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黄明雨 《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2月04日05版）

曾经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西方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视角不同。1975年之后，施密特多次访华，他不仅应邀参加了1984年国庆阅兵典礼，而且时隔三十年后还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撰写书评。是什么使得这位出生于汉堡的德国人对中国人始终充满好感？是什么驱使这位喜欢绘画、并且擅长管风琴和钢琴的政治家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数十年来与北京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见交换？

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国人

即将要迎来乙未年的春节，许多朋友开始在网上抢购火车票，我也早早地订好了机票，准备携妻儿回南京和父母一道过年。有一天在厨房做饭，想起过年“回家”的事，突然意识到，中国人的“回家”就是回到父母的家啊。可能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国人这个朴素的“回家”的观念都没有改变过，就算是在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这位曾经的联邦德国总理——第一次访华的时候。

施密特先生在他的著作《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中生动地记述了197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的印象：“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长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发卡。……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大建筑物更多是斯大林主义的建筑风格，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某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因素，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首都的很多战后建筑一样，难看而单调。但是，大街上无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时成千上万辆晚上不亮车灯的自行车，还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杨和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数不清的花盆，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幅生气勃勃和亲切舒适的景象，尽管这种景象对我们是陌生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相当难看的、蓝色或灰色的服装，但他们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难以接近的面孔。”

而今施密特刚刚度过96周岁的生日，仍保持抽烟的嗜好，他每日香烟的消耗量曾经和邓小平相当，一天三包。每次和德国来的朋友谈起这位面对电视镜头仍手不离香烟的老先生，德国朋友对他这一“恶习”都抱以宽容的态度。施密特不仅对邓小平抽烟有好感，而且高度评价邓的能力——“干练，笃信某一种事业，并坚忍不拔。”他与西方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视角不同，对于邓小平在1980年代末期面临的艰难处境和要担当的责任，他表示非常理解，尽管对事件的结果感到意外，并备感遗憾。

是什么使得这位出生于汉堡的德国人对中国人始终充满好感？是什么驱使这位喜欢绘画、并且擅长管风琴和钢琴的政治家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数十年来与北京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见交换？

施密特对孔子很着迷

在施密特与德国驻北京记者弗朗克·西伦的对话（该访谈录形成了施密特的另一作品《与中国为邻》）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位西方长者的思想脉络：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像中国那样历史悠久，能在历经了100年的惨然衰落和奇耻大辱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而且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几乎像谜一样。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的宗教的国家——真是不寻常。”

1975年之后，施密特多次访华，他不仅应邀参加了1984年国庆阅兵典礼，而且时隔三十年后还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撰写书评。他提醒西方读者：“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这是一种绵延不断地发展，在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似乎已遭毁灭，目前却正经历着难以置信的复兴的文化。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无知，但也确实是出于西方的傲慢。”

作为西方世界1989年制裁中国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欧洲政治家，施密特肯定毛泽东的魅力和才华，赞赏邓小平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但他更推崇2000多年前孔子的功绩。施密特第一次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大哲学家》一书中看到孔子的名字与其他三位影响世界的权威人物（苏格拉底、佛祖和耶稣）并列在一起，这一年他38岁。那时，他已经从“二战”的战俘营出来，读完国民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并在汉堡的经济交通局工作过几年。他的女儿已经9岁，此前他还有一个儿子，可惜不到一岁患脑膜炎夭折了。

施密特对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很着迷，因为它“不是基于宗教，却是2000多年来唯一能够影响广大群众的伦理学”。以至于他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是吗？’”（引自《施密特：未来强国》一书，第130页）

记者西伦的提问颇有意味，他问施密特：“如果没有上帝，那由谁来定什么是理性的？”

施密特答道：“对中国人来说，第一个是由孔子来定。”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

从这两位西方人的一问一答，可以看出一些别有趣味的内容。首先，这两人都认为中国人没有上帝的观念，这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西方人和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其次，施密特眼中的孔子类似于苏格拉底，是一位理性主义者，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如果说到这两人的不同之处，施密特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人也许比孔子谦虚，而孔子则有意识地利用了自己的威信。”（《与中国为邻》第216页）

尽管，施密特欣赏孔子——中国人的先圣，但他未必真正懂得孔子，就像今天的中国人都对学习传统文化充满极大热情，但未必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里，必须提到“信仰”的问题。

简单来说，“信仰”首先要解决人的有限性的问题。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更高的意志存在？如果选择相信，那么就承认了人的有限性，人就有了敬畏之心，就不至于胆大妄为，自以为是，无法无天。那么，这个超越人类的更高的意志存在是什么呢？中国古人称之为“天”“上天”“上苍”“老天爷”，也曾称之为“上帝”，只不过不是被西方人格化的神。中国古人的文献对这个超越人类的更高的意志的表达随处可见，比如，“天，至高无上。”（许慎《说文》）“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记·屈原列传》）

