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滨

文章来源《国际汉学》（2017年第1期，总第10期）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一、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

我在俄文大普及年代考入北京大学。为了建设新中国，学习苏联经验，需要大量的俄文人才。先师曹靖华教授主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独具特色，重在培养文学翻译，这同我的文学爱好、志趣相符，我非常高兴。心想学成以后也要像曹先生一样，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

俄文系依据培养目标设置课程，除了本系专业各门课齐备外，还列入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应该学的基础课——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古典和现代）、外国文学作品选读，以及文艺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课程。这使得我们受到了全面系统的文学学科的教育，具备了比较宽泛的基础知识，正因为有这样的条件，使我有可能听到了前辈教授曹靖华、魏荒弩、龚人放、余振、李赋宁、钱学熙、杨晦、王瑶、高名凯、褚斌杰这些名师的课，受到了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炼。

此外，1956年，当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我们俄文系也举办了第一届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我写的论文《普希金剧作< 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人民性》获奖，这促使我对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兴趣。为了写那篇论文，我有大半年时间阅读了苏联学者布拉果依(Д.Д.Благой，1893—)的一本论著《普希金的创作道路》（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Пушкина，1950）开阔了学术眼界。因而当年我究竟是注重翻译，还是注重研究，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没想到后来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也有影响，我所学的东西竟能在中俄文学比较研究中派上用场。这可以说是我大学时代一种很初步的体会。有谚语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我想，我大概是属于“无意的”，只想学好功课，并没有顾及到自己以后会做什么。

1957年毕业以后留校工作，想的主要是要教好课，两种课程：俄文课、俄罗斯文学课。

二、任教早期对专业的专注

当年的风气是力争“三好”，尤其“学习好”，遵循老师的指导，并且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治学方法上当时曾有争议，前辈名家郭沫若提倡：学外文的应该多学会几种，发展前途才能广阔，不应该单打一，陷于孤陋寡闻。曹靖华先生相反，他说，郭老是个才子，学几种外文，在他当然是多多益善。一般人做不到，不能学了多种没有一种是精的。他说：“两把钝刀不如一把快刀。不好的翻译让人读不下去，好像钝刀割肉，半天割不下一块，出一身汗还不知所云”。他主张目标专注，少而精。

曹先生的话我们不但学习时遵循，就是1957年毕业留校后也努力践行。当时教学放在第一位，是惟一的任务。翻译不考虑，就是科研写文章也都暂时放到一边，久了已成习惯。后来即便开展学术研究，也一定结合教学需要进行，服务于教学，比如努力编写好教材。我就先后参编了四种重要的教科书，教育部部颁教材。两种是供外文系用的：《欧洲文学史》（杨周翰主编）和《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两种供中文系用的：《外国文学简编》（赵澧主编）和《外国文学史》（朱维之主编）。我都是撰写其中的俄国部分，一直是参与集体的著作，久久没有考虑开始撰写个人的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我还是忙于做苏联文学史的“拾遗补缺”工作，就是拾苏联时代所遗弃的“非主潮文学”，补“文革”前后中苏断绝来往20年所缺的资料。主编出了“苏联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九本和教材《苏联当代文学概观》以及后出的《20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并由于本人教学和科研各方面的成绩而先后获得俄方颁授的“普希金奖章”和“高尔基奖”。总体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本专业教学任务进行的，好像与比较文学无关，仅仅是专注于本专业的文学史教学。实际从长远看来，这样的工作也很有必要，有重要的收获：从此能够通教自古迄今的俄苏文学史，对历史脉络有总体的把握，对俄国文学的特点有全面的理解。比如在欧洲文学总体背景下，俄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古代不发达，近代突然大放异彩，仿佛由“侏儒变巨人”，其原因何在？十九、二十世纪两个一百年，俄苏文学成就何以如此辉煌，有什么重要因素，在理论、思潮和创作上是否可以找得出来？两个世纪的衔接和发展是否有章可循？比如题材和思想主要由民族性、民主性上升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描写社会现实由“贵族与平民”转到“旧的上层人物与无产阶级”；还有创作方法由批判现实主义转型为肯定现实主义，是否也是成就文学辉煌的重大推动力。在学术方法上，无论俄国文学史还是苏联文学史，俄国学界都有完备撰述，整理得脉络清楚、重点突出。作家和作品都方便于人们了解并且掌握。这是否也是俄国学院派方法的可贵之处?

