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24“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第八讲“理雅各著《中国圣书》（1879年~1891年）六册翻译与诠释中我个人未曾预料的发现”顺利举办。讲座由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荣休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州天星花书院院长费乐仁教授主讲，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历史学院党总支书记薛维华老师主持。

在讲座的开篇，费乐仁教授阐释了自己为何研究理雅各多年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发现。随后，他指出《中国圣书》中“圣”字的含义为神圣，暗示了其中所蕴含的宗教内涵。理雅各不仅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春秋》等典籍，还涉及了相关经典的注释，展现出其广泛的研究视野。

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圣书》中我个人未曾预料的发现”“我未曾预料的《中国圣书》中的四个关键发现”和“超越后现代性解读的方法，以探讨理雅各对《中国圣书》英译与注释的学术贡献及汉学成就”。

首先，费乐仁教授讲述了自己在研究Norman Girardot（吉绕道）作品中的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时，发现了其诠释方法的某些问题。吉绕道在分析十九世纪英国文化史时，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视角，特别是在研究穆勒（Friedrich Max Mueller）编辑的东方圣书的动机与原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分析成果。他虽然运用后现代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理雅各的汉学贡献，但实际上并未深入研究理雅各的翻译及注释，仅限于阅读其前言（Preface）与引言（Introduction）。

费乐仁教授起初希望通过吉绕道的著作了解其对理雅各翻译中国圣书的评价，并认为吉绕道应当在书中揭示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理雅各对古代中国的翻译与理解。然而，吉绕道并未对理雅各的翻译内容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而是主要侧重于理雅各早期翻译的文章，从而忽略了理雅各在汉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因此，费乐仁教授开始深入探讨理雅各在中国圣书中的翻译与注释。同时，他也强调了研究文本本身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关注文本，才能实现新的发现。

接着，费乐仁教授讲述了自己的四个关键发现，分别是“《诗经》（1879年）中的宗教现象与理雅各的属灵视野”“理雅各在《礼记》（1885年）的《中庸》和《大学》供应“古本”翻译”“《道德经》（1891年）中理雅各英译中有诗式翻译方法”和“1891年理雅各以清代儒者身份来翻译诠释《庄子》全书”。

最后，费乐仁教授用超越后现代性解读的方法，探讨理雅各对《中国圣书》英译与注释的学术贡献及汉学成就。他对理雅各的著作评价极高，认为其英译成果是翻译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并对其在研究中国经典与文化时展现出的严谨与细致的学术态度表示由衷的钦佩。

任大援教授对费乐仁教授所提出的四个关键发现做了进一步阐释。关于第一个发现，任教授强调了一种宽容的宗教观。他提到，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这种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对传教士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理雅各便是这一现象的一个显著示例。理雅各深入融入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包容性的宗教理念，这使得他的心态更加开阔，从而延长了他的生命。随后，任教授阐述了理雅各选择古本《大学》进行注释的缘由，并指出作为一名具有异域文化背景的外国人，理雅各能够进行诗歌翻译，显示出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卓越掌握。在最后一个发现中，理雅各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与注释中参考了超过60种文献。任教授对从理雅各到费乐仁教授的学术追求与传承给予了高度评价。

参与讲座的师生与费乐仁教授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