会不为外面花花的世界所迷惑，而能甘坐十年板凳冷。作为知识的传导者。作为思想的创造者，我们应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是我为何将这句话作为研究中心的座右铭的原因。

2013年9月12日清晨

张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