凡此种种，都便于我从总体上来考虑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

三、新时期的新观念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我们也要考虑响应新形势的号召，考虑更新学科教育和研究。1、翻译界面临新局面：俄苏文学名著基本上都已翻译完毕，包括早年由其他外文转译的作品也已从俄文直接更新了。新的翻译如何进行？2、教学上，教材内容各个时代的轻重配置要做调整，俄国古典文学古代长期不发达，近现代突飞猛进。苏联文学主潮和非主潮如何配比和补写。3、学术方法的更新。苏联的文艺批评与欧美之比较，如何各有取舍。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是否都是“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方法。

比较文学的新观念，可以说应运而生。需要把俄苏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包括中俄文学的背景来考察，以跳出单个国家的局限。

1979-1980年，由乐黛云教授提倡得到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大力支持开启了比较文学的热潮。乐先生筹组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以中文系为基地，吁请东、西、俄三系的教师参加。我们俄语系有好几人参加，我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是我考虑中俄比较文学研究的开端，具体工作从考虑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始。

当时有一项任务，就是先师王瑶教授在筹办“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81），要邀请国际顶尖的汉学家与会。从苏联的鲁研学人选择一位，让我提供候选人名单，我赶紧找来了苏联四部鲁研专著，其中属于莫斯科大学教授二人各一部(兹涅耶娃Е.Д.Позднеева，谢曼诺夫В.И.Семанов），列宁格列大学一人（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科学院一人（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四部书中，长的五六十万字，短的十来万字，再加上我自己珍藏的《鲁迅选集》俄译本四卷，加在一起阅读量巨大。我赶快查阅和浏览，而且做出笔记。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俄文功底的有用。结果向王先生和乐戴云先生作了汇报，最后认定莫斯科大学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约十万字左右）这部书最有见解，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反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不以为鲁迅是向外国学习的，他说：“鲁迅是向本国的先驱，包括六朝短篇小说的前辈作家学习的。”王先生听着很高兴，他说：“谢曼诺夫讲出了中国人没有讲过的话。”我完成了任务，如释重负。说起这一次的成功，我还有意外的收获，觉得过去认真学的俄文，以及中国文学史的知识都很有用。当年我听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课，大有好处。他在一年的课程里，让我首次了解，并且熟悉现代文学中鲁(鲁迅)、郭（郭沫若）、茅（矛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艾（艾青）、赵（赵树理）以及“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创作。当年用的王先生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八十年代重印，并出了港版，他知道我很热心学习，又重新送了我一套。

借此，我也写出文章《鲁迅作品在苏联》（1981年），并翻译出谢曼诺夫的那部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此后我连续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学传俄的文章，都是呼应相关学术会议和刊物的需要。比如《< 诗经>在苏联》、《杜甫在苏联的翻译和研究》、《红楼梦在苏联》《< 文心雕龙>在苏联的阐释》、《苏联汉学家索罗金的元曲研究》以及在台、港发表的唐诗外译的几篇文章，如《不尽长江滚滚来——唐诗在俄苏的传播》等。特别是《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300年》，经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分期连载。《汉学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先生向我约稿，要求我每期都提供一篇，这些对我是有力的促进。后来从1991年起，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中，每一本中的海外汉学部（王丽娜研究员）都约我撰写俄国部分，计有古诗、唐诗、唐宋词、宋诗、元曲、古代散文和古代小说等分卷。

