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亚丁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不断证实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和预见力。从儒学文献首次出现在俄罗斯到现在，已经过了226年。200多年来，儒学的基本典籍都陆续有了俄译本，有的还有多个译本。儒学思想也在不同时期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过影响。

儒学经典俄译回顾

以儒学十三经为标准来看，除了《仪礼》、《礼记》、《孝经》和《尔雅》目前尚无全译本外，十三经的经文都陆续有了俄译本。

儒学经典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出现在1780年。笔者2007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原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查找资料时，找到了1780年大汉学家阿列克谢·列昂节耶夫翻译的《四书》，其标题是《四书经，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书》。这是列昂节耶夫从汉文和满文翻译的，大32开，马粪毛边纸，扉页右下钤“1818年亚洲博物馆”印。前面是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年（1667）撰的序。列昂节耶夫没有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中庸》也止于第二十章的“果能此道矣，虽暗必明，虽弱必强”，但从这位汉学家在《大学》和《中庸》的注释中对孔子的推崇来看，孔子以大学和中庸之道教导君主和人民，是位充满睿智的哲人。

1876年，М.Н.莫纳斯蒂列夫翻译的《春秋》经文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该书翻译了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春秋》经文，译者作了注释。其译文取《左传》经文。其注释既注明人物、地名和重要的名物，这对并不熟知俄罗斯的读者是十分必要的；又参酌《公羊》、《谷梁》两传，对经文中的一些微妙表达加以说明。俄罗斯读者将译文与注释对照读，就能对这部儒家经典的“春秋大意”略有领悟。如庄公元年经文有“夫人孙于齐”之语，莫纳斯蒂列夫把经文译得很准确，同时他在注释中引用《公羊》、《谷梁》两传“孙遁而去”的意思，指出这是“她逃亡了”的委婉说法。

1884年，瓦西里耶夫翻译注释的《论语》在圣彼得堡印行。这个译本的版面比较像中国文中夹注的经典版面：先是《论语》一句话的俄文译文，接着就是注释的文字。因为瓦西里耶夫的这个译本是供学汉语的学生用的，这样的翻译注释方法，对教学而言是比较方便的。他将“习”注释为“鸟数飞”，将“朋”注释为“同类”，大概可看出其受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不过，他把“夫子”解释为“丈夫的儿子”的确是一种误解。

由柏百福翻译的《论语》俄译本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这是俄罗斯第一个《论语》全译本，也包含译者的注释。用今天的翻译理论来看，他的译文更多地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比如，不是像后来俄苏汉学家那样，把“子”译为“老师”，而是译为“哲学家”；不是把“仁”译为“仁慈”，而是译为“爱”。在书后还附有译者编写的《孔子传》。

到了苏联时代，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本人翻译了《论语》的“子曰”、“为政”和“八佾”三章，他的弟子对儒学经典的译介也作出了很大贡献。1937年6月，其弟子之一的休茨基通过了博士论文《中国经典〈易经〉研究、译文和附录》答辩。在这篇学位论文中收录了休茨基翻译的《易经》的卦名、卦辞、爻辞，还附录了以王弼、伊藤东涯的注释来解读《易经》各卦的文字。可惜就在这一年，休茨基瘐死集中营里。1960年，他的这篇学位论文连同《易经》的卦名、卦辞、爻辞的译文在莫斯科出版。休茨基的译文准确、严谨，颇有韵味。如“中孚”的九二爻辞“鸣鹤在野，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休茨基的翻译完全做到了以一个俄文词（实词）来对应一个汉字，而且词序一致，较好地传达出了《易经》四字句的韵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另一位弟子什图金则出版了《诗经》全译本。

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在苏联后期和新的俄罗斯，对儒学的翻译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译本外，据不完全统计，现有《易经》一个译本、《尚书》一个译本，《周礼》一个译本，《论语》八个译本，《孟子》一个译本。

走出惶惑的精神资源

儒学思想和儒学代表人物对俄罗斯知识界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

1791年，俄罗斯诗人杰尔查文在其《致英雄》的开篇就赞美了孔子：“严厉的孔子的缪斯啊，/你既严苛，又公正，/无论何时，无论对何人都拒绝献媚。/这缪斯的呼吸啊，/吹动温柔、清脆的笛箫/以深刻的教益感动人心。”1802年，拉季舍夫又在《历史之歌》中称颂了孔子：“孔子啊，绝妙的夫子/你的话语清澈透明，/穿过暴风，跨越诅咒/飞越故国的废墟/在反光中闪耀着，/穿越千百年/在雾气氤氲的高空/翱翔又盘旋。”这是俄罗斯最早的敬佩孔子之声。