“信仰”其次要解决人的无限性的问题。当人承认人的智力的有限性，面对上天臣服，并相信天良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让天心指引人心，那么一个平凡的人会焕发出无穷的精神力量。“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许慎《说文》）“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大人先生传》）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限性和无限性并不对立，是可以统合的。每个生命既是那么的高贵（“天道下济而放光明。”《易经》），又是如此的卑微（“地道卑而上行。”《易经》）。自古以来，中国人没有走宗教信仰的路，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必须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遇见真正的孔子。他是中国人伟大的先知之一。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有信仰和伏羲、尧、舜等先知，孔子的伟大在于他通过自己贫贱的出身和奔波劳碌、诲人不倦的一生启示中国人，每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成为一个配天应地的大人。

用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来衡量中国文化，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五四”之后，我们片面地学习西方，用西方的世俗教育和实用哲学来替代中国人的生命之学，切断了天人关系，否定了中国人的信仰，所以我们无法见到孔子的真面目，也无法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这里，没有任何责怪和轻视施密特先生的意思，我们试图透过施密特的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跳脱百年来的迷思，不再被西方的价值观念所束缚，重新确立中国人的文化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人是有信仰的，而不只是懂得饮食男女的经济动物，那么，中国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认为人类当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上天的孩子（“天命之谓性。”《中庸》），天良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做事别昧了良心，否则小心遭天谴。而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怎么就忘了呢？我们受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的影响，过于注重人类的理性，以为这个世界是人可以理解的，其实，如果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在上天面前臣服，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世界不是人用头脑可以理解的，它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感应，用生活去体证，却永远无法用人类的理性去证明。换句话说，无论你理解还是不理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存在的，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今年5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提四个“观”，第一个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正如施密特先生感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以后，首先把儒家思想扫地出门。但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与中国人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正在回归。习近平主席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显示出中国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会反受其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并非本意的危机甚至战争，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华文明更能提振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施密特：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而写的书评）

第二，中国人的信仰除了确立了“天-人”关系（这一点与世界上所有正派宗教是相通的），还明确了“人-地”关系。这个“地”是对应“天”而言的，是指我们身处的这个大自然。它是“天”的另一种呈现，是上天的身体。中国古人相信，我们从天而来，就生活在上天的身体里。有了这份相信，中国人就不会狂妄到去伤害自然、征服自然；有了这份相信，中国人就安然地活在现实世界当中，而不总想着生活在别处，对于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此案即彼岸。

中国古人与天地的和谐关系，是世界文明的典范，是值得当今人类重新效仿的。当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与天地万物原本一体，我们怎么会疯狂到想毁掉地球而逃到火星上去呢？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核技术专家都承认这一点，目前人类还无法有效地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只能找个荒凉的地方掩埋起来，留给后人——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国人的信仰。真正的中国人，不会为了贪图当前的便利而不顾死后洪水滔天。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天地人”的生命图景。小孩子背诵的《三字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三才者，天地人。”就这么简单。

冲出“历史三峡”

人有了信仰，生活就有了方向，精神就有了去处。几千年来，有了“天地人”生命信仰的中国人，其行动是从容而有力的——“象天法地”“顶天立地”“通天彻地”“配天应地做大人”。孔子为何伟大？因为他德配天地，道贯古今。《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一个上通下达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中”人。中国人就是中和之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前提，才有可能实践“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尽管，当前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情况特别复杂，任务特别艰巨，但我们有信心冲出200年“历史三峡”的最后一段峡谷。正如施密特对已故的邓小平的评价：“他创造了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最好的15年。很有可能，人们有朝一日回眸相望时，将不再把邓小平仅仅看作是最成功的共产党领袖，而是把他视为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他通过自己那种坚定不移、务实的贯彻力，使人类的五分之一人口与世界融为一体，并帮助中国人过上了持久富裕的日子。”中国人信仰的重新确立，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它势必帮这个世界的大忙。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将力挽狂澜，不仅帮助当前人类从消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迷途上回头，而且一定会成为调停和转化世界上不同宗教和种族冲突最主要的和平力量。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称中国自1840年之后进入了200年的“历史三峡”，此前，中国的情况是千年不变；此后，是十年一变。的确，过去的170多年来，中国人饱受了种种苦难，而最大的精神苦痛是无家可归。可喜的是，中国大地上正在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和谐共存，那些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春节回到父母家过年。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回到父母、回到父母的父母、回到一代代的祖先，从而回到了遥远的天际，那里是人类的源头，是全天下人共同的家。

祝福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国人，祝福走在回家路上的人类！