我特别感谢乐黛云先生的促进和组织，她筹划主编了一套“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约我写一本《中国文学在俄苏》[2]，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我都没想到我在专业俄罗斯文学还没有专著，倒是在俄国汉学方面先出了专著。恰好是学术活动新形势所需的。她筹组的比文学研究中心，改名比较文学研究所，继续聘我兼任，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们在1991年9月由乐先生率领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学人25位，出席东京国际比较文学年会，这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圈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代表团的发言稿集成了一本书，书名《欲望与幻象——东方与西方》[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东京）中国学者论文集][3]，是事前出版为带上大会的。我还带上自己出的那本专著，到东京的书展上。

会上我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前驱》，那是评苏联最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诗品》研究的文章。意外得到阿氏的门生梅列金斯基（Е.М.Мелетинский，1918—）当场响应，他感谢我给予阿列克谢耶夫以国际性地位的评价。我非常高兴，我说，应该反过来我感谢你们才对，因为是你们阿院士向国际上推荐了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名著《诗品》。以后我很快写出第二本书《中国文化在俄罗斯》[4]，里边已经是扩大范围到哲学、宗教、史学、艺术、文化都介绍进去，作为季羡林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受我国传统文化热潮的推动，我第三本书紧接着开始酝酿：《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那是我校的前辈哲学家汤一介教授的关怀和推动。当时由新中国开国上将肖克将军征集了一大笔基金，组织编纂《中华文化通志》（一百卷）。1991年我刚从苏联出差回来，汤一介先生通知我要参加作者大会，汤先生是编委之一，他告诉我一百卷中有十卷是讲中外文化交流的，通志全套书已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公布书目，公开投标，是他交代中俄这本书不要招标，别人写不了，专保留给我写，我当然感激前辈的器重和信任，但还是有点犹豫，感到首次担当大项目，责任重大。他很风趣地激励我说：“每本书有一万元的启动费你还犹豫什么？”

我借助1993年外出莫斯科大学高访的方便，再为此书广集资料。当时有我系一个毕业生在国际旅行社莫斯科分社工作，他戏称我这次来俄一年要完成一个“百万计划”，搜集一百本书，行一万里路。那次果然是运了几十箱的资料坐火车回来的。这套书很下功夫，审稿时由肖克上将率领百卷书的作者百余文人包机飞到广州的花城审稿。前辈费孝通先生，审阅时说我的这一本既写了俄罗斯，又写了苏联，扩大范围了，本书原名为中俄文化交流志，因为费老的建议，便定名为《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5]，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整套丛书获得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很有影响。后来，我们许多作者都进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或理事，或学术委员，汤先生任副会长。

四、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特殊性

关于比较文学，具体到国别文学怎么进行研究，我是颇费心思的。学界有一种意见要从事“影响研究”，这是欧美学派的一种观点。一个鲁迅有三种雅称：“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果戈理”和“中国的契诃夫”，我想，恐怕鲁迅接受外国优秀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会限于个别的某一个作家，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总体的。连鲁迅本人都说要向俄罗斯文学整体学习。他说从20世纪初期，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不亚于人发现了火可以煮东西、照暗夜。”[6]

另外他还夸赞曹靖华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把苏联的革命文学翻译过来“无异于给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可见，“影响研究“不但要求史料准确。谁影响谁，如果没有翔实的资料是行不通的。而且还应从整体来看，就俄罗斯文学整体看，个别的影响研究这个办法不妥。

