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意义——2010年北外秋季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张西平教授）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在这个庄严而隆重的开学典礼上，我代表北外的全体教师讲几句话，表达我们对全体新生的祈望。

各位同学，你们所迈进的这所大学是一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大学，是一所永远值得你们骄傲和自豪的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她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北外的这一历程赋予了这所大学一种特有的精神：这就是大学与民族的兴亡共荣，与国家的发展共存。这样一种精神品格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要时时关注国家之发展，民族之命运，就要有“先下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常说的家国天下心。尤其在今天，这样一种精神对外语大学的教育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今日之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现在已经走出东亚一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国家之发展急需一批志存高远，胸怀远大的新人，急需一批外语精通、熟悉世界各国文化与国际规则的青年俊才，急需一批中外文化会通，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学术新秀。同学们在大学的生活已经不能仅仅沉醉于花前月下，自己读书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为稻粱谋。千古兴亡，百年悲叹，崛起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北外这种为民族兴亡、国家发展而献身、牺牲的精神。

北外不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1962年国家院校调整后，中国近代大学的第一个外语系，清华大学外语系合入北外。北外从此有了许国章、王佐良、周珏良，也有了中国阿拉伯文化研究的泰斗纳忠这样一批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学术大师，由此，北外开始和中国近代的大学传统，中国近代的外语教学传统有了人脉上的连接，有了精神上的接续。什么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传统呢？这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挬’。足以相容之。”这就是宽容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大学是文化的殿堂，是学术的高地，对学术之追求，对真理之追求是其本质所要求的。大学所提供给学生并不能仅仅是一门技能和专业的知识。在外语大学对语言技能的培养是重要的，但不能将技能型、知识性作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对人的尊重，对文化的宽容，对人生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才是最重要的。人文主义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的精神境界的培养和塑造才是大学之根本追求，大学的目标就是培养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样的君子，培养出家国天下寓于一身的国家栋梁之才。在商品化日益浸入我们大学生活的今天，守护好作为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大学的特有气质，守护好作为学术殿堂的大学的固有的安静，守护好大学作为社会良心这个大学的立足支点是很重要的。

中国的外语教育如果从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算起已有百年，如果从康熙时代的俄罗斯馆算起已有近二百多年的历史。而真正的现代大学的外语系是1926的清华大学外语系，清华外语系的第一任主任是毕业于哈佛大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认为外文系的目标就是培养“博雅之士”。所谓“博雅”，又解释为“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正是在吴宓先生的培养下，才涌现出了钱钟书、曹禺、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这样一批学术大师。这种精神在北外传承着。王佐良先生曾说过：“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促进的。”这就是吴宓所倡导的“博雅教育”。

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曾对单一学科的教育提出过批评。蔡先生说：“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它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蔡先生的这个提法对今天的中国的外语类院校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今日之北外已经不再是单一外语的大学，各类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这所大学的文化内涵，各位在北外的学习生活中，一定牢记蔡元培先生所说的这些话，走通识教育之路，才能使自己的大学生活更为充实。

北外的这两个传统，我可以用北宋时期的大哲学家张载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也作为我的发言的结束和我代表全体教师给全体新生的一段赠言，这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

祝各位在北外生活愉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