对儒学思想产生更强烈共鸣的则是俄罗斯作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恰恰是在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开始了对儒学和老子学说的热爱。应该说中国先秦的文化经典也成了帮助他走出惶惑的精神资源之一。1880年，托尔斯泰不仅在日记和书信中数度提及对中国先秦智者著作的热切阅读，是年他还写成了以“中国智慧”为总标题的三篇文章《孔子诸书》、《大学》和《中国智者老子所写的道与真理之书》。在《孔子诸书》中，托尔斯泰转述了朱熹为《大学章句》写的序言。对托尔斯泰而言，孔子是道德完善的楷模。1900年，托尔斯泰在日记里翻译了《大学》、《中庸》的许多章，其中也有关于修齐治平的文字，这同他本人追求道德完善的实践是颇相契合的。

托尔斯泰采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对立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过于强调物质，而东方文化注重精神，这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所在。在目睹西方文化物质主义泛滥的时候，托尔斯泰强调东方的独特价值，因此他寄希望于注重精神的老子、孔子的“道”。在托尔斯泰看来，这“道”成了抵御这种泛滥的精神力量。他在《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俄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落入欧洲文明的腐化网罗之中）等东方民族的使命是给各民族指明那条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如您书中所写的，只有道，即道路，也就是符合人类生活永恒规律的活动。” 以此观之，在孔子、老子的思想资源中，他找到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方向的印证和认可，也看到了人类救赎的希望。

在苏联时期，由于政治认知高于学术理解，儒家学说总体是被贬低的。在苏联科学院版的《世界史》第二卷（1956）中，作者对儒家作了简单化的描述：“儒生们是贵族阶层的思想家，他们致力于捍卫宗法制残余和井田制。他们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辩护，但对使非贵族阶级的人富裕和提高他们的地位持否定态度。按照孔子的观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

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明显转折，儒学经典和代表人物在苏联越来越受关注。1972—1973年苏联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出版了杨兴顺（Ян хиншун）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两卷本，其中，第一卷收录了《诗经》、《尚书》、《论语》和《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译文和注释。其序言由布罗夫和季塔连科执笔，他们把公元前4—前3世纪称为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和孟子……等伟大的思想家携着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走进了这个时代”。1982年在莫斯科出版了Л.杰柳欣主编的论文集《儒学在中国》，涉及儒学的基本范畴、《论语》语言、朱熹与官方意识形态、科举制度，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就开启了苏联/俄罗斯对儒学的全面研究。

马良文（В.Малявин）的《孔子传》（列入“名人丛书”）于1992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印数甚大，到2010年已出了4版。这个时期，出现了被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稽辽拉（Л.С.Переломов），他的《孔子研究》（1998）影响广泛。《论语》译者、儒学研究家马尔蒂诺夫认为，儒学思想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季塔连科院士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哲学卷》（2006）和《历史思想、政治、法律文化卷》（2009）中，作者群体对儒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作了深入探析。

重视儒学的现实动力

儒家学说在俄罗斯逐渐受到知识界关注，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退席的状况。当整个社会的主体信仰缺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重建价值观念的社会使命意识。这就需要激活各种精神资源。在此过程中，除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资源得以激活——东正教的复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各种社会思潮也纷纷涌现，如自由主义、欧亚主义，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令部分俄罗斯人产生了某种亲近感。

在90年代前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曾探讨了东亚地区若干国家经济腾飞的原因，他们认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东亚若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1991年，Б.波斯佩洛夫在《作为经济发展事实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综合》一文中全面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还介绍了儒家文化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仁、义、孝、忠、礼，认为它们具有现代价值。他分别分析了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状况，指出“在西方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儒家观点的体系发生了变革。在日本、韩国、中国，这种变革的形态不同，但是应该指出，恰恰是在东亚大多数国家，两种社会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工业文明被称为‘人性化的事实’，保障这些国家步入了经济发达的前列”。这就为俄罗斯知识界重视中国儒家思想注入了现实的动力。

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说明人类不同的文化资源是可以相互交流、借鉴和沟通的。正如中国的读者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中吸取了精神营养一样，儒学思想也对北方邻国的读书人产生了正面影响，这就形成了文化资源的潜在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