再谈谈另一派观点：“平行研究”。我们固然可以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拿来比较研究，因为同是剧作家，但是在俄国文学上也不好说，平行选择的对象也有问题。一部《三国演义》，需要谈战争题材时拿《战争与和平》作比较，需要研究妇女形象时，去跟《安娜·卡列宁娜》作比较，需要讲社会底层的话，又去跟《复活》作比较。我也觉得“平行研究”岂不是随意性太大。选材随心所欲，没个标准。对于这种现象，已故的南京师大许汝祉教授曾经著文惊呼：这种现象是乱比！是比较文学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中俄文学比较恐怕用得着俄罗斯学者所主张的“类型学”比较。苏联汉学家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1932—2012）曾当面取笑说：一些中国的论者不通，《三国演义》是中世纪的作品，而《战争与和平》是近代的，不同的类型，根本不能放在一起对比。可以说，俄罗斯的学术研究方法有另一套比较完整的概念。因此我开始考虑类型学比较这一苏联学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

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考虑，那就是俄罗斯长久没有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我曾经问过他们，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认为比较文学便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同我交好的学者，包括莫大系主任告诉我，主要是学术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学术研究对象要具体可操作，比如英国文学，具体可有莎士比亚，中国文学具体有唐诗、《红楼梦》，那么比较文学的对象在哪里？具体有哪一本？是虚的，不可捉摸。我们去东京开会时，在东京议会大楼广场上竖着一块牌：“停车禁止”。俄国学者笑话说，很可能中国人受日本人影响，说话倒着来，明明是文学的比较，非要叫比较文学。只有文学的比较，没有比较文学。况且也不必将这国和那国比较，本国内的也可以比较。只要同一种类型的都可以比较。经过反复考虑，我从事中俄文学比较研究，主要是从事两国的文学关系研究，就中俄文学的交往、来往交流进行研究。而且可以考虑采用俄国学院派的学术方法。

为什么？因为学院派是俄罗斯18、19世纪形成的一种比较牢固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原则。它包括历史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分析等等。比如说对文学研究，他们讲究要系统研究、综合分析。研究一个作家的话，要三个“全部”。一是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一是这个作家所属同一种文艺思潮的全部作家，三是这个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全部状况。因此我悟到了，我们过去由于条件局限，不可能收集到作家的全部创作。没有搜集到《托尔斯泰全集》90卷，中国就出不了全面的托尔斯泰专家，因为没有做到“全部”。可是我们倒是学来了作家作品和历史背景的关系研究，因此我们容易将二者联系，贴社会标签，容易只搞“思想性”。因此一改革开放，不了解全面情况的人，就把苏联文艺理论打成“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我们学苏联，学错了的，人家没有责任，那是我们自己学歪了。所以我可以用类型学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俄比较文学，而类型学研究方法是苏联学院派研究里边一种方法。因此我都是从总体上考察两国的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事文学和文化交流研究的人可像前辈戈宝权先生一样，被称为“中俄两国文化和友谊的使者”。因此我们这些同行同仁也可以这样称呼。我在写文章赞扬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1918—）、李福清、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 ，1934—2015）时，都这样称呼他们的，主要是中俄两国文化比较的研究。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授予我荣誉博士，就是因为我在宣传俄罗斯文学和从事两国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我在我们学校也成立了“俄罗斯学研究所”，属俄语系领导。因为交流是要两端的，这一端有俄罗斯学，那一端是汉学。我们研究所经常接待老中青几代的俄罗斯学者，包括俄罗斯文化人和俄罗斯汉学家，在俄罗斯学界也已闻名。

五、教学科研成果与国际学术交流互相促进

我主要的专业方向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由于所教俄罗斯文学史课程，不仅在俄文系而且在中文系都需要开设，在长期兼教两系的过程中很自然就会关注到两国文学交流的问题。比较文学热潮更促进我去搜集相关的史料。因此，从八十年代开始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居然形成了我一个新的专业方向——中俄文学比较研究，或者俄罗斯汉学研究。但我重点是从事两国文学的双向交流，其中要了解“中流外”有相当的难度。要具备适当的条件，需要到对方国家去考察。所以这期间我前后到苏联去考察和了解情况，总共不下十次。反过来，北京—国际来往频繁，也是搜集交流资讯的良好途径。因此对方来华的学者无论是专访、顺访或者参加会议路过，我们都认真接待。北大的俄罗斯学研究所，成了对方经常来访的单位。这样三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料使我有可能既教好课程，又写出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形成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7]，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闫纯德主编，学苑出版社）之一种。该书把俄国近四百年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史料、著作，按照中国文学自古迄今的系列编撰出来。既介绍了翻译和研究成果，又介绍了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我国学界可以了解总体情况和借鉴他们的经验。该书反映良好，被有些学校作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最近还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这是我以个人专著又一次获得国家级奖励。

从语言大学成立的汉学研究所出了《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杂志之后，每一期都有我或者别人写的俄国汉学研究方面的文章，这引起了俄国人的重视。我曾经几次带领俄国汉学家去参访，并把每一期杂志都送给他们，这样语言大学的研究所也扩大联系，意义非比寻常。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需要解释：苏联解体之后，俄国部分友人有一定的失落感，很在意外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和他们这些交往和活动，恰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信心，感到中国朋友的尊重和亲切之情，让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可以说，我们同仁们充当着两国交流中“文化和友谊使者”的角色。

紧接着北京外语大学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主任竭力创办，得郝平校长鼎力支持），对我们的研究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成立到每一次的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我都有幸被邀请参加。我无论是报告还是写作的题目都围绕俄罗斯汉学。在2001年会上邀请了俄罗斯汉学家学会的前任主席齐赫文斯基，这是一个重大的行动，使得俄国人更加感受到中国人对于友邦的感情和尊重。当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那次活动，谈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时，在标题上提出了“从马可波罗到齐赫文斯基”。这是对俄国朋友极大的精神鼓励。这次会议促使我尽快写出了《俄罗斯汉学史》（列入北外与大象出版社合作出版“海外汉学丛书”，任继愈、张西平主编，2008年）[8]。第一次由俄方的学者齐赫文斯基为我写了序，前辈齐赫文斯基热心地肯定了我这部著作。说这部著作不但评述了俄国汉学总体的发展史，而且指出其汉学研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总体汉学的奠基人，并已经涉及到每一个分支学科，如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领头人物。

六、与学科发展的进程同步

1986年，我与北大同仁们一起创建了北大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做成开招研究生与合著《20世纪欧美文学史》[9]（后有缩编本《20世纪欧美文学简史》）两件大事。这样，由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到海外汉学的发展过程我都积极参加

我亲历了本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见证了它的建设完善。我的学术研究与本学科进展的三件标志性的大事有关。一、1980年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起了启蒙学术思想、开拓新学科的作用。我在新时期头十年陆续写成了三本书，之所以能在各该领域开了风气之先，其实都有赖于它的提倡和推动。二、1994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汉学研究所，开办两家杂志丛书，在比较文学的总体领域内把研究方向和对象具体化，确定为“汉学研究”，便于实际操作。它完成了“列国汉学史书系”，成果丰硕，而我在它的推动下，也集中一个目标，积三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这本书也是得益于它的推动。三、199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的成立，起了建设学科、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专注于海外汉学学科的建设，趋向完善，学术基地最终完成，包括三方面的条件：1.有成就的学者群；2.有系列的成果和教材；3.学科课目进入高校讲坛。从此可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这是学科最终完成的标志。它在国内也团结了本行的全体同仁，推动本专业的研究工作，让我也从中受益。我又写成另一本书《俄罗斯汉学史》。

我的这些学术成果与对方学者的交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比如莫斯科大学教授谢曼诺夫和卡拉别江茨（А.М.Карапетьяц）让我进入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堂奥，了解鲜为人知的资料，使我写的《俄罗斯汉学史》能够涉及现代部分，这是俄罗斯本国人所写的同类书未曾涉及的，他们只写到1917年以前，后面的则不方便涉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专门邀请我访俄，住到科学院宾馆一个多月，搜集史料，考察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为我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得我的著作写出成为可能。科学院世界文学所的李福清院士，每一次见面都要向我通报俄罗斯学者研究的最新信息，资料源源不断，给予我旺盛的创作欲望。我们两人也成了莫逆之交。反过来，我在北外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时，也趁机向有关上级领导参与适时推荐李福清成为我国政府颁授的国际著名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专家，他是第一位获得我国教育部颁奖的俄国奖获得者。此外，科学院的李谢维奇、戈雷金娜，莫斯科大学的沃斯克列辛斯基、谢缅年科，德远东所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伊帕托娃、索罗金、热洛霍夫采夫、列宁格勒大学的谢列布里亚科夫、孟列夫、克罗尔、齐别洛维奇，冬宫博物院的伊沃齐金娜，喀山大学的马科维耶娃、阿山诺娃，基辅大学的谢尔科、李亚申科、维利切科等等，包括俄国驻华大使小罗高寿，都很热心地提供资料，给我以帮助。

七、认识俄罗斯汉学的总面目

经过多年的考察、思索和分析，我们认识到俄罗斯这个汉学大国它的汉学具备如下特色。

其一，其出发点在于了解和调研中国的国情，因此其发展历程历史悠久且持续不断，其目标远在通商和物资交流之上，而含有崇尚古代中华文明，拟以此借鉴，为“开明吏治”寻路。后来是双方互有借鉴和促进。

俄罗斯汉学历经两个半世纪，如果加上其前史，即从17世纪算起，那么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已经超过四百年。长时间内翻译和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期间出现过四次引进中国文化的热潮。头两次是18世纪初在俄国社会各阶层刮起的“中国热”和19世纪下半叶汉学界的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后两次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主要表现形式均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全面而多渠道的文化交流。

其二，汉学学科研究遵循“百科全书”方式，呈现出研究的范围广、成果多之特点。从历史典籍到民间文化，从考古文物到历代工艺品，从儒、释、道到外来宗教，从宏观上的国家政治体制、历史沿革、皇朝更迭、典章制度到微观上细小工艺的考察，直至服饰特点、陶瓷器和古钱币的鉴定都有人研究，其中不乏专著。成果中还有关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文化，甚至有我国台湾岛原住民文化的论著。

其三、学术方法秉承俄国学院派的理论。

学术研究已形成传统、造成风气。汉学人才虽然也有不少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但学术界已养成一种风气——似乎不向着学者型的方向发展就不足以成为知名的汉学家。因而凡是想要多少做出点贡献的人，都极为重视资料搜集，力求多而全；坚持长期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务求深而细，很多人师承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院士和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91)院士，直至形成汉学学派，因而在俄国，搞专业研究的人自不必说，即便是非专业研究的人也都努力成为汉学家。今人费德林（Н.Т.Фëдореко，1912—2002）通信院士本职是外交工作，在苏联外交界任职30多年，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官至外交部副部长。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仍在业余时间从事汉学研究。曹靖华教授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时，曾赞许地说道：“你看费德林在重庆的生活，公务那么忙，公文包里还随时带着中国文学作品，一有机会遇到中国人，就请教和讨论起来。”费德林就是靠勤奋、恒心和善于利用时间而做出成就的，可以戏称他为“业余的”汉学家。但他却以优异成绩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当他80岁时，他写的中国文学论著单行本就有35本。

其四、汉学学科是一种国家行为，其运作和工作进展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从早期酝酿含有18世纪三位沙皇的意向和努力，沙俄、苏联以及现代，汉学研究仍是为国家总体需要服务，有些杰出汉学家还担当总统对华国务顾问。

汉学队伍强大，整个汉学界显得有组织、有规划，研究项目都有分工。还有人经常注意梳理本学科进展的历史、发展的现状，或写出综述、阶段性研究总结，或编撰汉学词典和汉学书目汇编，有不少学者在这个领域成果卓著。

俄罗斯汉学研究大可作为，是一门有意义的学问，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行继续在这个学科领域努力，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